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行中的权力与传媒

政治运行中的权力与传媒

阮建平^[1]

自古以来，权力一直是政治运行的核心。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下，政治权力的资源及其运行方式存在较大区别。随着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传媒在现代政治权力运行中具有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一、现代传媒:一种日益重要的权力转换器

在2010年年底到今年的中东、北非地区政治社会变化中，电台、报纸、杂志、微博、Twitter、Facebook等各种传媒发挥了重大作用，使世人见证了传媒强大的政治动员能量和影响力。在突尼斯，一个摆地摊青年自焚的消息，经由媒体传播迅速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抗议活动，最后导致统治该国24年的本·阿里下台。在埃及，反对派利用各种媒体迅速动员起强大的抗议活动，迫使执政41年的铁腕领导人——穆巴拉克辞职。再往前追溯，在伊朗2009年大选后的政治运动中，在2005年盛行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各种颜色革命中，传媒成为对立双方争夺的重点战场，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权力斗争的胜负。

虽然上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传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和有目共睹的，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政治权力的运作往往都伴随着传媒的身影，但在过去，传媒的作用不像现在这么强大。无论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变，还是来自于自下而上的革命，传统政治权力的争夺主要依赖于暴力，因此大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作为一种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自古以来就是政治运行的核心。一般而言，权力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种资源构成。美国著名的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最简单地体现权力的方式就是行使暴力，这是一种低质量的权力形式，它缺乏灵活性，只能用于惩罚，成本和风险很大，容易引起对抗;财富不仅可以用于威胁或惩罚，还可以提供奖赏，利诱对方服从自己。但最高质量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它既可以用于惩罚和奖励，还可以用于劝说甚至转化工作，化敌为友，使对手心甘情愿地改变初衷，接受己方的安排，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知识既能扩充暴力或增加财富，也可以减少达到某项目所需要的暴力数量和财富数量，具有更高的效率。^[2]

当然，每一种权力资源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不一样的，由此导致暴力、财富和知识在权力控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演变。在工业革命前的漫长时期，暴力起着主导作用，财富和知识的作用相对有限。就财富而言，因为在以落后的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剩余产品有限，财富增长缓慢，并不时因天灾人祸的破坏而中断，可用以施加影响的财富数量有限。与此同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对外部资源的需求相对较少。就知识而言，由于文化教育的普遍落后，绝大多数民众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知识的控制作用也相对有限。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交换的发展，财富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分工的广泛深入发展，使交换的范围、种类、频率和规模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这就意味着个人、地区或国家对中断相互交往的脆弱性不断增加，不仅其发展，甚至其生存都离不开相互交往与合作。在此，作为经济交换的核心中介和枢纽，货币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各国内部，货币的发行及其数量调节往往由政府所垄断;在国际上，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往往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众多特权。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暴力和经济日益知识化。知识既是暴力和财富的倍增器，又因为其对对象心理的说服或控制而减少所需要的暴力和财富数量，从而提高了权力运行的效率。谁掌握有知识，谁就能在斗争中取胜，正如欧洲近代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在知识转变为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传媒的中介和集成对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国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以及现代人们政治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任何缺乏足够知识支撑的权力都难持久。因此，当今任何政治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大众传媒这个日益重要的权力转换器。

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和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知识主要以面对面的直接方式在狭小的同质群体中传播，影响有限。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向大范围异质群体进行知识、技能和意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经由报纸、杂志、广播和电影等传媒将同一信息同时传递给千百万受众，成为工业时期进行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新型现代传媒不断兴起，并与传统传媒日益融合，使得及时、大规模、远距离、便捷而廉价的信息传播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工业时期那种由少数中心统一发送同一信息的单向集权模式逐渐向多中心发送的更具针对性的多向分权模式转换。这种传播模式的发展不仅加速了经济社会的交流，而且也在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对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更加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各种民间横向倡议网络的迅速发展对既有的国内权力结构和国际治理体系构成越来越多的冲击。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谁能掌握和控制信息，谁就能拥有权力。

二、认知与态度塑造:传媒影响的传导机制

政治权力的运作主要围绕着人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展开。在人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形成过程中，认知决定态度，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现实行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的社会化所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多地来自外部的间接知识，这就为塑造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态度提供了重要条件。对于大多数个人而言，没有足够的精力或时间去探究每一个事件，其主要借助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去建构其认知图景和态度倾向。当具有相同认知和态度倾向的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并相互连接起来时，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

尽管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文化传统或价值观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基本相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标准，比如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尊重，对自由、公正和平等的追求等。任何违反这些价值和道德标准的行为都会激起不同文化群体的共同反感。通过这种普世性的“态度生产机制”，只需要相应的信息，就能激起预期的态度和行为来。

在当今时代，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稳固不仅依赖于暴力手段，而且越来越依赖于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没有合法性的权力是不可能持久的。就后者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愿望。在世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民主权”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通过传媒塑造自己的合法性，或削弱对手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权力斗争的重要方式。

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美国政治先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总结道，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政府不是由天使组成的，所以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这是西方定期选举、法制、三权分立与制衡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因。应该说，这些安排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制度运行也逐渐出现了背离初衷的许多问题。比如，如西方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人民主权”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的大选中。政府一旦成立，大多数普通民众依然回复为权力的旁观者。由此导致政治参与度下降，投票率降低，甚至出现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生活的民主悖论。三权分立与制衡主要是从空间维度解决了权力集中的问题，但缺乏使民众对权力的实际行使过程进行实时监督的足够条件。这不仅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既有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更需要借重新的有效力量——传媒，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被称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第四权力”，甚至因为其作为民意的代表而被誉为“无冕之王”。在19世纪后期的“进步运动”中，传媒对美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1974年的“水门事件”，使曾经被称为“帝王般总统”的尼克松不得不黯然辞职，并告诫未来的美国政治领导人必须学会同传媒打交道才能确保权力、推进政策。“水门事件”显示了传媒在现代政治权力运行中的巨大影响，并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断改进和完善其公关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政治权利逐渐觉醒，不再以一种宿命的方式对待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对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愿望不断增强。而现代传媒的发展又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将社会乃至世界的巨大不平等强烈地展现在民众的面前，从而导致普遍性的被剥夺感和政治不满。虽然这是一种普遍的世界趋势，但对于制度安排、权力结构和社会管理僵化落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发展趋势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在这些国家，很多官员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还停留在工业化时期，甚至之前的状态之中，自以为能够并且习惯于对所有问题进行集中控制和封锁，这种专制愚民做法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相去甚远。传统上，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与传导模式决定了信息的分配结构和传导模式。但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和相互融合，使得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纵向权力结构，逐渐向平行网式的权力结构转变，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影响不断流散。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和动员，可以将处于分散状态但具有相同态度的群体相互连接起来，使他们由一个自在的群体变为一个自为的群体，使“人民”这样一个实在的政治概念变成一个存在的政治实体，并具有日益强烈的主体能动性。在民众政治意识普遍觉醒和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时代，企图以控制和封锁消息来掩盖问题、逃避责任的做法只能是自欺欺人和徒劳无用的。长此以往，只会不断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导致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的不断累积。当达到一定程度后，一个看似普通的摩擦就有可能引发毁灭整个体制的政治危机。

综上所述，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播塑造个人的世界认知和态度倾向，是传媒发挥影响的基本机制。而现代政治合法性理念的普及、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现代传播技术和渠道的发达，为传媒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

三、话语权:媒体政治的争夺核心

如前所述，在民众意识普遍觉醒的多元信息时代，集中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但营造“赞同”变得更为迫切。与对政治生态的净化作用相比，现代传媒对政治斗争方式的影响更为明显。传媒的发达确实可以消除一些政治违规行为，但并不难消除政治斗争本身，而是改变政治斗争的方式，尤其是促进肉体强制向群体诱导的认同塑造方向转变。

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意思表达，是现代政治运行的必要环节。话语权并不仅仅是“表达的权力”(the right to speak)，还包括“被倾听得到的权力”(the right to be heard)。这些都离不开传媒的中介。“在现代国家的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3]否则，他们只能处于一种集体“无语”或“失声”状态，这意味着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政治关注的“盲点”之中。

西方左翼学者葛兰西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利益冲突往往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表现出来。因此，现代政治的权力运作不仅需要暴力，还需要较为温和的文化控制。它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而是通过教育、舆论和精英共识等方式促使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和效仿来实现的。那些拥有权势的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同时使隐含自身价值的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大众中去，使其逐步丧失自我意识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从而将一种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认同。

对话语权的争夺是现代媒体政治的核心。就构成要件来讲，话语权包括话语借以表达的工具——语言，表达的渠道——媒体，和表达的方式——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一个群体在话语权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在这几个方面的资产。

就语言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还是一种思维的工具。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在特定时空下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探究的产物，包含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习惯。对该民族的每个个体而言，这些民族语言说是先在的，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语言的结构并不完全等同于事实的结构。通过语言传播来控制人的思想，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后殖民主义语言学者指出，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许多殖民地的传统语言文化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野蛮摧残。而殖民统治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阐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并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灌输给他们。殖民地人民在被剥夺了用自己的语言发言的权利后，被迫接受殖民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扭曲性解释。久而久之，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这种解释，以至在获得独立之后仍然以隐性或变性的逻辑延续下来。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指出，在全球500种书写文字中，以英、俄、西、德及法语出版的印刷品占到2/3以上。作为文化的最主要载体，西方语言借助于经济和媒介的扩张而传播至世界各地，造成了西方文化及其消费倾向的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传统和认同受到威胁，并对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构成威胁。

从表达渠道来看，传媒的信息发布对话语权至关重要。社会政治生活的“无言”或“失语”并不是一种病理性概念，而是因为缺乏用以表达的渠道导致公众无法倾听到其呼声。自由媒体对于政治的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一个市场和政治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也难以避免各种权势和资本的影响。对媒体的争夺成为现代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谁能控制信息传播的渠道，谁就能控制输入信息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结果。那些没有或缺乏表达渠道的群体只能陷入无言或失语的弱势地位。借助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进行迅速而大量的信息轰炸，可以不断强化受众对某种预制暗示的印象。

当然，对话语权最为重要的是信息内容的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任何宣传一旦失去其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就只会变成无人理睬甚至让人反感的自言自语。“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指出，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取决于导弹的数量，还取决于谁的故事更能吸引人，“使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实力就成功了”^[4]。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是论证权力的合法性，其效果和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其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此外，在政策辩论中，有一种“政治委婉语”，它往往以一种人们认可的价值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或尽可能降低民众对自身诉求的不满。比如在西方关于堕胎的争论中，一方以“维护生命的权利”反对堕胎，另一方则以“维护选择的权利”支持堕胎。在中国，往往以“下岗”代替“失业”以淡化痛苦感受等。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心理战”、“文化战”、“舆论战”或“文化帝国主义”都是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而展开。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对比总结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时指出:“我们姑且称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他单凭自己的力量而能获得成功的话，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5]对比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宣传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双方曾经互有攻守，但在总体上西方占有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所讲述的“政治故事”往往比苏联所讲述的“政治故事”更能打动人的心弦，从而取得了更大的宣传效果，如广为流传的“谁的警卫更勇敢”、“什么是幸福”等政治故事。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除了更善于叙事外，西方故事的吸引力更建立在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之上，因而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客观地讲，传媒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避免不了政治权力斗争的影响，甚至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当事方之一。但在存在基本原则共识的前提下，这种竞争性的媒体政治有助于促进现实政治治理的逐步改善和各方利益的均衡，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平等、有序和公正。

【注释】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5页。

[4]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8.

[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杨岐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