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由与自治

二、公民自由与自治

利伯是一个坚决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专制政体。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因持这种政治立场两度被捕入狱。移居美国后，他继续宣扬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他往往又称之为“机构自由”(institutional liberty)。在他看来，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而社会是由各种各样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的机构(institution)组成，人的自由与这种种机构密切相连。他把自由比作不断生长的花草，而把机构或制度比作花草赖以生长的花床。自由就其本性而言是不断发展的，它具有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正是从社会机构或社会制度中获得的。因此，所谓公民自由也就是机构自由。他说：“除了机构自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公民自由……因此，在青年人中间培养一种机构精神，这是我们的最高职责之一。”^[10]

利伯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自由与民主是对立的，自由是机构的自由，即在有组织的社会团体中获得的自由，而民主是没有组织的，往往是社会混乱由以产生的原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是公民的自由，是机构的自由，而不是没有组织的民主，不是民众的自发活动。政治投机者往往以“民主”招牌为掩护，颂扬民众是无所不能的，把民众的喧哗吵闹看作人民的真正呼声，利用民众的自发活动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他甚至把民主政体看作专制政体的一种形式，与君主政体处于并列地位。他说：“一切专制政体，无论是君主的或者民主的，在原则上都是相同的。”^[11]

在他看来，防止专制政体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机构自由，即在社会中建立各种各样的机构，它们都拥有相对的自主权，同时又相互关连，形成为一个整体。这些具有相对自主权、从而具有机构自由的机构，不仅包括各个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而且包括家庭、教会以至语言、科学、贸易、审美趣味等等，所有这些机构或制度都是文明社会的生活所需要的，它们普遍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之中，甚至可以说来源于人的本性。他说：“机构是一些广泛地和反复地使用的惯例、法律或者规则所组成的系统或者团体，它自身中包括有一种机制，借助于这种机制，它完成自己的独立活动，实现自己的延续性以及一般说来实现它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于产生、实现、调节或者认可行为的连续性以及特定种类的交易或生产。”^[12]

在利伯那里，“机构自由”是与“自治”(self-government)紧密相连的。他说：“机构这个观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治。”^[13]所谓“自治”，他指的是在国家具有最高主权的条件下，各个州、郡、市的地方政府以及它们之外的各种社会机构，如家庭、学校、教会等等，都具有程度不等的自主权，都有权制定不同的辅助法规或章程，并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加以实施。一个特定的社会具有多大的自由，这可以根据它具有多大的独立自主权加以确定。他赞赏英国的自治制度，认为它对国家日益扩大的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最可靠的约束。他说：“按照英国人的观点，机构自治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的各个基层部分以及那些最高的和最有权威的部分，都是一些实在的机构……它还在于各种各样的机构，无论是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的、科学的、慈善的或者工业的，都被赋予一种赖以诞生和成长的充分自由，并得到公平的保护，只要它们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没有侵犯其他机构的平等权利。它从普遍存在的自我信赖和自我尊重的精神中吸取其营养，这是自由的真正美感。”^[14]

按照利伯的观点，机构自治是一种深受民众欢迎的管理方式，它基本上是一种同心协力的合作，各个机构都具有明确规定的自由，它们相互制约，同时又相互支持。它来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健全的社会由以构成的结构或纽带。它与中央集权制度是对立的，特别是对专制政体的否定。他说：“机构自治是自我信赖的政治体现，是对自我控制的相互承认。平等在这种观念中获得了政治实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