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社会》201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至今已过去五年，其间重印过多次。几个月前，出版社向我建议出修订版，我同意了，主要基于三个理由。第一，《保卫社会》所讨论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都还存在，虽则有些得到了解决或者缓解，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改善，且有恶化的趋势。第二，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作用如何，是笔者一直在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第三，本书出版之后，笔者在继续观察和研究社会方面的问题，无论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很多新的思考和观点表达于其后的很多文章中。这次修订，也因此在去掉一些与今天的发展变得不那么密切相关的文章的同时，增加了部分反映新近发展的文章，结构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这并不是说那些去掉的文章，其所讨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方法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方式和形式的确不同了，但本质仍然没有变化。
本想在此提供一个有关本书的纲领性的“导读”，但最后还是觉得应该让读者去注意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峻性，这样或许会使读者对本书所讨论的社会问题感兴趣，从而去思考如何来保卫和重建中国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这里我想引用最近湖北省一位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的描述。2016年夏季，中国许多地方再次遭遇了严峻的洪涝灾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组织救灾。这位干部写的就是他在救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和他的感叹。他这样写道：
防汛过程中，党员干部确实了不起，大堤上睡的都是各机关的一把手带领的队伍，还有村干部一帮人，日夜坚守，寸步不离。可能一是毕竟不忘初心，有大局观念，有担当；二是在新常态下怕被问责。参与抢险的我们的子弟兵真是可爱的人，有太多的事令人感动。
……1998年洪水与今年的洪水，我都经历过，我比较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农民父母兄弟们呢？他们在干什么？1998年，他们肩驮人扛土石，啃冷馒头，喝江水，无怨无悔，水一退，回去迅速自救，自己抽水，排涝抗旱。而今年呢？网上有个报道：抢险危急时刻，人民子弟兵日夜奋战，一个妇女却为了自家的一棵树，拿出菜刀，不给钱不让人动，否则拼命！这同我们平时搞水利建设何其相似啊，十几台机械等着开工，突然冒出一个人，他家的一棵葱不给100元不许动工，我们深深无奈，每前进一步就是扯皮一路，否则他们要上访，上访结果我们自己处理，两字：把钱（即“给钱”）。
我亲身经历这次湖区抢险，为了群众的家园、财产、人身安全，转移，疏散，发干粮、饮料。党员干部苦口婆心，他们却只问一句：“除了发吃的，多少钱一天？先给钱。”我们民政局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姓徐小伙子，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喝水，讨开水喝，群众却在打麻将，没有人倒开水！
国家给这么多良种补贴，是为了鼓励多种粮食，防汛也是为了保证作物不受损失，但其实，可以说百分之四十的农田都撂荒了。防汛时，许多人坐在家门口高谈南海局势，高呼抵制日本产品，不愿意出来帮忙抢险，义务烧开水，而是开着日系车，到处捞鱼，钓鱼，看大水，拿苹果手机到处拍照，刷朋友圈。……有一个小伙子醉醺醺大言不惭：“淹了怕什么，下半年到政府上访，总要解决。”当时在场忙碌的人，私下都说：“如果不怕我们虐农，真想扇他几个耳光！”一位自以为很时尚的嫂子，其实不伦不类，没有一点品位，男人外出打工，她自己整天打麻将，村头边的道场有些积水，她居然说：“你们这些人有些不作为，还不加快排涝，影响我们几天没跳广场舞！”
大堤上，都是村干部搭棚子轮流值守，我们查岗，问怎么不派群众来换班啊，村干部苦笑说，他们首先要130元一天的报酬，现钱，我们付不起。再说也不敢叫，怕被说增加农民负担，乱摊派。多么无奈！防洪法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现实中变成一句空话，执行不了。
这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原因很复杂，但是不是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天天在喊爱国，捍卫主权，可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实际情景离鲁迅先生写的《药》里的情景远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失去了什么？
引用这段话，是因为这位干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非常具有社会意义。实际上，在这次救灾过程中，更有报道灾民怒揍救援队的情况。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个故事很快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其实，笔者经常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基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进行调研，发现类似的情况极其普遍，几乎表现在拆迁、教育、扶贫等基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加举两例。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省份的一个县市，政府为了应对留守儿童的失学问题，对地方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实行对儿童学生的“承包责任制”。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最终培养出很多毫不负责任的家长。一些父母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小孩推给地方政府和学校，自己则好吃懒做。一位孩子病了，老师打电话给家长，家长正在打麻将，不耐烦地回答说：“小孩不是你们在负责的吗？”竟然叫老师带孩子去看病。也是在同一个省，干部负责帮助农民脱贫，送羊到农户，希望农户通过养羊来脱贫。一次，羊病了，农户就打电话给干部，说，“你的羊病了，希望来管一下。”这个农夫并不认为干部送羊是为了帮助他脱贫，而是认为干部是为了实现政府扶贫的目标。此类事情实在太多，不胜枚举。
不同群体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有不同的解读，但总体上分为两种，要么是“刁民”说，要么是“刁官”说，取决于站在谁的立场上，并且常互相谴责。“刁民”说认为，这些老百姓极端自私，无可救药。“刁官”说则认为，所有干部都极端自私，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笔者看来，类似社会现象的普遍性至少说明了两点：政府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社会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共同体。政府失去了社会：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上级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简单的价格关系。社会也失去了共同体：民众之间同样没有信任感、群体感和道德感，他们可以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一起娱乐和抱怨，但互相之间没有了共同体的感觉。一旦失去共同体的认同感，剩下的就只有极端利己的个体的张扬。
而这些现象正是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本书聚焦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从GDP主义、中产阶级、社会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和思想等方面来解释当代社会的由来，也从房地产、教育、“三农”和土地等社会领域的制度与政策演变来看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解释的基础上再探讨如何保卫和重建中国社会的问题。笔者所持的是开放的态度，认为对一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是需要我们持续加以思考的。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是很多先发达国家经历过或者仍然在经历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则更为严重。社会问题是永恒的，我们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悲观，唯一的办法就是直视问题，分析问题的由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中国社会而言，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上来。此后的几十年间，执政党始终坚持这个发展方向，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执政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并举，但是这个实际政策取向并没有明确地表述在党的文件中。十八大改变了这个局面。十八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事业的改革放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而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可以说是社会事业改革的行动纲领，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包括大规模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执政党对经济和社会建设并举并重的表述无论对党政官员还是对社会都非常重要。相应地，官方的政策或者话语核心也从早期的社会控制发展到后来的社会管理，到今天主题词已经变成“社会治理”。
不过，实际情况不是那么乐观。尽管党中央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加强社会建设，但很多地方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把重点放在经济上，尤其是对GDP数据的追求上，不仅没有根本解决或减少所面临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反而在某些领域继续恶化着社会问题。这就要求中央高层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并使其成为衡量党政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即使就社会改革的方向来说，也经常面临来自或左或右的影响，各级政府对社会改革这一方向并不总是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对社会来说，各阶层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官方的改革话语则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经济改革问题展开。但从各国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改革还必须加上社会改革话语。社会改革处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承上启下。经济改革能否深化，政治改革能否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都取决于社会改革。那些从经济改革直接跳跃到政治改革的国家，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则有很多。因此，要确立社会改革和建设的话语，向全社会说清楚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仍需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卫社会和重建社会。尽管当下人们的注意力仍然在经济发展、反腐治党、大国崛起和地缘政治等话题上，但重建社会必然、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本书修订版的出版必须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利波女士的建议。没有她的建议，笔者也许是不会想起修订本书的。她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潘海林等人也花了很大的精力用心整理和编辑本书。此外，还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刘伯建和李雪莹同学通读了书稿，纠正了个别错误。
郑永年
2016年7月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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