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社会难题

造成艾滋病问题特殊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其传播途径、影响的群体特殊，人们在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者身上施加了社会与道德意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称这种现象为“隐喻”（metaphor），另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是施加“污名”（stigma），即人为地把艾滋病与软弱、邪恶、伤风败俗等道德意义联系在一起，把病毒感染者看作上述恶劣品行的化身。在这种联想和建构中，艾滋病毒感染者不仅仅是“病人”，他们还是“坏人”；艾滋病在一国国内传播，不仅仅说明公共卫生事业遇到了挑战，还意味着该国社会世风萎靡、道德沦丧，政府往往对之采取规避或否定的态度。因而，在许多国家与社会中，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特殊的——不仅需要医生、专家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更加需要政府、社会从问题的道德性、政治性角度加以判断、作出表态。这种特殊性也是艾滋病未能在传播早期得到控制、直到成为痼疾之后才被重视的原因之一。

首先，许多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都曾经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表态往往是由一国的最高领导人作出的，要么无视客观的医学事实，否认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要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撇清其政府与艾滋病问题之间的关联——或者不承认政府对该问题的形成负有责任，或者不认为政府有义务去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声明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具有浓烈的政治性色彩。而且，这种错误态度如同艾滋病本身那样，在世界范围俨然成为“流行病”，无论是在最先发现这一疾病的美国，还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

80年代初期，美国正值里根执政时期，社会崇尚保守主义的生活方式。由于艾滋病首先出现在男性同性恋群体中，一开始便被打上了“不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烙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病毒专家约瑟夫·麦考密克（Joseph B.McCormick）回忆，当他向里根总统的亲信、卫生部副部长爱德华·勃兰特（Edward Brandt）报告，研究表明艾滋病毒会在异性恋之间传播时，

电话那头先是一段沉寂，接着勃兰特说我一定是搞错了。他说：“一定是其他原因造成了艾滋病，会不会是蚊子传染的？”……虽然我自觉理由充分，但还是无法说服勃兰特，他急着发展出另一套理论，只要能够让异性恋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华盛顿当局的态度令我大吃一惊。^[14]

里根总统本人对这一议题更是讳莫如深。直到艾滋病在美国出现后的第四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让子女与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共校时，他才首次公开谈及该问题。但总统的回应无助于消弭歧视与偏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他暗示偶尔的日常接触也会传播这一疾病。^[15]1987年5月31日，里根总统受到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邀请，^[16]在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AIDS Research）发表了他总统任期内仅有的一次专门针对艾滋病问题的演讲。这次演讲有个好的开局，总统说：“我们需要同情，而不是责怪；我们需要爱，而不是视而不见”。正当听众有所宽慰之际，里根话锋一转，建议进行大规模血清检测，并且禁止艾滋病毒感染者进入美国。总统的态度让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不仅由于政府的刻意忽视而得不到充足的研究经费，而且不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所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疾病控制中心是为一个仇视感染者的政府服务的。^[17]而此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收到的艾滋病报告已由最初的5例上升到了35121例。^[18]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世界范围。在非洲这一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地区，许多国家拒绝正视这一问题。一种表现是将艾滋病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硬地拉在一起，以对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的谴责来代替对实际问题的正视和解决。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对科学家将艾滋病毒的起源追溯至非洲表示愤怒。^[19]例如，南非是世界范围艾滋病传播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南非卫生部的统计，到2002年，其人口总数的26.5%为艾滋病毒感染者。^[20]当时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指责白人和不知情的黑人利用艾滋病问题来渲染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视非洲人为多种病原体的携带者。他还否认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而是将贫困作为引发艾滋病的原因——消灭贫困就会自然而然地消灭艾滋病。尽管贫困是加剧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因素，但把它看作艾滋病的直接成因无疑是在混淆视听。当200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Durban）召开时，姆贝基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一位强烈附议“贫困导致艾滋病”观点的政府官员，在会议召开之前被撤换了。正当外界猜测这预示着南非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之时，消息传来，原来这位官员不久前死于艾滋病。南非政府在此事件上发表了声明：“很明显，是死于贫困”。^[21]这说明，南非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依然没有采纳客观、开放的政治态度。

政府漠视这一问题的第二种表现是将艾滋病问题界定为个人道德问题，而不是国家必须面对的公共问题。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比率居世界首位。因为艾滋病的泛滥，该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由67.5岁降低到了33岁。即便如此，在2000年之前，津巴布韦的官方态度依然是：艾滋病只会影响那些“执迷不悟地沉溺在高风险的性活动中”的人，“在这一领域内，政府能做的很少。”^[22]最后，还有一种最为极端，甚至有点古怪的回避态度，就是美化艾滋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非盟峰会上称艾滋病是“和平的疾病”，是“保卫非洲免遭再次殖民化的神兵”。^[23]

除了政治层面对问题的回避、否认，社会中也弥漫着对艾滋病及其患者的偏见、歧视与敌意。在世界许多地区，艾滋病毒感染者都被看作是极度危险分子。在80年代的美国，曾经发生过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被迫从学校退学、其父母被辞退，甚至连居住的房屋都被烧毁的事件。巴西一个贫民区的贩毒头目甚至强迫医疗诊所交出感染者名单，因为他要把这些人从他的地盘上赶走。

这种态度部分地来源于人们对疾病本身的恐惧，但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人眼中，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一身份意味着耻辱，与行为不端甚至是犯罪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西方社会的道德卫道士们大肆宣扬艾滋病的传播意味着“道德破产”、“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审判”。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都多多少少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就目前大多数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24]调查发现，在美国公众眼中，艾滋病主要与同性恋、道德败坏和滥用毒品联系在一起；在南非，则与性、道德败坏和死亡联系在一起。^[25]人们往往把对待特殊群体、特殊行为的厌恶情绪转移到艾滋病毒感染者身上，而不能以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这一疾病。由于艾滋病毒感染无法用医学手段彻底清除，由这一疾病带来的耻辱和歧视往往是伴随终生的。

政府、社会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这种歧视，让预防、治疗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巴西的贫民区中，为了避免身份暴露而受到歧视和攻击，许多人不敢签名领取免费发放的治疗药物。^[26]而在非洲一些地区，“只要是与艾滋病相关的都等同于耻辱，不管是已经被感染的艾滋病人，还是参加地方艾滋病预防项目。……援助对象都不愿意参加预防活动。”^[27]由此可见，如果不正视艾滋病问题政治、社会性的一面，单纯依靠医学与公共卫生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艾滋病问题这一全球最为严峻的卫生挑战所具有的复杂性。由于技术上的局限，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医学手段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发展，短期内依靠医学研究上的突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与此同时，广泛存在的对艾滋病患者的道德批判和社会排斥，以及政府采取的“鸵鸟”政策也让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预防措施的实施和发挥效用。可以说，这一疾病构成的挑战将长期存在。

此外，艾滋病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对社会的影响是缓进的、累加的。这一疾病病程较长，在第一代感染者还未死亡之时，第二代、第三代的感染者又出现了。与鼠疫、埃博拉出血热这类在短期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但之后很长时间内不再爆发的疾病不同，艾滋病长期存在于各国社会之中，其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害也是持续不断的。尽管其危害可能不会在短期集中爆发，但以较为长远的眼光来看，艾滋病传播已经成为破坏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