从《史记》到《汉书》

《史记》之后，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官修史书诞生，那就是班彪、班固父子的《汉书》。班氏父子写成《汉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也离不开《史记》的启发。

《汉书·叙传》说，班彪的伯父班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班斿不但与著名学者刘向一同校秘书，还被赏赐“秘书之副”，这一点在班氏家族的文化发展中至关重要。因为当时的书籍，特别是五经以外的典籍多为朝廷垄断，外界很难接触到，所以《叙传》接下来就说：“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汉成帝时，东平王刘宇以皇叔的身份求取诸子典籍及《太史公书》，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说，诸子典籍不尊五经，非难圣人，宣扬鬼怪，《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诈术、权谋，汉兴之时的韬略计策，还记录了天官灾异、地形险要，都不宜放在诸王那里，于是拒绝了刘宇的要求。这里特别提到《史记》，可见像《史记》这样的书在当时决不能随意流传，只有班氏由于得到“秘书之副”——其中也包括《史记》的副本，才能够接触和阅读它，这无疑是后来班彪与班固得以续作《史记》、创作《汉书》的前提条件。

班彪从小与班斿的儿子班嗣一同游学，受到伯父与堂兄的深刻影响，尤其班斿“家有赐书，内足于材”，以至于“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扬雄）以下莫不造门”（《汉书·叙传》）。也就是说，丰厚的藏书使得班家成了当时学者聚会的中心，如此热闹的学术环境将给班彪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可想而知。

学者们讨论的内容，很可能就包括《史记》。当然能够参与这种讨论的人也相当少，因为《太史公书》当时并未颁行于世。扬雄读到的《史记》极有可能就是班氏家藏的赐书，或者当时还有刘歆等其他学者，聚会在班氏的府邸，进行小范围的读书和研讨，得出相似的意见，并且产生续作《史记》的念头。而当年班彪可能也正参与其中，由此继承了前辈学者的意见，并将他们续作《史记》的设想付诸实践。并且到班彪这一代，这种小范围内对《史记》的讨论大概仍然在继续，王充《论衡》中就有一些引用《史记》的地方，而王充本人正是班彪的学生。这新一轮的讨论中又有班固参加。《后汉书·班彪列传》注释引用谢承《后汉书》说：“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班固十三岁那年，王充就拍着他的后背，对班彪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把汉朝的历史记录下来。”王充的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班固从小在家庭营造的文化资源和学术氛围里耳濡目染，他著述《汉书》的想法必然也会受到前辈的深刻影响。

明代嘉靖年间德藩最乐轩刊刻《汉书》

除此之外，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比，班彪、班固父子具有更加强烈和正统的儒家思想。这一点，我们从班氏父子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来。班彪“性沉重好古”（《后汉书·班彪列传》），“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汉书·叙传》）。班固则在《汉书·艺文志》阐发自己的观点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这表达了对西汉儒学流派纷呈的不满。他认为，儒家思想应当凝聚成一个整体，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自说自话、百家争鸣，这样才符合“上古之道”。像《史记》这种“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显然有悖于班固的学术理想。

正是在正统儒家精神的指导下和前代学者的不断积累中，班固才得以最终完成《汉书》。后人往往评价《汉书》“丰赡平典”，而学术个性不及《史记》突出，这种印象的形成，恰恰也来自《汉书》最初的著作精神。一方面，《汉书》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传承和逐渐集中的结果，班固只是最后一位集大成者。另一方面，班氏父子写作《汉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避免《史记》中“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个性，以回归完整统一的上古之道。

不过，班固撰写《汉书》的过程也像司马迁撰写《史记》一样曲折，据《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一开始，班固想在班彪《史记》续书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却被人向汉明帝告发了。明帝怀疑班固私著国史，诋毁朝廷，就把他收押在监。后来，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辩解，明帝又亲眼见到了班固的书稿，才相信他确实没有借史书妄议朝廷的意思，于是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又派了几位学者和他一起撰写光武帝本纪等篇章，观察他的表现。等班固通过这一系列考核之后，明帝终于同意授权给他，让他继续完成《汉书》。

经历过这场生死变故的班固对皇帝感恩戴德，从此以《汉书》为宣扬“汉德”的载体。具体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知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这倒不是因为班固有意要写“断代史”，而是他出于“独尊汉室”的政治考虑。为了突出汉朝绝对权威的地位，班固将汉朝之前的历史全部回避了。其次，《汉书》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却剔除了“世家”一类。班固这样做，是为了将“本纪”与“列传”按照君臣二元对立起来，君尊臣卑，如果出现介于君和臣之间地位的人物，那一定会对君权造成妨害。最后，《史记》“八书”中原有《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对汉武帝一朝政治进行了批判；《汉书》则把这三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改成《郊祀志》《沟洫志》《食货志》。为什么要改名？因为“郊祀”一词出自《诗经》，“沟洫”一词出自《论语》，“食货”一词出自《尚书》，班固认为这样的标题才符合儒家精神，才能彰显有汉一代的风教文化。

汉魏洛阳城遗址

班固一边为汉室鼓吹，一边感叹司马迁不识时务：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在班固看来，司马迁由于缺乏明哲保身的智慧，不懂得如何与朝廷周旋，才惨遭不幸。那么，识时务如班固，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呢？恐怕也未必。汉章帝时，班固亲近外戚和权臣窦宪，又纵容自己的子侄作奸犯科，结果汉和帝即位后，整治窦宪，班固也随之倒台，死在狱中。所以南朝学者、著有《后汉书》的范晔这样评价说：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范晔说，班彪、班固父子嘲笑司马迁不知明哲保身，自己又怎么样呢？班固以为替汉室歌功颂德就可以永保富贵，谁知最终身败名裂，连性命都丢掉了，还不如司马迁呢。这番议论，或许也可以给今天的读者一些启迪吧。

班固去世时，《汉书》“表”和“志”的部分还没有写完，后来又由他的妹妹班昭进行续补，方成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