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与自由,政治科学与自由

第四节政治科学与自由

托克维尔对各种流行的现代政治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鄙视唯理主义的僭妄，斥责历史决定论的野心，反击社会主义的激进，剖析公共慈善观念的缺陷与德性。他的自由主义中道性就体现在他对这些现代政治思潮在政治理论体系上的全面分析，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政治哲学基础、社会政治发展理论、现实政治与政策主张等方面跨越了左与右的思想谱系，把握了过去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理论的基点与趋向的独特的政治思想。但是，作为一位具有明确学科意识的政治学家，对其政治思想的探讨不能忽视他对政治科学⁽¹¹⁷⁾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其研究与表述方式、功能、对象、基本范畴的独特认知，及我们对其政治科学所秉承的学科传统的认识。

一、政治科学的性质、范围与功能

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托克维尔提出，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为了理解治国的艺术以教育民主、纯化民主的民情，“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¹¹⁸⁾。托克维尔的建立“新的政治科学”的声明在当时并不是新的，托克维尔也没有建立一门系统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他对政治学学科性质的理解并不属于当代科学主义的传统;虽然在其外在形式或研究技术中出现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萌芽，但其政治科学的内在精神却是传统的;其政治科学是传统的内在精神与科学的外在形式的结合。但是，由于托克维尔对政治之作为一门科学的深刻剖析，由于其对政治科学与政治自由之关系的内在联结，使得托克维尔关于政治科学的论述成为其中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首先在对政治学学科的探讨中确立了政治之作为一门科学的客观存在性。他认为，伦理学作为对人的研究，已被接受为一门科学;人们承认，人类在其私人生活中应服从一些永久的戒律。但是，对于政治家——政治科学的实践者而言，他们认为政治科学或为一种臆想，或无所用途。他们的理由是，政治领域的不稳定与多样化不能使一门学科建立于其上;对于统治者而言，把来自哲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格言投入实践只会使他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朴素的常识对他而言或许更为有用。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科学不同于且独立于政治实践，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作为研究自然的物理科学，同作为研究人的伦理科学相比，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我们称为社会(societies)的人的集团”。⁽¹¹⁹⁾由此可见，托克维尔所谓的政治科学是政治学前专业化时期对关于整个人类社会与各种人类群体生活的研究的统称，是一种秉承古典传统的大政治学，而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谓的以公共权力为边界的政治科学，更不是只以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从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概括了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他从普遍到特殊概括了构成政治科学研究的各种要素和相应的对政治科学进行研究的不同研究群体:1.把自己的观点建立于详尽的历史研究与抽象的人性反思基础之上的群体，即政治哲学与政治基本理论的研究者，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与卢梭等人;2.关注将民族作为公民的国家共同体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者，包括格老秀斯、普芬道夫等人;3.擅长政治科学广阔领域的一部分的人，如贝卡里亚对刑事审判规则的研究，亚当·斯密对国家财富基础的研究;4.理解与解释现存的机构、条约、宪法与法律的律师与政论家，如屈雅斯、多马、波蒂埃等人。托克维尔认为这些研究群体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样的，但都处于政治科学领域中。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分离的，但实际上他们相互联结与彼此促进。由于每个政论家必须常常求助于被理论家所发现的、抽象的、一般的真理，而后者必须总是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被政论家所发现与描述的详细事实与机构运作之上。由此可见，托克维尔所谓的政治科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院化的政治学学科，它跨越了今天所谓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甚至伦理学等诸学科。⁽¹²⁰⁾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范围的认识完全从属于古典的、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属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几乎包括一切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的范畴。但是，托克维尔并不被这样一个庞大与繁杂的政治学学科群所骇倒，“因为道德与政治哲学家常常重复以前以一种不同方式说过的东西”，⁽¹²¹⁾所以，我们可以把几个世纪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想化约为相对少的体系，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判断，开展政治学研究。因此，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研究范围的宽泛界定似乎并不妨碍政治学的自身研究与发展。

托克维尔对政治学领域广阔范围的认可导致了他对政治科学的强烈的现实政治能动功能的认识。他反问:当你环视周围的被树立的丰碑与被摧毁的废墟时，“什么东西已改变了当今之世界面目?”有人认为是18世纪的政治家、国王、部长或大领主引起了大革命。但他们几乎总是做了一些自己意图之外的、最终达到自己所厌恶之结果的事情;他们不值得祝福也不值得诅咒。这场可怕的革命的最大塑造者是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的作家;“而正是政治科学，常常以它最抽象的形式，在我们父辈的头脑中植入了这些新思想的胚芽，突然间在他们的祖先未知的政治制度与民法中开花结果。”政治科学到处都在展示它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精彩的篇章，尽管更隐秘和更缓慢。只有在野蛮人中，仅仅实践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认可。“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政治科学创造一般思想，或至少塑造它们的形状;从这些普遍思想中形成政治家必须拼搏于其中的问题和他们想象为是自己创造的法律。政治科学构成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呼吸的理智氛围，两者都无意识地从中获取行动原则。”⁽¹²²⁾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的现实功能的强调既体现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种政治学信仰，即:“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¹²³⁾挽救了因经济学与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入侵而造成的政治学的边缘化危机，同时也表明了托克维尔的反唯物主义立场: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由于政治科学具有强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功能，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科学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外在的政治条件。政府可以允许人们关注文学、哲学、科学甚至宗教;但只要人们开始谈论政治，它就会变得极端警觉。因此，无论是在旧制度下还是在革命专制中，都不允许政治科学的研究与学科组织。“除非在一个自由国家或一个允许谈论每件事情的国家”，就不允许政治科学的存在。⁽¹²⁴⁾因此，自由制度或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成为政治科学学科的客观研究与独立组织的先决条件。既然政治科学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作为政治科学家必须明确界定自己的活动范围。首先，政治科学研究必须摆脱党派的干扰。“某一问题，初看起来是纯理论的，在当时激情的影响下，会转变为一个事实问题，被作为党派武器而使用。”⁽¹²⁵⁾政治学家必须坚守于理论领域内;政治学家的努力与尊严即系于此。其次，政治学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事实不停地脱离思想，实践不会和知识一致;而最终，政治只不过成为一种机会的游戏，常常带着灌了铅的骰子。”⁽¹²⁶⁾政治科学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自以为是的政治学家的理论沙文主义常常会带来政治生活中的可怕灾难。总之，政治学家必须避免党派的骚动及现实事务给予政治推理的诱惑。

二、政治科学的核心观念——民情

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功能观——政治科学是政治行动的理智氛围和他的政治科学中的核心概念——民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科学作为一种时代的理智氛围，实际上就成为托克维尔的民情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是反唯理主义的政治科学。他认为，“人们的头脑容易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坚信不疑。”和孔多塞对数学理论、微积分可用于政治科学研究的信心相反，⁽¹²⁷⁾他提出:“让我们放弃数字而设法另找证明吧!”⁽¹²⁸⁾因此，他把政治科学的关注重心转向政治生活中的一般趋势、主导精神，而不是政治生活中繁琐的、表面化的细节与片断。他主张:“一个人不必关注表达最完全的真理，而是必须关注最容易把握和最有用的真理。”⁽¹²⁹⁾所以，人们认为:“对托克维尔而言，政治科学在于知道如何判断思想并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不在于了解机构与习惯的细节。”⁽¹³⁰⁾托克维尔一方面继承了古典政治学特别是孟德斯鸠侧重于研究民族文化、时代精神的传统，并且进一步把文化因素同政治科学中的其他构成要素剥离与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抵制唯理主义罔顾政治传统、无视现实政治条件进行抽象逻辑推理构建形而上学政治理论体系的趋势，而提出了其政治科学中独具特色的核心概念——民情(mores)和中心命题——民情说。

托克维尔曾给民情下了两个定义。对一个他使用的概念进行有意识甚至反复地界定，就他的一贯政治写作风格和政治概念表述方式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他指出，民情一词指“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与精神面貌。”它包括人们的“心理习惯”、“各种见解”和在社会中流行的各种“观点”和“思想”。⁽¹³¹⁾托克维尔在稍后的篇幅中又一次把民情称为“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源和道德资质的总和”⁽¹³²⁾。可见，托克维尔的“民情”概念具有非常宽泛、全面的含义，它指一个社会中所有非物质实体的、属于精神观念与意识方面的和政治生活相关的因素，包括道德风貌、宗教信仰、思想理论、民族性、政治习惯、社会风尚、行为模式及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需要明确的是，托克维尔的民情概念不同于当代所谓的政治文化概念。当代人所谓的政治文化——即人们对政治体系所持的见解、态度与判断，只是他的民情概念的一个构成因素。由于民情所包含的因素之众多、渗透性之强，所以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全面、深刻与持久的。托克维尔对民情含义的认识使得民情说成为其政治科学中的基本命题与学说之一。⁽¹³³⁾

托克维尔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影响政治生活的三项因素:地理环境、法制与民情。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就上述因素对维护一个政体的作用而言，“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民情甚至能够缓解地理环境与法制对政体的不利影响。因此，“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¹³⁴⁾。如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特别分析了美国的地理环境、法制与民情对美利坚共和国之维持的影响，那么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他就建立了一般性的民情与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互动的总体框架。当然，在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概念体系中，民情并非一项孤立的甚至无迹可寻的神秘变量。它来自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状态(social state或état social，董果良版《论美国的民主》译为社会情况);而社会状态又是社会事实与法律的产物。⁽¹³⁵⁾民情实为托克维尔便于进行政治研究而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抽取出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生活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是理解政治生活的一条便捷的研究路径。

托克维尔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宪法与法律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更不能认为地理环境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政治命运。“让我们把权力建立与立足于民情之上——它是非洲与欧洲的政府的惟一坚实的基础。”⁽¹³⁶⁾制度对人类命运只有次要的影响，政治社会是由情感、信仰、思想、心灵的习性、教育形塑的;对于唯理主义寄予厚望的完美、整饬的法律，他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法律的内在精神才是本质的东西。“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宏旨，因为生命是强大有力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情可以弥补不完善的法律器官。⁽¹³⁷⁾他甚至认为，政治体制的附带毛病并不妨碍人们在制定这些体制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只要这些体制所遵循的总原则或精神富有生命力，一个国家便会繁荣昌盛。⁽¹³⁸⁾托克维尔以墨西哥为例说明，只照抄美国“宪法的条文”，而无法移植它的宪法的“精神”，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共和国。正如托克维尔引用的一个在美国流亡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利伯所言:“我们欧洲人认为靠组织一个大的政治集会就能建立共和国。但相反，在所有政府形式中，一个共和国最有可能成长于整个社会的根部。考虑一下这个国家。共和国在每个地方，既在议会也在大街上。”⁽¹³⁹⁾即共和国幸存所需要的精神与传统存在于市民社会中，隐藏于市民社会的民情中。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要求读者正确地把他的“思想的实质”理解为:“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¹⁴⁰⁾而他在1853年致科尔塞勒的信中，更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正在酝酿的一本新书(即《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似乎是惟一的目标”是向读者揭示:“单有民情就能够导向公共繁荣与自由”。⁽¹⁴¹⁾民情作为他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成为实现他的政治科学的基本任务——自由的基本手段。在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中，民情是作为联结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个中介变量，是理解现实政治运作状况的一项基本指标;它构成政治生活的基本氛围，是政府的生命线。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一个需要政治启蒙与政治经验的社会，一个需要良好的道德习俗的社会⁽¹⁴²⁾，民情就成为维持自由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与决定力量。如果我们把传统政治学称为制度政治学，把现当代之交的政治学称为权力政治学⁽¹⁴³⁾，把当代政治学称为行为政治学(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就其研究方法与技术而论仍属于行为政治学的范畴)，那么，我们可以把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称为文化政治学，一种探讨文化现象与政治现象之关系的政治研究。

三、政治科学的内在范畴

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在政治学发展中的具体地位，其政治科学的总体特色及其政治科学的核心价值追求——自由，有必要对决定或影响托克维尔政治科学性质与面貌的几对范畴进行解读。

1.科学与应用。托克维尔认为，在贵族社会，人们出于对真理的无私与自豪之爱而潜心于理论研究(托克维尔常以帕斯卡尔为例);而在民主时代，人们出于物质利益与肉体享受而只追求科学的直接应用。为了不使理智之光在民主时代熄灭，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提高人们的深思水平，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使应用研究不至于脱节于科学研究而枯竭。⁽¹⁴⁴⁾托克维尔对抽象与高级科学研究的提倡来自他对理智创新、精神自由的热爱。

2.理论与实践。托克维尔虽然支持抽象的理论研究，但出于对唯理主义的警觉而不愿夸大政治理论对政治生活的引导功能。虽然他承认政治理论是现实政治的无意识的伟大塑造者，但他却认为:“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理论“只能培养他们接受实际知识和实证思想的能力，但不能向他们直接提供这些东西。”⁽¹⁴⁵⁾虽然政治理论为人们进行政治实践提供了工具与手段，但有效的参政经验、治国能力来自由于政治自由而带来的政治实践。只有政治自由才能打通理论与实践之分隔。

3.政治研究与政治教育。在从事政治研究之时，托克维尔“决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自己不想讨好任何人，也未想为任何政党服务，⁽¹⁴⁶⁾并且采纳了当代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些研究技术。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不讳言自己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目标是:“教育民主认识自身，并因此指导和约束自身”;⁽¹⁴⁷⁾在法兰西伦理与政治科学学院的演讲中，他要求学者必须“向工人阶级宣讲和传播一些最基本和最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下层阶级中传播真理”;⁽¹⁴⁸⁾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立法者”的形象，显然，“立法者”就是他要加以影响与引导的主要对象。当代政治学研究认为，把政治学“从一种学科降格为一种公民的教育”，“会导致学科的堕落”;⁽¹⁴⁹⁾在托克维尔的眼中，政治科学的科学性与教育性之间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

4.事实与价值。托克维尔理解与写作政治的方法表现为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的结合、历史、历史分析与历史哲学的混合。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描述历史事实与事件，不能避免何者有利、何者有害、何者重要、何者有意义的判断，并且认为，“迄今为止，我最擅长的不是复述事实而是判断事实”。托克维尔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风格称作是“恰当称谓的历史与历史哲学的混合”，认为“前者是画布，而后者是色彩”，甚至有必要正确地选择事实以便“支持思想”。⁽¹⁵⁰⁾托克维尔虽然认为自己没有传统、党派、阶级的偏好，在写作时要保持对事件与人物客观与公正的观察，但却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自由。⁽¹⁵¹⁾在他的视野中，学术的客观立场与学者的价值寻求并不相悖，事实与判断及当代学者所谓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并不存在。

5.政治与道德。道德作为民情的构成因素，是托克维尔政治科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虽然没有去证明道德规范的客观性，但却强调它的必要性。⁽¹⁵²⁾而在《回忆录》中，他明确地承认了政治道德的客观性与普世性。“有时我认为，尽管不同社会的民情不同，但管理事务的政治家的道德到处都是相同的。”⁽¹⁵³⁾针对七月王朝中政治生活中“政治无神论”的泛滥，个人私利的盛行，他大声疾呼:“不，我肯定不会嘲笑政治信仰;当人们任意推翻它时，我不会认为它们自身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明确表示:“我不会试图构建两个世界:一个是道德的……另一个是政治的……我不会致力于分裂不可分之物。”⁽¹⁵⁴⁾在他看来，政治与道德须臾不可分离，实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他甚至还认为:“在所有时代，特别是在革命时代，权力很少有价值，而道德权力具有双倍的价值。”⁽¹⁵⁵⁾政治与道德不仅是同一的，政治还应受到道德的支配。对现代道德生活的关注，对现代公共道德的追寻，对自由的政治道德的灌输成为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6.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由两个不应混淆的方面构成，即不变的政治科学与灵活的政府艺术。政治科学立足于哲学与历史所揭示的人的性质，它的功能是教给我们“更好地适应一般的和长期的人类状态的法则”。政府艺术“是处理日常问题与适应大量多样形势的政治实践与斗争的方面”，它的作用是处理瞬息万变的政治需求。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是不尽相同的，由于“实践并不总是追随理论。……一个方面的优秀不能担保另一个方面的成功”。相反，写作艺术常常会产生不利于指导公共事务的习惯;医生往往“会以他们的博学杀死病人”;⁽¹⁵⁶⁾“理论的善常常会带来行为的强暴”。⁽¹⁵⁷⁾托克维尔讲到这里时，他的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哲人的盲目信徒们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灾难。托克维尔虽然认为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但他也承认:“作家也会成为优秀的实际政治家”，但他们的成功决不是因为自己是优秀的作家。⁽¹⁵⁸⁾托克维尔指出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之间的张裂，但其目的不是使这种张裂永久化，而是希望展示;正是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才强化了这种张裂，而只有自由的政治制度才能打破这种张裂。⁽¹⁵⁹⁾托克维尔的政治研究与政治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成为这两者之间的调停者。

7.文人与政客。与政治科学与统治艺术之间的分离相对应，托克维尔也发现了文人与政客之间的对立。托克维尔发现，在政治世界中可以找到两种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人，即文人(或作家、哲学家)与政客(或政治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指导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精神更相异和更矛盾的了。”对于行动的政客而言，几乎只有特殊性;对于从事政府写作的人而言，几乎只有一般法则。对于政客而言，他关注的是传统思想、既定机构，重要的是计划和事实在细节上的一致性并能够立刻加以实现;对于作家而言，他的意图是精确地表达新事物，他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大脑，重要的是他的计划必须包含伟大的、一般的真理并且有天才性与原创性。⁽¹⁶⁰⁾“逻辑，在行动中几乎如此无关紧要，在书本中是必需的。……作家被迫表现出尽可能多的对逻辑的尊重，就像政治家常常被迫表现出对它的尽可能少的关注。尽管每一部优良的法律应该在一种抽象和一般的思想中拥有它的来源，但使一部关于立法的著作成功的大部分事情会损害法律。构成一种人主要价值的事情是愉悦思想;造成另一种人成功的事物是精确地适应时代的特殊需要。”⁽¹⁶¹⁾托克维尔认出了文人与政客在政治精神上的对立，并指出，“一般而言，作家的思想在被政客投入实践之前就消失了”。⁽¹⁶²⁾而正是在法国，两种人在实践中的相互隔离、在精神上的相互对立才导致了唯理主义政治与文学政治精神的泛滥。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两种人在本质上是对立而不可调和的。他发现，“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¹⁶³⁾只有两种人的结合才能促成一个国家政治伟大与公共繁荣的共同存在，才能既克服政客思维所造成的政治生活中的平庸精神又能消弭文人推理所激发的政治生活的乌托邦精神，才能造就既富有远见与创新精神又能够洞察社会趋势与群众精神的政治家;而只有政治自由由于带来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与体验，才能弥合文人与政客之间的对立，才能造就真正的政治家。托克维尔把这样的政治家的品性概括为:“对重大的政治事务的实际的理解，哲学研究的爱好与习惯;一种被人们的政治经验、最终被悠闲教导的对人类的真正之爱。”⁽¹⁶⁴⁾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做到文人精神与政客精神的调和与折中、两者优越之处的完美结合，最终产生的是对人类的不是抽象与虚假的而是真切而具体的热爱。通过对托克维尔政治科学中一些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托克维尔的对立极思维法中，正如他对种种对立的自由观念的整合与综合一样，他也试图弥合政治科学中诸多对立的范畴，从而以健全完善而非片面分裂的政治科学来塑造自由的政治生活。

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是西方政治思想古典传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被“认为是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个伟大典范”⁽¹⁶⁵⁾。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是理论与实践的混合物。它认为:政治参与知识与实际历史研究是形成健全的政治理论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政治理论反过来也能够改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既是描述的、阐释的又是评价的，是三种表达方式的结合。它对各种人类生活形式与政体进行如实全面地调查与比较，解释与确定它们毁灭与维持的原因;但对政体的比较不但是为了实现它们的稳定，还是对它们的品质——是否促进了人类自由进行的一种判断与评价。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它分享了当代政治科学家引以为荣的实证精神，承认了一般的人类条件和特定的形式下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限度，但它又祈盼人类的优秀与伟大，不惧怕作出价值判断和推荐改良措施。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经验主义的。他承认理性为政治科学的栖身之地和力量源泉，又认为政治实践常常会扭曲政治理论，经验是形成治国艺术的基本途径。而他为自己界定的角色是作为经验与理性的调和者，实践理性的探索者。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是理论公正与政治激情的混合物。它一方面试图保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极力超越党派观点;另一方面坦诚地表白理论研究之终极目的——自由事业，向“立法者”指明在正确的科学视野中的可能之政治选择。总之，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实践与观念正如他的自由政治观念一样，体现了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庸、平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