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社区到现代社区

（一）社区转型：社会转型的微观呈现

社会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区作为社会的“微型景观”，也集中体现着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社区转型就是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转变。

在当代中国，社区转型也呈现出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几种特质：第一，经济体制由计划控制向市场化的转变促使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动，这是一切变化的基础；第二，社区的各个微观层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逐渐呈现出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发展变化；第三，社区之间传统的界限日渐模糊，开放性日益增强，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相互依赖；第四，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时间观念增强，生活节奏加快，就业方式多样，社会流动迅速，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行为多元等等。^[29]

（二）亚社区

对于改革开放前居民生活的居住地并未承担社区的角色和功能，徐永祥将改革开放以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住地”看作是一种“功能萎缩、发育不全”的“亚社区”。他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所谓“亚社区”是指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管理地区社会（居民居住地）的一种模式，是一种“内在价值被严重低估、社会角色不清、社会功能萎缩、社会机制发育不良、居民参与度较低、单一行政化了的社区”。^[30]

这种“亚社区”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高度行政化。政府在社区生活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由政府对社区内的各项事务进行统一安排、计划管理、行政指导；第二，社区自组织严重萎缩、发育不良、功能异化。在“全能”政府的主导下，行政权力充斥社区各个领域，导致社区自组织发展的空间被“挤压”或“侵占”，社会层面发育乏力；第三，单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归属意识，对职工与所属社区之间建立积极互动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消极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职工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31]

（三）从“亚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

就“亚社区”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在社会主义同家建立初期和工业化初期，“亚社区”同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体制是高度一致的，都扮演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重要角色。“严格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特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社区。”^[32]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改变，“政社不分”、“企社不分”、“事社不分”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各种社会组织的发育，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单位在组织的目标和功能上实现合理有序的分工，要求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政府行政力量应从各种社会事务中退出。“亚社区”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其“社会稳压器”的机制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亚社区”体制，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功能完善的共同体社区，就成为一项紧迫的历史性任务。^[33]

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亚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前提。按照市场经济高效、有序的原则，改变以往行政化体制的弊端，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向专门化和效率化，同时剥离企事业单位以往所承担的大量的社会职能，实现企事业机构职能的专门化。从这些机构身上剥离出来的各种社会职能，如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返还给社会和社区，并由功能专门化的社会团体、机构和功能完善的相关社区组织来承接这些社会职能。至此，社会组织职能和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为社会层面的发育和社区的发育提供了条件，社区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服务居民群众的“社会共同体”内涵。

【注释】

[1]有关内容参见李璐：《广州社区管理组织的新架构》、《深圳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载《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第186-207页；第476-497页；李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2011年，第357-381页。

[2]参见郑杭生、杨敏：《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49-50页；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4）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4-5、7、25页

[4][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沈明译：《论现代法律文化》，为（Lawrence M. Friedman, The Republic of Choice: Law, Authority, and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的第六章，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04-30

[5][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法简史》（Law in America：A Short History），美国有声读物，2006年

[6]郑杭生、杨敏：《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6页

[7]参见李璐、冯宏良：《空间与功能：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建设的两个向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6）

[8]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2）

[9]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6）；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10]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

[11]郑杭生、杨敏：《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12]李璐、冯宏良：《空间与功能：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建设的两个向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6）

[13]参见李璐、冯宏良：《空间与功能：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建设的两个向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6）

[14]参见李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2011年，第357-381页；李璐：《利益分化时代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理论导刊》，2012（7）

[15]夏建中：《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02（1）

[16]王剑敏：《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17]参见李璐：《制度与价值：解读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的两个视角》，《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2）；李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2011年，第357-381页

[18]夏建中：《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02（1）

[19]参见向德平：《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学海》，2006（3）

[20]徐永祥：《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东南学术》，2006（6）

[21]参见李璐：《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2（3）

[22]马立：《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理论文萃》，2006（5）

[23]徐道稳：《社区建设抑或“社会”建设——社会结构视野中的社区建设》，《城市问题》，2003（2）

[24]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

[25]顾建键：《现代社区管理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26]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

[27]参见新华网：《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已达30万人》，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8/13/c_116927913.htm， 2013-08-13/2014-05-26

[28]参见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

[29]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30]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3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79页

[32]徐永祥：《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东南学术》，2006（6）

[33]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