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平等与自由

达尔早期的思想深受熊彼特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观念的影响，他对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民主的现状表示乐观：在政治生活日益官僚化、集中化的趋势下，多元政治精英之间的互相竞争和制衡是防止权力集中和官僚化的有效机制。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政治民主是各个政党竞争后产生的类似市场选择的结果，而达尔则认为民主不只是通过国家这个唯一的权力中心而存在，而是由社会中许多团体来分享，是众多团体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各种各样相对独立的团体存在并有效地参与决策，是维持民主政治的至关重要的条件。^[71]达尔强调，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竞争最终决定了政策结果，并确立了一个政体的性质。

在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中，一个社会中人们获得公职或政治职位的机会是开放的。但是，经验证据表明，普通的选民对于公共问题的关注是明显缺乏的，他们对于现状的满足使得他们对政治生活兴趣不大。人民享有投票的权利，他们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参与政治过程。研究揭示，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或非参与，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和维护是有利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反而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加剧、政治狂热，进而可能形成社会的分裂。由此，达尔认为，由各种团体互相之间的竞争所构成的政治图景才是民主的现实。在达尔看来，由于价值和利益的多元性，人们能够看到的最好统治就是多元寡头统治。自由民主制度产生了供需的最优均衡，尽管实际上主要由政党形成有效需求，并主要有利于有财富者和受教育者。正是由于这一现实，多数人的统治几乎完全是一个神话，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特定的政策往往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的产物”。^[72]在政治生活中，“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这种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正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基本差异。^[73]

尽管在早期，达尔承认这种多元主义的民主观为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甚至认为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社会的保障，“只要民主的社会前决条件在这个国家之中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伤，……美国的体制似乎对于加强一致、鼓励中庸和维持社会和平是相对有效的”。^[74]但是，民主过程中的公共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激烈的政治竞争、选举战略、稀缺资源及有限的知识和能力。^[75]换言之，在政治过程中，不管个人或集团，对政策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反过来直接构成了对政治自由和独立的威胁。在达尔看来，多元政体特别容易受到极端不平等的损害，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所取代的可能性。^[76]在后期的民主理论研究中，达尔主要关注当代多元主义民主在实践中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有助于固化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歪曲公共议程和让渡对议程的最后控制权”。^[77]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日益坚定，即“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化一直意味着重新分配政治资源，减少政治不平等。……只要政治资源的重大不平等继续存在，民主的多元主义就一定不能实现大规模民主的可能性。”^[78]这就是达尔在后来的民主思想中始终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人能否建立一个更多地取得民主价值和政治平等，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个人自由的社会。

同时，达尔对他的多元民主观念也进行了修正，将多元民主纳入更广泛的视野。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投票，而是更多地要求参与。达尔在学术生涯后期的《论民主》一书中，提出了民主的五个标准：有效参与、投票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79]从广义上讲，参与不局限于投票。参与意味着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偏好和追求利益。当然，投票也可以作为参与决策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的手段。超越代议结构的政党竞争之外，有效参与非代议的政治过程要求建立个人、团体进行政治表达的各种渠道。就信息的理解而言，民主必须为人们理解各种问题、方案以及学习提供大量机会，这样，人们才能够控制政治议程，即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影响政治议程。这些民主的标准实际上均要求较为充分的参与。这也体现了达尔后期民主思想对其早期理论追求的转向。对民主的追求和最充分地实现民主，与其他选择相比，可以保证公民享有许多基本权利，保证公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能够实现自我决定的自由，最终使人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80]达尔对民主的维护实际上表达了他对自由这一最终目的的向往。

在政治观念中，自由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的价值。达尔深受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他关于平等和自由的论述也从对托克维尔思想的分析开始。达尔将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基本假设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整个文明世界中平等日益得到提升不可避免；其次，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比平等更重要；第三，自由的必要条件是存在对权力行使的强大制约；第四，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主导的民主国家中，由于多数人不受限制实施权力的所有阻碍被消除了，大多数人就有机会进行专制统治。^[81]这就是托克维尔担心民主社会中政治平等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破坏。他实际上指出了一个逻辑：尽管平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相反，平等推动了多数人专制，从而威胁到自由。托克维尔强调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平等，即政治资源的平等和权力的平等。政治资源的平等大体上可以推动权力分配的平等。但是，政治平等很容易危及自由，托克维尔分析了几种可能性：一是暴徒统治，它使得所有人更为强大，因为公共舆论在支撑着他们；二是通过减少偏离多数人的观点，多数人权力将统治公共舆论本身。平等的社会将导致一致性的倾向。另外两个危险是：多数人通过严格的法律压制少数人，以及民主社会将产生一种以大众为基础的专制主义。^[82]那么，是否某种非民主政权就能够确保更多的自由，以及，如果民主政权在确保人民自由方面更优于非民主政权，它们会频繁地伤害基本权利或自由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拥有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因为民主过程内在地与普遍权利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在达尔看来，托克维尔的分析建立在阻止集体行动和决策中参与权利的观念基础上。在关于民主政体是否比非民主政体能够确保更多的自由，以及民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基本权利，托克维尔的思考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们来自“优先权利”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存在着先于民主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独立于民主的道德和本体论的存在。基本政治权利必须不受到侵害，这也是不可让渡的权利。如果民主本身是一种基本权利，那么个人的基本自由包括使用这种权利的机会。^[83]这样，如果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就破坏了民主过程。由于基本政治权利对于民主过程是必要的，坚持民主过程就必须支持这些基本权利。达尔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是他自己最终利益的判断者，尽管要受到两个平等原则的约束：每个人的好处有权得到平等的考虑，或者所有公民具有平等资格可以决定在什么问题、何种条件下他们可以被代表。^[84]

在托克维尔的观念中，没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民主就无法存在，但民主需要的平等将破坏自由，这就是他所指出的困境。但是，达尔认为，不平等严重的大众民主国家，将陷入大众专制主义的境地，个人将变成原子化的个人，民主政权将被威权主义政权取代。在不民主的国家中，自由不是因为平等因素显得太多，而是太少。在达尔看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平等是特定自由的结果（例如积累无限经济资源的自由、将经济活动组织为等级治理的企业的自由等）。大多数现代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比托克维尔当时指出的问题更加困难。因此，达尔的目的是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我们不仅必须要发现和创造那些减少平等对自由产生消极影响的条件，我们也必须努力去减少当经济资源和权力分配造成大量不平等时自由对民主和政治平等的消极影响。”^[85]

达尔对平等的推崇来自道德判断，即所有人均应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在本质上优越于其他人，每个人的好处或利益必须给予平等的考虑，这个假设叫做内在平等。^[86]在社会生活中，平等的实现依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尽管达尔也承认，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领域不平等的客观性，也就决定了政治平等的必要性，即政治平等是推动社会经济平等的条件。

那么，如何实现政治平等呢？达尔的回答很明确，“不用说，只有统治国家的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它的政治制度来源于政治平等的理想——是民主的，政治平等才能实现。”^[87]在现实生活中，代议民主制成为了获得政治平等的具体机制。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政治平等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及政治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政治平等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但是，代议制中核心的多数人原则并没有完全消除政治不平等。达尔认为，在民主制度与政治平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获得政治平等是可欲和可行的目标；多数统治原则只有作为获得政治平等的手段才是正当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获得政治平等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某些权利对全面获得民主政治制度来说是必需的（虽然不是充分的）。”^[88]很明显，民主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平等的实现而言是基本的。在达尔的论述中，民主制度与政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互为条件。民主制度是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而民主制度本身就包含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平等。在达尔后期的政治理论中，不是民主制度或政治平等其中之一，而是两者均成为其民主理论的核心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