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报道思考

和谐与冲突：社会问题报道思考

孙瑞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也是处在历史机遇（转型）期的现实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诉求。当前，摆在新闻宣传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要正确认识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认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进而要思考：我们的主流媒体应该怎样设置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鼓与呼。本文在“和谐与冲突”理论视阈内，对社会问题报道这一独特的新闻报道类型予以探讨，其主旨在于提出不断强化和改进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是主流媒体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社会问题报道领域的拓宽、内容的深化和质量的提高，是主流媒体进一步发挥社会功能的有效措施。

一、走出社会问题报道的认识误区

和谐与冲突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功能主义论者与冲突论者为我们描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图景。在功能主义论者看来，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其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发挥各自的作用为整体服务，因此，社会的常态就是均衡和稳定。冲突论者强调的是社会内部的不一致、不协调的一面。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争夺始终是社会的主旋律。因此，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绝非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基本状态就是冲突。当然，冲突论者也认为社会存在秩序，但那是社会冲突的结果。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功能主义论还是冲突论，都失之于片面。社会原本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和谐，另一面就是冲突，和谐与冲突都是社会的一种常态，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问题上呈现出各有偏倚的性状。就终极目标而言，和谐当然是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主旋律，但在不断走向和谐的进程中，冲突始终伴其左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形成冲突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制度安排的强制性和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性。我们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因为社会存在着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它正在抵消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正视冲突，构建和谐，是我们有勇气和有信心的表现。

应该看到，在我们新闻宣传工作者队伍中，一些人对和谐与冲突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深，对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些认识上的模糊乃至错误，集中地反映在社会问题报道方面。一些人把弘扬主旋律、以正面报道为主与社会问题报道对立起来，甚至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歌舞升平，就是要报喜不报忧，就是要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矛盾，这实在是一种僵化了的思想观念。我们当然不能以表象的和谐掩盖事实上的不和谐，不能以急功近利的和谐掩盖本质上的不和谐。和谐不等于没有矛盾，有矛盾也不等于不能和谐。科学地认识和谐与冲突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冲突、分析冲突，正确地诠释冲突，恰当地报道冲突，推动冲突的缓解和解决，更科学地引导社会由冲突走向和谐。大量社会问题报道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比较积极稳妥地推进和掌控社会问题报道，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我们要站在“新闻传播是一种特殊生产力”这一角度，来认识社会问题报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基本要素构成。标志着当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先进生产力，除包含上述三个最基本要素之外，还应包含通过这三个基本要素发挥作用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信息管理、传播沟通等其他诸因素。也就是说，上述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诸因素，虽然其本身不能直接构成生产力要素，但可以经过“转化”作用于生产力要素，并以此促进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这一理论命题的意义在于，主流媒体完全可以通过对社会问题报道这一特别手段，积极协调社会关系、恰当释放社会情绪、促进社会和谐、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以此达到推动社会生产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加强社会问题报道的理论探索

在社会问题报道研究方面，我们是有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学者撰文提出“应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穆青）。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报道，当时称之为“深度报道”，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有所开展。当然今天看来，过去的一些理论命题与研究方法已时过境迁，需要注入新的理论元素。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一个常用概念与研究视角，它是指偏离了社会公认的正常轨迹的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影响到社会功能的发挥和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可能解决。^[1]换句话说，社会问题属于“公共问题”，它区别于“个人麻烦”（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社会问题类型众多，成因复杂。就当下而言，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们社会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机遇（转型）期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既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被打破，旧的社会整合机制严重失灵，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体制和机制尚在构建与磨合之中。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由于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失调，社会运行中的某些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序状态，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与现象增多。

显然，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社会问题报道研究，绝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业务问题，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从宏观指导思想上看，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统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我们的主流媒体无疑要大力弘扬这一主旋律。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上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转型期深层次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社会问题报道当然是主流媒体不可回避的议题。从新闻传媒业自身上看，坚持“三贴近、三服务”（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报道原则，是新形势下对新闻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如果说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常态，那么，社会问题报道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传媒永恒的报道领域和主题。社会问题报道不同于日常性、动态性新闻报道，更不是对“私域”的报道。社会问题报道从选题策划到报道方式都有其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要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探索和把握社会问题报道规律，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引导，多做理性分析和解释说明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理顺社会情绪，这些应该是我国主流媒体社会问题报道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

当前，我们应大力加强社会问题报道的理论探索。要研究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报道的特点和现实意义、社会问题报道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社会问题报道如何体现“三贴近、三服务”。要研究新形势下社会问题的类型与成因；研究新闻传媒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应该）介入社会问题领域；研究如何通过媒介干预，寻求缓解或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社会问题报道来强化自身的预警功能、引导功能。我们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归纳社会问题报道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追寻社会问题报道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要研究主流媒体在社会问题报道中如何发挥社会瞭望哨、预警器和安全阀的功能，做到“到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做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问题报道的策略思考

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探讨社会问题与社会问题报道，其目的在于：一是要科学地解释和谐与冲突的辩证关系；二是要引导人们认清社会问题及其成因；三是要通过对社会问题积极稳妥的媒介干预，寻求缓解或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与对策。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且呈现出复杂的结构与态势。我们的报道应从哪里入手？胡锦涛总书记曾从六个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过高度概括，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说，这六个方面就是主流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宣传中应有的议题设置，也是社会问题报道的重点所在。笔者以为，主流媒体要实践好社会问题报道，应注重这样一些问题：

1.最大程度地提供空间和可能，充分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与呼声

邓小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2]

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形势下，虽然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与呼声不是社会问题报道的全部内涵，但主流媒体重视监测和反映舆情民意，通过给版面、给时间等方式保障普通民众的传媒话语权，是实践好社会问题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当前，在舆情表达机制不完善、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指选举和信访）尚不十分通畅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应该为普通民众搭建好表达利益的有效平台并不断加以巩固。针对社会问题报道所涉及的面还不够宽，后续报道还存在脱节现象，特别是缺乏来自媒介自身的更加理性的分析的情况，必须建立一种社会问题报道的长效机制。也就是说，主流媒体应该建立一套监控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与呼声，督促社会问题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传媒预警系统是社会预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主流媒体的社会问题报道不再是一种偶发的战役性报道，而成为日常化的、更注重实效的报道主题时，社会问题报道的长效机制就可能建立起来。

2.把握好社会问题报道的“度”，引导民众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

任何事物或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其度。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或某种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度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报道技巧和报道平衡的问题，掌握不好社会问题报道的度，会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对社会大势的认识和把握，会误导民众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决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正确性。

我们今天正处在“传媒引导”的时代。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在其《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历时性的社会引导类型，认为后工业时代是“他人引导”时代。^[3]今天，随着大众传媒的广泛渗透，人们不再仅仅依靠自己的既往经验感知社会，而是更多地借助于媒介提供的新闻、信息和言论。作为普通人，由于信息的相对缺失，大众传媒就成为他们建立概念的重要坐标。基于此，大众传媒就在事实上承担了公众所期望的客观、全面描述和反映社会现实的义务与责任。换言之，大众传媒在社会问题报道中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会影响人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国资深记者范敬宜有言：这个“度”大有学问。什么时候需要旗帜鲜明，什么时候需要韬光养晦；什么时候需要直截了当，什么时候需要委婉曲折；什么时候需要紧锣密鼓，什么时候需要疏密相间；什么时候需要浓墨重彩，什么时候需要轻描淡写；什么时候需要大弦嘈嘈，什么时候需要小弦切切；什么时候需要大声疾呼，什么时候需要点到为止；什么时候需要快速反应，什么时候需要三思而行；什么时候需要抢，什么时候需要压……都要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灵活处置。^[4]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示范群体”，对民众的社会评价具有高度引导性，对社会问题报道度的把握事关大局，绝不可掉以轻心。

3.密切监测社会心态，理性分析社会问题，正确疏导民众情绪

社会问题既有显性的一类，也有隐性的一类。前者如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等。后者涉及到社会心态方面的不良变化。社会公正的缺失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弱势群体的社会态度和信心，仇官心理和仇富心理在一部分人中间蔓延，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主流媒体既要关注显性的社会问题，更要关注隐性的社会问题，要密切监测社会心态，摸准民众脉搏，做到理性分析社会问题，正确疏导民众情绪。

所谓理性分析社会问题，就是要在坚持客观报道社会问题、无情揭露丑恶现象的同时，冷静分析其成因，引导民众正确对待社会问题。比如，我们要指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这是一个“临产”前的阵痛过程，不必大惊小怪，其解决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还要反复宣传这样一个道理，即改革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在付出代价中孕育发展。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新体制的不完善与旧体制的弊端同时显露，从而产生叠加效应，表现为问题的集中爆发，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承受力。

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地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比如，我们过去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看来，这一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指导思想正逐渐显露出弊端。可以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正在形成之中。我们报道社会问题，就是为了逐步缓解或解决社会问题，应该说这一良好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孙瑞祥：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

【注释】

[1]孙瑞祥：《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3]〔美〕D.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3页。

[4]范敬宜：《重视研究新闻业务》，《新闻战线》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