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二、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我们以往关于传媒性质、任务、作用等说法的由来，主要是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得到的定性。而这些定性，又来源于对新闻阶级性、政治性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讨论新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再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1．新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在世界上有多种社会制度，其中资本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体现资本主义国家主流人群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具有社会主义特有的观念。具体到中国，所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政治体制和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

由于新闻政策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形式上一般是自在的和多元的，但实际上有多种无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力量在制约着它们，这种无形的力量需要经过科学的调研和论证才能感受到；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通常是有组织的和一元的，要求与中央权力组织的观点一致，重大的新闻，要求采用国家通讯社的通稿。不论何种形式，一个国家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带来的意识形态印记。

新闻有没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应该说总体上是有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过去说得绝对了，例如说传媒刊播的新闻，每句话、每个字都要代表党，都得体现党性原则。这种说法在1956年党中央124号文件中就批评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类绝对的说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觉消失。从这种观点向外延伸，又进一步说外国媒体上刊播的新闻，每个字、每句话都有阶级性，这就有更大的偏差了。

一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那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印记，但这种总体认识不能直接用于说明具体的微观问题。以前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强调新闻的阶级性、政治性等等，我想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跟我们不一样，它的媒体传播的观念在总体上自然而然跟我们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媒体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中国的新闻也是这样。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在这个层面，并不是所有具体的新闻都反映国家或阶级的意识形态，许多具体的新闻谈不上什么阶级性、政治性，比如某一个演员表演得好或不好，只是大家的评价不同，一定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性、政治性，那是“文革”遗风，很荒谬的。但是对新闻的整体进行分析，确实能够看到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痕迹。特别是在矛盾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像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冷战时期的新闻，非常明显地具有政治性。现在经常发生冲突的地区，对立双方或多方的新闻往往截然对立，能明确看出来新闻背后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特点。

还有，即使观点对立，发布的新闻也不一定就具有阶级性，也可能是同一个阶级、集团内部的不同观点，有些分歧、差别，谈不上阶级性，但可以说具有政治性。就像“文革”中的很多派别，还有党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表现在新闻上，你不能用阶级性来分析，甚至连政治性都谈不上，就是在同一种政治条件下的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常态；完全一致，反倒不正常。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阶级性与政治性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过去“左”的意识统治了太长的时间，造成我们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动不动就对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哪来的阶级啊，都在同一个党内，甚至同一个委员会内，这种分析的结果有时候是非常可笑的。当然，宏观上还要承认这一条，毕竟我们这个社会和外部的社会，在阶级意识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会对传媒的新闻有一定的影响。传媒在宏观上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如果传媒属于某个党派，当然它传播的新闻总体上还具有党性。

为什么要强调“总体上”？因为一条很具体的新闻，有时候你很难给它戴上阶级性、政治性、党性的帽子，但是总体上我们能感受到每个国家由于它的社会制度不同，在这个国家流通的新闻，自然带有这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

2．把传媒的职能比喻为“喉舌”

既然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党性，那么传播新闻的媒体作为一个机构，在这个意义上的职能的定性，就有多种说法了。把传媒比喻为“喉舌”，是较早的一种。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图5－1），时年24岁，清王朝的六品官。他强调报刊的作用是“通上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将报刊的职能定性于与政治的关系，肇始于这篇文章。

图5－1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原版

梁启超后来论证的一系列关于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引进西方新闻学的学术观点，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他把新闻学的理念视为“术”和“器”，将报刊视为“政本之本，教师之师”，赋予报刊以无法承受的重任：“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喉舌”是一种比喻。梁启超把报刊比喻为喉舌，是从两方面说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这句话里，梁启超描述了报刊出现前的一种情形：皇帝和百姓都有自己的喉舌，但是不能相互沟通。他认为，现代报刊既可以做皇帝的喉舌，又可以做百姓的喉舌，让双方相互沟通，这是他的理想。看来，后来“人民的喉舌”或“党的喉舌”的说法都有，均始于梁氏。

其实，梁启超接受西方新闻学的一些概念时，已经将它们中国化了。在西欧，报刊是国王喉舌（官报时期）的思想那时已经过时一二百年了，而报刊代表舆论早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如前面谈到的，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他把报刊说成既是皇帝的喉舌，又是百姓的喉舌，显然带有中国特色，是为了说服光绪皇帝引进现代报刊，进行政治改革。他的比喻，不能说明更多的道理，但是无形中改变了报刊在西方社会中的单一职能认识（舆论代表）。

报刊是民众的喉舌，这种说法其实较为抽象，因为民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皇帝的喉舌（后来转变为权力组织，诸如政府、执政党等的喉舌等）则是具体而清晰的。所以，关于传媒是喉舌的表达，主要是一种在传媒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定性。现在又增加了传媒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定性。无论哪种定性，都表达了一种传媒所处的地位，即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属于一定阶级的组织（政党）、国家政治的组织、经济的集团，或更直接成为某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的比喻，出现频率最高。但就党正式的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来看，没有使用过这种比喻。这种比喻较多地出现在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中。现在看到的较早的论述，是延安《解放日报》社长博古1944年在内部的一个讲话使用了“喉舌”比喻。他当时说：

“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如报纸这样更紧密的和群众联系，……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是很光荣的”^[3]。

现在关于传媒是“喉舌”比喻的毛泽东论述的依据，是他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说的一段话：

“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谈到“党报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方式，如果用一种比喻来表达，“喉舌”是最为恰当的，即党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专门对外说话的部门，所发挥的单向传播的作用。

当时在党内地位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1948年10月在其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同时进一步使用了“桥梁”、“导线”（电话线）的比喻来说明传媒的职能。他说：

“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

“桥梁”、“导线”的比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包含信息的我往、你来两方面。这种说法与最早梁启超说的两方面的喉舌观点接近，但采用了新的话语表达。

关于民众的喉舌的说法也有，但是现在说的频率较低。历史上，我们把邹韬奋和他主办的刊物誉为“人民的喉舌”；1956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的领导人为《中国青年报》讲话，谈到该报应做“代表群众的喉舌”。

3．传媒的职能表现为某种“工具”

除了“喉舌”的比喻外，还有直接谈到传媒是某种“工具”的各种说法，这是对传媒职能的一类表述，其中最普遍的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30年8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写的发刊词，较早地谈到这个观点。共产党员张友渔30年代中期在北平发表的多篇文章，对这个观点进行过论证。毛泽东1957年说：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4]

图5－2　“文革”中《首都红卫兵》报揪批刘少奇的版面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认为是正确的。传媒是可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而且有时传媒还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工具。但是，我们过去把搞阶级斗争说成是传媒唯一的职能，这就使一个较为正确的观点变成了谬误。媒体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信息。

“文革”中，这个观点被推到极端，进一步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还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这完全是谬误。专政是公检法的职能，要求传媒具备暴力工具那样的职能，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大家看这张“文革”中的《首都红卫兵》报的头版（图5－2）：头条通栏是最早发表的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文章《重炮猛轰刘少奇》，下半部通栏文章是《打倒赫鲁晓夫式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完全没有法治，随意诽谤国家主席，这就是报纸成为所谓“全面专政的工具”的实践！这种对传媒职能的认识是错误的。

列宁（图5－3）在1918—1920年间，大约三十多次提出“报刊是××的工具”，我们过去不少文章经常引证这个“工具”或那个“工具”的列宁语录。这里需要解释几句。这些说法是列宁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时候说的，当时强迫所有人加入劳动公社，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名义上保留货币，为了中央银行的统计业务），给每个人发一个劳动记录的本子，你劳动多少记在劳动本上，根据你劳动的多少发给你消费品。列宁认为，打倒资本家以后，工人解放了，现在是为自己干活了，应该会有高涨的热情。实际情况却相反，工人们却怠工、偷东西，因为工人没有刺激力量了。当时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社会建设的工具的思想，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事项上，要求报刊成为诸如以下的各种“工具”，显然是不可能的：

图5－3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

“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

“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5]

列宁的工具论观点，可以1919年他发表的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为例。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文章后面，他激烈地批评媒体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为什么没有做到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媒体的职能，媒体是一种精神产品，它怎么可以制止偷东西、制止怠工呢？文章还说，我们的报纸不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报纸为什么不揭露这样的东西？列宁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但是那时他没有认识到，情急之下对报刊提出了很多无法承受的职能要求。后来，列宁改正了错误，恢复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恢复了报纸的订阅制。此后，列宁没有再说过类似上面引证的话。

“工具论”建立在传媒不是独立的精神力量的认识基础上，一般适于说明指党的机关报、政府传媒的职能。

4．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

还有几种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定性说法，其中较经典的是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

列宁1901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报》（图5－4）的作用时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后来，这个观点被斯大林概括为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基本职能。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开始出现“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解放以后写入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

图5－4　《火星报》创刊号头版

列宁1901年讲的“报纸”，特指《火星报》。《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的一份秘密报纸，当时的党中央和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被沙皇警察破获了，在没有党中央领导机构和党中央机关报的情况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于1900年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该报编辑部履行的职能，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实际上相当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列宁通过建立报纸发行的代办员网络和通讯员网络，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串联起来，统一思想，并由该报组织的“火星派组织”出面，于1903年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建立了党。所有这些，都是在列宁计划之下做的。他于1901年在《火星报》社论中说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集体”是指“党”，报纸是指《火星报》。这是一种独特情况，不能扩展到党中央机构健全下的党报，更不能扩展一般的报纸。在列宁的组织原则确立后（1907年以后），党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个部门，党报若是党的组织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呢？

1923年，斯大林为了和别人辩论，把列宁的这个观点变成一个普遍的观点。他做了一个解释，比如，现在运输战线缺少人力，媒体为这事发了社论，号召大家支援运输战线，于是很多工农群众给党报发去了决心书、保证书，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送到运输战线去了，这就是报纸的组织作用。这是斯大林在《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和《欲盖弥彰》这两篇文章里做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不通啊，——媒体是发了社论，但这是传媒在宣传党中央的决定，它是党中央下面的一个宣传工具。发了社论以后，很多人给报纸写信表决心，这时候报纸是中央机关的一个机构，自然有人给它写决心书，这并不是报纸在组织什么，起组织作用的是党中央，党报是党中央组织这次运动的宣传者和鼓动者，是党中央组织行动的一种途径，或叫党中央的组织手段的一部分。因而，斯大林的观点说不通。关于这个问题，198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专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说法说不通，也与我们现在的党报体制相悖，过时了。此后，没有发生过争论，这种说法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5．传媒教育、引导群众的职能

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而言，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而传媒的接受者十分广泛，多数人的文化水准不会很高，甚至是文盲，于是就出现了传媒是人民的教科书、精神文明的场所、学习的园地、要引导舆论和影响公众等等说法，传媒确实具备这种客观的传播效果。仅就舆论导向的要求看，这种认识中，亦含有从传媒与政治关系角度定性的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

早在清朝末年，官方开明派就在各地组织过读报活动，通过读报来启蒙，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媒体有这个作用，但这不是媒体的主要作用，而是一种附带作用。一般来说，强调这种观点的人是精英代表或掌握权力者，他们认为传媒高于传媒接受者，我们有责任（通常文化精英这么认为）教育或有权力（通常是官员）教导你们。随着文化知识在社会的普及，这种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虽然存在，但在淡化。新一代有文化的传媒受众，不会看高大众传媒，甚至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传媒的行为。不过，在我们社会的基层，读报活动至今仍然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存在着。这里展示的是最近网上的消息，这样的照片网上很多，那些居民小区的老头老太太组织起来读报，这也很好嘛！这是一个地方的街道委员会组织的读报活动的照片（图5－5）说明：

图5－5　石化街道合浦居委会老人读报活动

石化街道合浦居委会近百名老人，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人读报小组，至今已有十六七年的历史了。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有48岁了。难得的是，读报小组的活动是雷打不动的。

社会是分层次的，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是“教育者”的观点能够成立的，但若把这样的认识作为关于媒体职能认识的主要方面，恐怕不会被普遍接受。当然，以某方面专业教育为主的传媒，其主要职能是教育，亦不会有谁反对。

6．报刊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与传媒的党派属性

以上说法的前提，在于认为传媒具有阶级性、党派性，至少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等等，是用“上对下”的视角来看媒体的，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它作为对媒体的唯一认识和主导性认识，如果作为对媒体的主导性认识，可能会出偏差。

传媒有阶级性、政治性等等说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列宁还就党报党刊，论证过党性原则。但这不是马列独特的观点，而是当时社会的观点，是社会公认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过渡的历史阶段，党报党刊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报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党性是自然的，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个奇怪的现象。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不承认报刊具有党派性？在政党报刊时期，大家都承认的。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谈一下世界上报刊发展的历史。世界报刊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商报时期。随着商业化报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在19世纪中叶，党派报刊很快（在美国）或逐渐（在英国）消失。当时已经有很多报刊不再站在哪一边，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现在更是这样。并不是说报刊没有自己的观点，它的观点是围绕着利益转移的，报刊的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通常决定着报刊的政治态度。这种利益可能会使报刊的政治态度相当模糊，或者无所谓态度，或者有时候态度非常鲜明，总之，传媒的政治态度是围绕着如何争取更多的读者转的。

例如19世纪中叶的英国《晨报》，马克思说：

“这家报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实际上报纸并没有经过什么编辑，它倒像是个辩论俱乐部，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也给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6]

正是由于报纸持这种态度，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泰晤士报》，这说明那个时期正处于从党报时期向商报时期的过渡，而这张报纸代表了报刊的发展趋势，从马克思的行文口气看，是肯定《晨报》的。

再看恩格斯对英国《评论的评论》的评论（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斯特德（一个有名的报刊经营者）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指他在挣钱方面非常有办法），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轰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至于是些什么东西以及来自何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7]

商人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引起轰动的东西他就登，登了能赚钱，这时候有什么党派性呀。那时是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说这段话的时候，英国已经完成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化报刊时期的转变。这时候，媒体的职责是什么？媒体的职责基本上已经不是宣传党派的观点，而是考虑如何能让所有的人接受它们提供的各种信息。

此前在两个时期转换之时，恩格斯于1849年写道（括号中文字为作者所加）：

“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这是政党报刊时期的特征），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这也是政党报刊时期的特征。很奇怪，我们现在有的文章经常引用这段话，就引到这个分号这里为止，后面就不再引了，作者要强调所有报纸都有党派性，而后面英国社会当时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征，却不引证，这就造成对恩格斯原话的明显歪曲）；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8]

关于这个观点，他本人在1844年和1847年也说过同类的话：

“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报纸，”“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9]

恩格斯这里讲的“自己的”，当然不是指拥有，而是指每个持有一定政治观点的人，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反映其观点的报刊。这些话真实地描述了英国等国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当时已经开始向商业报刊时期转变）的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征。

还有一种情况，马克思谈到过。我们往往只注意政府、政党对媒体的控制，还有的时候，是传媒反过来控制政府，尤其在美国。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美国政权干涉社会的程度时说：“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10]这个“东方”、“西方”是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在美国，国家政权干预社会的程度是很低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报刊操纵政府的情形更多些。

马克思在1862年评论《纽约先驱报》的“操纵意识”时说：

“《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特，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或者叫做通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回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11]

这说明当时美国的报纸受政府控制的程度很低，它们甚至反过来一定程度控制着政府。所以说，美国报刊“玩”政治比英国报刊要强得多。这种现象，我们在讨论传媒职能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到，习惯性地强调传媒如何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忽略了传媒本身也是一种较为强大的控制力量。

通过考察我们对马列语录的引证问题，需要说一下：要从历史观点看问题，不能够僵化地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从马克思到列宁，他们说过的很多话，一定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条件来理解当时的含义，而不能作为放到哪里都灵验的教条。也并非只要马克思说过的话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7．法西斯主义对传媒性质或职能的极端错误的认识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的思想毒瘤，对于法西斯主义传媒观的清算，我们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只在1943年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做过分析，陆定一将法西斯主义的新闻观概括为“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即这种“主义”把新闻完全等同于政治，这就为造谣开辟了道路。陆的批评点到了法西斯主义新闻观的要害，是正确的。

传媒业是一种行业，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最新发生事实的信息需要而产生的一个行业。而在法西斯主义看来，传媒就是自己掌控的愚弄人民的工具，一切以政治利害为转移。下面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等法西斯头子涉及传媒职能的一些观点：

·报纸是政府事务的一部分，不能由私人自由经营。国家须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来控制报纸。

显然，希特勒（图5－6）把媒体视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而且走得很极端。

图5－6　希特勒

·通过报纸进行教育、宣传，目的在于使群众思想进一步简单化，使他们将政治、经济生活的复杂过程理解为最简单的信条，以便忠心地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这是一种对读者对象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愚民心理。群体心理学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一般的百姓容易接受比较简单化的训诫，宣传的内容很复杂，反倒效果不好。了解这种情形是一回事，如何尊重受众则是另一回事，法西斯主义利用这种传播现象，用于邪恶的目的，这里涉及传播伦理问题，涉及目的和手段的问题。

·报纸是对群众进行通俗政治教育和宣传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成年人的学校。由于绝大多数读者读什么就相信什么，所以报纸对这些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这一条也是希特勒说的。因为那时候的德国有文化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他抓住了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铅字崇拜（或者叫印刷崇拜）心理。如果我们往前推一两代或者三四代，那时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认为变成铅字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他就是利用普通人的这种心理，通过传媒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就将对传媒的使用推到了完全的非道德层面。

·报业要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交响乐队或一架钢琴，必须服从指挥，凡不对法西斯效忠者，均不得从事新闻工作。

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图5－7）1925年在意大利实行新闻业法西斯化的时候，强调的一种观念。意大利1925年通过了新闻记者法，规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必须信仰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公然侵犯人权的极端反动的政策。

·报纸的言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供给保持民族健康的养料，不被出版自由的谬论所惑。

图5－7　墨索里尼

这也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的话。社会的思想本身是多元的，不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求社会的言论趋于一致，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希特勒可以通过暴力强迫达到表面上的思想“一致”，但无法真正达到他的目的。思想的多元是社会的自然状态。

·报纸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来施教，即使是最大的谎言，经过不断的重复叙述，亦可成为真理。因为群众对大谎话比对小谎话更容易相信。

图5－8　戈培尔

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戈培尔（图5－8）那句“名言”，即“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话。他公然宣扬愚弄人民，也确实抓住了在传播活动中的一种群众心理。对待法西斯主义这些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我们需要用目的和手段这种伦理上的要求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某些规律性的传播现象，要用于正当的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话，手段也是邪恶的。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1947年联合国大会和1948年的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参加了会议，国民政府的代表也签了字）的决议，否定了法西斯主义的这些观念。这些对人类造成绝大祸害的反动观点，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能允许它们再度横行。

8．如何论说传媒与政治关系的职能定性

鉴于我们以往从传媒与政治关系定性的角度谈论传媒职能，缺少关于传媒发展的历史知识，这里需要对一些说法做一些辨正工作。下面这段文字是最近看到的，建议大家讨论一下：

资本主义国家其所宣传的新闻自由带有天然的虚假性、欺骗性，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所追求的新闻自由从根本上是真实的、是可以逐渐接近的，而目前我们之所以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新闻自由与舆论秩序的不和谐，更多的原因来自规则管理的不完善，来自对制度层面的分析、研究和实践的不足。

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新闻舆论为哪个阶级服务，就具有哪个阶级的党性。

我想，这位作者恐怕新闻史没有学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政党报刊时期，也就是在150多年前，有些资产阶级政党有机关报，机关报当然得要求宣传本党的方针政策。但是现在资产阶级政党直接拥有传媒吗？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传媒，那么怎么会有“资产阶级政党要求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呢？现在关于传媒党性的要求，是共产党关于党的传媒工作的特有概念。

还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个“虚假性、欺骗性”，一个“根本上真实”的抽象说法，这是一种过时的大批判话语，也是不科学的。两种社会的体制不同，自然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差异。既然我国政府代表也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怎么可以回过头来骂人家虚假、欺骗，唯我真实呢？面对这类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你是如何报道的，我是如何报道的，分析真实的程度，不要采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思维方式处理这类敏感的话题。

“新闻舆论为哪个阶级服务，就具有哪个阶级的党性”。在这里，不仅新闻和舆论的概念搞混了，又把“阶级性”和“党性”的概念搞混了（“阶级的党性”是什么话？）。对传媒的党性要求，是指党的传媒在宣传和报道新闻时，要遵循党的纲领和策略，而阶级性是指传媒的观点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同一个阶级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政党。“党性”和“阶级性”不可能完全等同，比如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我们都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政党（150多年前，这两个党的传媒就自行消失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员，可能都属于一个阶级，但共和党党员的党性、民主党党员的党性总不会一样吧？“阶级的党性”，从逻辑上讲不通。

我们的传媒要坚持党性原则，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但是，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该用同一种观念强加于外国人，不要采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批判人家。问题可以讨论，但要采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