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自由,自由的公民宗教

第四节自由的公民宗教

在托克维尔研究中，很少有什么问题像托克维尔的宗教信仰一样激起如此热烈的争论。一些研究者把托克维尔视为一位天主教徒，其中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他始终是一位宗教信仰者;另一派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甚至最后几天回到了基督教信仰。

我们从托克维尔的信件中得知，在他16岁时由于正统家庭生活氛围的变化和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阅读，发生了一场全面的包括政治与宗教信条的精神危机。基督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了一种毫无神性的道德符号;他以18世纪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感受这位遥远的毫无特征的上帝。我们肯定不会相信，托克维尔在他的全部生活历程中一直是一位信仰者。有可能他会偶尔短暂地回到儿时的信仰，但是，《托克维尔全集》中有非常多的证据表明，他没有可能维持自己以前的信仰。当然，他对此深表遗憾，由于他始终对童年时期的天主教信仰保有一种深情的依恋，他仍然坚持参加星期日弥撒，像那个时代许多失去信仰的贵族所为，因为他不想让神甫难过，也不想招致教区其他居民的反感。据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1856年，他对信仰问题产生了更加敏锐的灵魂不安感。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他的夫人在1835年放弃新教后成为一位热情的天主教徒。因此，对托克维尔而言，问题不是他是不是一位天主教徒，这一点毋庸赘言，而是他在1859年春生命的最后时光中是否拥有天主教信仰与信条。

博蒙的一段记载引起了争议。在他为1860年出版的《托克维尔作品与未发表书信》的序言中写道:“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基督徒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人们常常谈到他的皈依，但这是错误的;他没有必要皈依，由于在他身上从未有过些许的非信仰痕迹。”接着，博蒙又削弱了这项声明。博蒙说道，托克维尔总是被“许多怀疑所折磨”，而他的宗教信仰作为他的政治信仰的一部分，包括在这许多怀疑之内。

通过考察这篇序言的草稿，或许可以解决这种行文措辞上的矛盾。这篇序言留下一个博蒙没有毁掉的草稿，从中可以看出在托克维尔夫人请求他修改这个草稿之前他的真实想法。在托克维尔去世前，他的妻子温柔地把他引向忏悔的话题，但托克维尔的反应非常强烈:“不要对我谈起忏悔——不!不!没有人可以让我对自己撒谎，当我没有信仰时假装有信仰。我要保持自我，不会屈身说谎。”他的妻子又几次向他提起忏悔的事。他说道:“我不会反感忏悔自身;相反，我会发现它非常甜蜜;它是基督宗教中最迷人最可欲的事情之一——然而，天主教忏悔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相信天主教会的所有信条。正是这些信条，我的理性总是在挑战它们，当在现实中我还依旧不能接受它们时，我不想承认或同意它们。”托克维尔夫人指出，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忏悔，而不必要求坦白对这些信条的信仰;神父不会向他问起超出真诚忏悔之外的任何事情。这样，他就叫来了一位神父，向神父敞开心扉，坦白了自己罪恶。但仅此而已，神父也没要求他说明自己的真正信仰。托克维尔承认同基督教的沟通使他快乐，并且创造了一条和他妻子之间的惟一尚缺的纽带，但并没有在信仰上改变他的初衷。博蒙同托克维尔的朋友西尼尔——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谈话中，明确地指出了托克维尔没有真正皈依的事实:“他带着怀疑离开了人世，我知道这一点。”

紧随托克维尔去世出版的一些文本努力让公众相信他的皈依。但是，托克维尔的两位朋友，作为了解托克维尔临终前情况的最好渠道，却始终保持沉默。其中一位朋友是凯尔戈莱(Kergorlay)，托克维尔经常向他吐露自己最隐秘的思想。托克维尔去世前的最后一周里，他就生活在托克维尔的身边。另一位朋友是科尔塞勒(Corcelle)，是他为托克维尔选定的医疗护理员。这个护理员在托克维尔的最后一周中生活在他的身边。护理员在给科尔塞勒的一封信中详尽、精确地描述了托克维尔临终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光，也没有提到托克维尔的临终皈依。科尔塞勒非常了解托克维尔前往戛纳时的内心情感，但他从来没有提及托克维尔临终前是一位基督徒。

总之，想象托克维尔临终前同他一生钟爱却无法接受其信条的一种宗教进行一次情感的沟通，这是可能的;轻率地相信托克维尔在临终病床上的改宗或皈依，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依赖。托克维尔虽然没有接受基督宗教的信条，但他一直对它抱有爱恋与崇敬之情;他虽然自身没有皈依基督宗教，但他却认为宗教是人的天性的第一需要。在涉及托克维尔自身的信仰问题时，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活跃、灵活、热情、隐秘头脑的思想家而言，确定他的最终思想是一件鲁莽的事情。

对宗教的政治维度的关注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在其自由政治观念的构建和自由政治事业的追求中占据了重要的空间。在其晚年，他这样表白自己:“人的真正伟大仅仅在于自由情感与宗教情感的和谐……三十年来(我的)惟一政治激情是带来这种和谐。”⁽⁹²⁾在施莱弗尔引用的没有注明日期的托克维尔的一段笔记中表明，在酝酿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期间，他计划将自己的这部作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他将首先讨论政治社会，包括联邦政府和个别州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联邦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市民社会，关于公民自己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宗教社会，包括公民和上帝的关系及宗教派别本身之间的关系。⁽⁹³⁾在法国的后革命理智与政治氛围中，托克维尔给予自己的特殊任务是:结合启蒙思想与宗教信仰，使教会与民主社会共存。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观就体现了托克维尔在这方面的理智努力。

一、公民宗教的现代发言人

公民宗教被人们定义为:“公民宗教是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主题，它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根据这种观点，宗教被看作是为公民关系和公民义务提供的一种基本的基础。”⁽⁹⁴⁾公民宗教涉及服务于世俗的而非超世或来世目的的宗教。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设计的古典时代的宗教，以及从政治有用性而非真实性的角度来考虑的圣经宗教。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关于神的信仰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重要性的事物;某种形式的宗教对于秩序良好的民主政体是基本的;通过对公民宗教的传统与现状的研究，有助于获得处理西方当代政治危机的洞见。

或许，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中宗教的政治功能的最伟大的发言人;他对公民宗教的研究成为其毕生作品的一个主要部分。他的特殊关注是基督教与民主的自由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传统的基督教是来世的，并以神学为中心。它教导人们，人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认识上帝和服从圣经中所揭示的他的意志来获得拯救。拯救的追寻同世俗目的的追求——不管是物质财富还是政治伟业相比，具有无限的重要性。上帝是仁慈的，但也是一位易怒的神。对于以信仰为代价而对世俗事务的追求，在圣经的教规中被认为是偶像崇拜，首要的罪恶。托克维尔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继承人与修正者;这种传统相信公民宗教的必要性，但对基督教信仰具有深深的敌意。例如，马基雅弗利公开批判基督教原则使人们蒙受苦难而不是使人们获得伟大成就，并同时将古典时代的公民宗教作为促进共和美德的典范。霍布斯以《利维坦》的一个重要部分来捍卫基督教共和国，但他也将宗教完全置于世俗的控制之下，并且因为他对圣经的阐释而受到自己时代的指责。或许抨击基督教而倡导公民宗教的最著名的现代政治思想家是卢梭。他相信并公开教导，基督教和共和政府是不相容的。他说道:“当我说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时，我已经是错了;因为这两个名词是相互排斥的。基督教只宣扬奴役与服从。它的精神是太有利于暴君制了，以至暴君制不能不是经常从中得到好处的。真正的基督徒被造就出来就是作奴隶的;他们知道这一点，可是对此却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短促的一生在他们的心目之中是太没有价值了。”⁽⁹⁵⁾托克维尔对公民宗教和自由关系的反思贯穿于他的作品中，这是对于民主时代自由的命运的一种持续关注的产物。他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政治设施”的存在对于民主社会中自由的保存至关重要。他声称:“专制制度可以不要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重要。”⁽⁹⁶⁾然而，不同于上述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政治基础上不是排斥基督教而是捍卫基督教，因为他相信，基督教信仰是现代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源泉，是惟一适合在民主时代维持自由的宗教。⁽⁹⁷⁾

二、公民宗教观的四个层次的分析

由于托克维尔政治思想表述方式的流动性特征，为了便于组织论证，我们人为地把他对宗教与现代政治关系的分析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他认为基督教与政治在制度上的结盟导致了基督教与现代民主的对立;其次，他提出基督教与政治在精神上或原则上的结合可以获得同现代民主之间的和谐;再次，他分析了基督教通过克制民主的内在专制主义倾向可以维护自由事业;最后，他认为民主内在的反宗教精神最终会削弱基督教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基督教的信仰形式进行修正以适应民主精神并保存信仰。

首先，托克维尔关注宗教与政治的直接原因是存在于19世纪法国的基督教与民主的朋友之间的相互对立;⁽⁹⁸⁾而托克维尔的目的是获得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他认为，民主与基督教之间的分裂是由于某一“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在民主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敌意。⁽⁹⁹⁾这种对立的表面原因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反宗教热情。法国18世纪的哲人相信，基督教有害于自由，因此应该被摧毁。但哲人对宗教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教条同基督教原则不一致，而是因为存在于法国政府与教会之间的非自然的结盟。“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¹⁰⁰⁾。托克维尔相信，宗教信仰的天然力量来自人类灵魂的永恒的、不变的关注。宗教信仰的基础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希望;这两者都是人性固有的。所以，宗教情感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天然偏好。⁽¹⁰¹⁾而当一种宗教将自己同一个政府结盟时，它就会拥有它不配享有的世俗权力，而必然削弱它自己应得的精神权力。由于政府的主权是暂时的，以不断变化的公共舆论和世俗利益为基础，所以当一种宗教和一个政府在体制上联为一体时，或采取一致行动时，它就会被人民视为政府的一部分，并总是随着政权的垮台而分担政府的不幸命运。因此，基督教之所以受到猛烈的批判不是由于宗教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它和自身之外的旧制度的结盟。托克维尔同时在美国观察到，基督教在这里的和平统治首先是来自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美国的教士规避政治活动，允许自己的集会在公共事务方面完全无涉。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主动放弃了政治而不是分担它的变动。因此，在托克维尔的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当宗教脱离于政治之时，像在美国一样，民主氛围对基督教非常有利;而民主与宗教之间的分裂不是由于宗教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对立，而是由于在旧制度和复辟政治下天主教会的政治化。所以，政教分离的原则可以化解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敌意。

在第二个层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公开结盟，或一个特定的教会和一个特别的政府之间的结合，在政治与宗教之间还具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必然联系。他写道:“在每一种宗教旁边，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¹⁰²⁾托克维尔描述了基督教和政治之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系。从耶稣诞生以来，西方文明就开始了一场将民主或平等作为世界事务之主导力量的天意革命。基督教首先应该为这场革命负责，因为它最先把基本的民主原则引入世界。这些原则包括:人类所有成员本性上是平等和相近的;所有人都拥有生而自由的权利，因此，基督教为民主提供了道德基础，成为“现代道德的伟大源泉”。⁽¹⁰³⁾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首先把平等原则引入世界，它所产生的效果不是立刻改变人们的条件，而是提升他们的希望。在帝国的政治结构和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托克维尔认为，“天主教就像一个专制君主国”，“在天主教的宗教社会里只有两种成分: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只有神职人员高于信徒，而全体信徒虽然居于神职人员之下，但都是平等的”。⁽¹⁰⁴⁾这同罗马皇帝同他的臣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相似性。中世纪的基本原则是等级制与不平等。尽管平等原则在基督教与中世纪世俗世界的结盟中被遗忘，但在教会内部，在信仰生活中从来没有被完全抛弃。教会通过把它的等级向所有阶级开放，而使平等原则产生了潜在的政治效力。当教士获得政治权力之时，它也把产生自身的平等资格带入了政府。所以，教会对于政治权力的获得标志着将贵族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的一场社会运动的肇始。⁽¹⁰⁵⁾后来的新教改革直接而明确地把平等引入思想界。新教所立足的原则是: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发现通向天国之路;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平等地参与教会政府的权利。新教的一个派别——清教，作为“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移民到美国的荒原之上，建立了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政体。这是自基督诞生以后第一个真正地建立在基督教道德的基本教条之上的政体。在美国开国之初，政治与宗教之间签订了一个立足于民主原则的联盟。在美国，宗教没有丝毫表现出对民主的敌意，教士不去批判反而促进政体的基本原则。而在法国16、17、18世纪，教会却完全无知于通向民主方向的社会变迁。由于教会与旧制度一致地反对民主，最终被一起淹没于民主革命的大潮之中。因此，托克维尔的第二个层次的分析表明了，教会与君主专制的结盟尽管有害自身，但这只是一种症状，真正的病因在于教会和濒死的贵族原则的结合;而当基督教同民主原则结合起来之时，它就有希望获得一种广泛而持久的统治。在这个层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更深含义:尽管政教形式上的分离是可以避免的，但政治与宗教在精神或原则上的联系不可分离，宗教通过和进步的时代精神的结合可以继续获得自己的影响。

我们现在转向对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观的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托克维尔相信，宗教对于自由的民主社会的福利是必需的。托克维尔的一个悖论是:民主是一种神意的运动，但神意并不能保证民主必然是自由的。托克维尔相信，宗教对于民主的自由是基本的，由于它可以保护自由免受身份平等所释放出的专制主义倾向的毒害。民主时代自由的最大敌人是个人主义;民主人还产生了一种对于物质福利的过分关注——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会使人们为了私生活的安宁而高高兴兴地牺牲自己的自由。当专制者答应每个人可以追求私人物质福利之时，人们会匍匐于这样一位主人的脚下。民主国家还可能会在保留共和形式的同时失去自己的自由。民主政体的自然倾向是把所有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集权政府的手中。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和至高无上，而个人的重要性却一步步地收缩。强调差异性的个人权利会被人们鄙弃，并牺牲于政治上的需要。此外，人们还依靠政府的帮助来追求福利。最终，人们会失去独立地思考、感受与行动的能力。托克维尔关于基督教对自由的重要性的理解建立于这样的前提之上:人们拥有的关于上帝和人性的一般思想构成了几乎每一种人类行动的基础。在全部的这些思想上获得确定性，在所有理智努力中是最困难的。只有通过宗教信仰，人们才能获得“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和永久性的”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通过对一种宗教信仰的接受，人们获得一套现成的可以使他们以一种整合与理性方式而行动的具有权威性的首要原则。⁽¹⁰⁶⁾公道与道德权利的概念就包括在这些被所有宗教，包括被基督教所传授的首要原则之中。对于每个个体的自由和尊严的同等尊重是基督教道德观的核心。在隶属于基督教道德观的民主国家，这些原则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利，从而作为反对民主政府的专制倾向的堡垒。在美国，基督教统治着道德世界，多数“经常要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止步”。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阻止他们恣意妄为”⁽¹⁰⁷⁾。在美国，基督教对于人民的日常习惯也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基督教通过兄弟般友爱的训诫，使人们从自我中走出来，挑战个人主义的疏离倾向。此外，基督教通过对妇女头脑施加有力影响而有助于美国人行为的节制。在基督教道德观的支持下，妇女们建立起有序的、宁静的家庭。由于家庭安宁的快乐，男人们学会了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调和自己的爱好与意见。⁽¹⁰⁸⁾或许基督教给予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教谕是灵魂不朽的信仰。这种信仰抵制了暂时的自私激情，使人们发现，在私人与公共领域中如果没有毅力和劳累，就没有什么持久的事情可以完成。这样，他们就学会了管理生活的艺术。此外，对超个人的、永生的原则的信仰还把人们的愿望提升到精神的高度，给予他们一种对自由的本能的热爱。⁽¹⁰⁹⁾

如果说民主人意识到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也对宗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因此，对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观的第四个层次的分析表现为:托克维尔意识到，民主时代威胁自由的倾向同样威胁到了宗教的生存，因此必须对基督教进行形式上的改革，以适应民主精神。托克维尔认为，个人独立精神是基督教的“最危险敌人”。⁽¹¹⁰⁾而个人独立精神导致人们反对理智事物上的所有传统权威，而只依赖自我的判断。没有共同信仰，社会就无法存在，于是，传统权威被对多数意见或“公共舆论”的信仰所取代。一种新的宗教，“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出现了，⁽¹¹¹⁾并构成了一种新的暴政——精神专制的基础，从而分割了对原有宗教的信仰。民主公共舆论由于通常包含一般性思想，所以把许多不同现象化约为最少的共同特性;个性、多样性、细节丧失在民主人压倒性的获得整合与简化的愿望中，从而导致了民主时代基督教的有力对手——泛神论的信仰。民主时代另一种危险的疾病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教导之一就是否认上帝或神的存在，它成为身份平等所产生的对宗教最严重的威胁。⁽¹¹²⁾于是托克维尔以美国为典范，提出了基督教信仰在民主时代保持影响的一系列建议:1.基督教应“承认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决不反对多数”，从而首先保存了自身以反对民主的非宗教倾向。⁽¹¹³⁾2.牧师应该只把自己的主权限制在宗教事务上，而把世俗事务留给“人们的自主和独立”及人们的“本性和时代的要求”。⁽¹¹⁴⁾3.基督教的性质和形式应根据民主的思维模式进行修正。基督教的神应该被描绘为一个“单一的而且万能的存在的观念，认为这个存在能够平等地和以同样方式将法律施予每个人”⁽¹¹⁵⁾。其次，基督教应该清除掉所有那些对于信仰的维护不是绝对必需的外在仪式。4.基督教只有通过对民主时代自利统治的接受，才能获得中和与调节这种激情的能力。在托克维尔的建议中，他认真地在基督教外在的、次要的形式和基本的信条之间进行了区分，但是托克维尔对传统基督教的修正清除的似乎不只是不必要的外在形式。根据福音书的教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¹¹⁶⁾信徒如果执着于尘世财富的竞逐与积累，必将会削弱他对天国的向往与追求。圣经教谕他世的、禁欲的性质同容忍自私的、肉体的人类激情的道德观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在托克维尔的建议中，他似乎危及了传统信仰的某些基本成分;但是，他相信，基督教要想不被民主力量所摧毁，没有其他的选择。另外，他还提出:“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仰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仰宗教。”⁽¹¹⁷⁾所以不管托克维尔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¹¹⁸⁾，根据他的理论逻辑，从一种政治的观点来考虑，基督教最终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样，他就在宗教的基本信条方面、宗教的真实信仰方面危及到了真正的基督教的生存。

三、公民宗教观的三个断裂之处

从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观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学说的三个内在断裂之处，即宗教的政治性同政教分离原则之间的关系;信仰的真诚性与有用性之间的关系;基督道德观同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

1.托克维尔一方面提倡教会与国家的严格分离;另一方面又主张教会必须尊重公共舆论，政治领导人必须公开拥护宗教信仰。从美国的例子中他发现，尽管宗教对于民主政体是基本的，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保存宗教又是必需的;尽管政教分离对于保存宗教是必需的，但又是不充足的，由于宗教在民主时代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保存宗教，在托克维尔提倡分离原则的同时，他也建立起了一种宗教领导人接受民主公共舆论和政治领导人表达宗教信仰的公民宗教。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似乎揭示了一种对于宗教而言远比严格的政教分离更有意义的东西。托克维尔要求宗教领袖限制宗教的活动领域，减少宗教的外部形式，不是摧毁而是中和人类的激情;而他为立法者所开的处方是，不要试图建立国教，政府的行动应该表现得好像相信灵魂不朽的信仰，在重大事务方面同宗教道德保持谨慎的一致。⁽¹¹⁹⁾托克维尔为民主时代的公民宗教所提出的最终告诫是，教会与国家都应该接受这样的主张:一方面，宗教对于自由的保存是基本的，政教分离对于宗教的保存是基本的。一方面，当民主发展之时宗教很可能在衰败之中。宗教与政治领袖应相互合作以保证宗教在民主时代的幸存;尽管教会与国家必须保持分离，但这种分离应该采取每一方都必须相互让步的方式。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关于公民宗教的中庸的主张:国家与教会在外在形式(体制、职位、津贴等)上的分离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与教会在内在精神(时代精神、政体原则)上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是可取的。

2.托克维尔提倡一种策略性的宗教信仰理念:一个人不需要在信仰方面是真诚的，就可以通过公民宗教促进公共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把公民宗教的有效功能建立在真诚信仰的基础之上。尽管托克维尔在正式文本中描绘的公民宗教明显是策略性的而不是真诚的，但他却把自己的公民宗教立足于真诚信仰的例子之上。尽管他没有公开提倡真诚的信仰，而他对民主宗教的描述却依赖于真诚的宗教信仰。托克维尔为宗教与政治领导人所开的处方似乎看起来削弱了真诚信仰。虽然托克维尔促进了一种策略性信仰，但他的论证逻辑和使用的范例却表明了真诚信仰对于公民宗教而言是关键的。(1)托克维尔认为，民情约束了个人行为并限制了民主的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罪恶;托克维尔把民情的起源确定于家庭特别是塑造家庭的妇女中。⁽¹²⁰⁾而美国妇女是基督教最真诚的信仰者。尽管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加以表达，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主张:真诚的信仰是保存自由的民情的源头。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真诚信仰，但他们的行为却被具有真诚信仰的人的教导所约束。(2)托克维尔声称，由于人们恐惧死亡，自然会拥抱宗教以获得和来世有关的宁静。人类灵魂自然会抵制真诚信仰的丧失，而那些放弃信仰的人也会持续地渴望真诚信仰的回归。⁽¹²¹⁾因此，真诚的信仰立足于人的内在本性。(3)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是一个充满真诚信仰者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影响了怀疑论者，因此，即使是非真诚的信仰者也会认为宗教是有用的。这样，由于非信仰者藏起了自己的怀疑，信仰者公开了自己的信仰，一种有利于宗教的公共舆论就得以形成，宗教受到热爱、支持和尊重。⁽¹²²⁾我们很难准确地确定托克维尔的真实位置。在他的直接陈述中，他似乎提倡一种意味着非真诚信仰的卢梭式公民宗教的策略。但另一方面，他也似乎注意到并欣赏美国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活力。他的逻辑看起来似乎为共和国中的真诚信仰安排了一种特别的角色。虽然他没有公开呼唤人们走向宗教信仰的神坛，但他确实希望许多人会走向那里并对自己的信仰保持真诚。的确，真正的信仰者的存在为他的策略性公民宗教提供了有效性。这样，虽然在托克维尔的公开建议中没有号召真诚的信仰，但他的建议只能在一个包括真诚信仰者在内的背景中才能运作。

3.根据托克维尔的政治逻辑，他利用宗教维持自由的建议似乎是不充分的。托克维尔认为，对于保存自由所必需的道德体系包括:涉及日常生活事务的私人组成部分和关于“每个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的公共组成部分，即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¹²³⁾在1843年致戈宾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不同于“古典国家的道德体系”，基督教道德观主要涉及的是个人在私生活方面的道德义务，没有强调“公共美德”或积极的公民义务。⁽¹²⁴⁾托克维尔觉得，更传统的古典美德，如勇气、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和对正当权威的尊重，对于良好的公民资格、对于正常的自由程序是必需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并没有把这些特性同他关于公民宗教的教导联系在一起。相反，他试图将“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作为现代民主的公共道德的基本根源。在托克维尔的确定性分析中，他相信民主公共精神的创造更依赖于“把权利观念与在人心中生根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依赖于流行的宗教信仰。最初，托克维尔拒绝重新审视古代公民宗教，或许是由于他相信，“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他不想使宗教负担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使它进一步承担风险。⁽¹²⁵⁾但是，到了晚年，他接近了对公民宗教的古典理解。在晚年的信件中，他写道:“某种对宗教真理的专注而不完全达到沉溺于另世思想，因此在我看来是最符合各种形式的人类道德观的状态。”教人远离世俗生活，漠视“公共美德”，关注个人苦修的书是不健康的。⁽¹²⁶⁾他甚至提出:“我希望教士在他们的灵魂中灌输的是:每个人都更多地属于这个共同的存在(民族，nations)而不只属于自己，没有人应对这个存在漠不关心，更不应该通过把这种漠不关心作为一种软弱的美德而削弱了我们许多最高贵的本能;每个人都对这个共同的存在的命运负责，每个人都有义务致力于它的繁荣，并且警惕它不被除了可敬的、仁慈的、正当的权威以外的人所统治。”⁽¹²⁷⁾这样，托克维尔在晚年明确地建议，基督教应该致力于传授公共道德，“公共美德”应该成为基督教道德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填补基督教道德同公共道德之间的裂缝，最终完善自己的公民宗教思想。

托克维尔的公民宗教观显示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平衡性、调和性与灵活性。他不愿意由于提倡公民宗教而重新导致政治愚昧和强迫，但又希望宗教与政治在自由精神上相互支援;他希望人们拥有真诚的信仰，但又不希望对公民宗教的提倡带来新的宗教不宽容;他既希望公民宗教通过影响人们的私德而最终有益于公德，也希望公民宗教能够避免私人化而直接作用于公德。总之，托克维尔提倡公民宗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捍卫他所珍爱的自由事业，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模糊与断裂之处，同时也表现为平衡性与灵活性的根本原因是，他不愿看到由于对公民宗教的提倡而有助于专制，特别是精神专制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