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与传媒自由

大众媒介是影响个人思维和感知的强大力量，由其营造的拟态环境，是民众感知世界的框架。信息、知识与文化是人类的自由及发展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们在社会中如何被生产及交换直接影响着人们如何感知世界。

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21世纪新兴的经济强国，印度传媒的生态环境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规范与实践。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依托。

200年前，摧毁旧政权的是思想和理论，而如今，改变生活条件和基本态度的，是包装了的信息。麦克卢汉指出，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图片组成的普普通通的信息流，重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无论我们是抱着抗争还是接受的态度。麦氏提醒人们应该知道世界上一切文化的变化影响，既看到其革命性的积极效果，也看到由此引发的危机，并且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

一、新闻法制

在新闻法制领域，印度像英美法系国家一样，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而将新闻法规、规定、规则的有关条文写入其他的专用法律条款中，作为国家对新闻媒介实施监管与约束的主要依据。这些新闻法规，除了保障新闻出版自由之外，也保护名誉、隐私、版权、公共机构有效运行（如立法、司法、执法等）、公共领域的有序与多元化以及多样化等，制约淫秽、渎神、种族仇恨等内容的表达。

根据印度宪法第19章，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应得到保障，其中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媒体是国家各项法规和政府政策的载体，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政治见解，可以评论甚至抨击政府官员，包括总理和各党派头面人物。在印度，媒体被视为检验、衡量民主政治的手段。印度对媒体有一些具体管理规范，但没有新闻法。政府会以分配新闻纸、提供广告、官方新闻发布会、定期吹风会、指派宣传任务等形式，向媒体传达政府的思路和政策。

印度政府主管媒体的机构是新闻广播部，它负责制定新闻政策、发布官方消息并向政府反馈媒体资讯，向中央各部委选派新闻官，向国内媒体签发许可证和记者证，组织新闻从业人员的培训，负责收集和提供重大活动或事件的背景材料，研究大众传媒的发展趋势，并直接管理全印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两个官方媒体。

总体而言，基于历史传统，印度是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媒体一直以公民社会最强有力的参与者而存在。由于媒体存在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除1975～1977年紧急状态这段时期外，印度从来没有实施官方审查制度。然而，政府却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施加影响。例如在1991年以前，印度官方经常采用调整报纸出版量配额等行政方法来限制或者影响媒体的报道。为求得生存，大部分报纸都会遵从政府的命令，于是国有的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所发布的新闻内容常常成为印度报纸的转载对象。在一段时期内，人们甚至经常发现同一天所有印度报纸的大标题竟然一样。^[2]

印度的现实与英国传统的政治生态有幽微而深邃的联系。早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英国人就已经开始在印度运行选举制度，移植议会民主制。印度独立后，经过实行普选制等改良措施，议会民主制度在印度宪政体制当中的基础地位得以切实巩固。它规定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以民主为基础，下议院对立法和财政事务有最高控制权。

议会制度与政党密不可分。印度是一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其党派数目之多，堪称全球之冠，包括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政党，世俗主义政党和教派政党，典型政党和非典型政党等。长时间以来，总有论者以经济成败论英雄，认为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无实质性推动作用，更不应将此制度视为彼之长项。其实，正是有赖于民主制度，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复杂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而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荡。民主制度，应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制度保证。这种制度也决定了它的GDP结构与中国不同，其个人消费的贡献远大于投资所占的比例。根据印度统计局的公告，2011～2012财年，个人消费占比为57．9%，而投资仅占GDP的32%。这和中国消费约占35%，而投资约占45%的情况刚好相反。

二、媒体自治

在印度，政府对媒体不具有约束作用，媒体是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社会有一种共识：相信媒体有自我纠错的能力，真理能够在与谬误交锋的过程中最终胜出。这种理念与实践，造就了一个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新闻界。通常，任何机构都难以强迫媒体发表它不想报道的新闻言论，也难以强迫媒体不去报道某一新闻。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公关方式争取媒体的配合，譬如印度外交部就设有专门的公关机构负责媒体对外交政策的报道。这样的管理体制，使得印度传媒的国际传播内容在西方获得了较高的信任度。因为，在秉持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人们非常反感政府主导的传播，认为站在政府、统治集团或者是社会精英的角度对本国进行推介的媒体缺乏可信度。媒体的编辑独立性一旦受到质疑，传播效果就要受影响。立场受到质疑的媒体，受众都很稀少，比如受政府资助、负有外宣职能的美国之音，无论在本土还是海外，受众都不多；与之相反，市场化的《纽约时报》的可信度就很高。因此，印度传媒制度是其进入国际舆论市场的通行证。

同时，自由、活力与多面平衡的印度新闻界避免了对选定目标的中伤^[3]，保证了民主的生存与繁荣。大众传媒也在保证议会民主制的实施，比如，扩大对选举进程的监督范围：对选举进行追踪报道，在投票站和计票大厅进行现场报道，进行选民意见和候选人出局情况预测调查。当然，这种调查结果的公布受到严格的限制。依据一份相关文件，选举委员会规定，在投票开始前、任一街区投票结束后两日内，结果不得公布；出局情况预测结果也仅能在投票结束日的最后半小时内予以公布。^[4]

然而，就像肉肠的制作过程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一样，在理论与法规完善的印度，底层的现实依然令人震惊。随着印度社会一桩桩丑闻的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通过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来毫无障碍地侵吞巨额国家财富的。面对种种民怨，企业自有一套“高明”的应对策略。它们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创办医院、教育机构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反过来又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学者、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文学活动，甚至是抗议活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借助慈善活动、将舆论引导者拉拢到自己影响范围的伎俩。通过对常态进行渗透和移植，如此一来，挑战它们似乎就和挑战“现实”一样荒唐可笑（或是难以理解）了。接下来，“别无选择”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由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一项由企业赞助的全天候媒体活动称其为“人民的声音”。这场抗议活动呼吁立法，清除残留的民主糟粕。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它未曾对私有化、企业垄断行为或是经济“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辞。其主要的媒体支持者，成功地将关注焦点从骇人听闻的企业腐败丑闻上移开，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幕后操控势力进一步退出政府，并呼吁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如此，在很多层面，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5]

每个国家的领导阶级都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手段来控制媒体，控制媒体内容的选择、流通、发布。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宣扬言论自由、民主、天赋人权，媒体也都必然受到政府限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而是充满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