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的思考

三、人口问题的思考

在第一节我们曾提到，人口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人口学主要关注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和迁移等问题，在上一节说的人口问题其实只是就狭义的人口研究的范围而言的。相比而言，狭义的人口研究对发生的人口现象的把握和解释比较注重，而对人口现象发生的原因，人口变化的动力机制，人口和社会经济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强度如何等问题上，往往并不深究。广义的人口研究则是把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目标，但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牵涉到一系列理论，通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以下，我们选择和中国人口有密切联系的几个理论问题作讨论。

（一）人口增长——悲观和乐观的前景

对人口增长，历来有悲观和乐观两种完全不同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论据。

在人口思想史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说是人口悲观论的先驱。他的著名论据就是所谓“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呈算术级数增长”。如果抛开“几何级数”、“算术级数”不谈，一般地说就是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低于人口的增加速度。由于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低于人口的增加速度，所以社会的贫困不可避免，并将引起战争、传染病的蔓延等罪恶的发生，通过这些“罪恶”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恢复平衡。以后，马尔萨斯又提到，可以通过所谓“道德的抑制”，即晚婚、节育的方法控制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产生于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原理》第一版发表于1798年，以后不断修改补充，最后一版第六版发表于1826年），当代的悲观主义以美国学者J.H·赫茨勒（Hertzler）为首，他在1956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危机》一书中认为，人口危机是现代化水平低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寇尔和胡佛（Coale.A. Jand Edgar M. Hoover，1958）发表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中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阻碍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难以形成经济起飞的条件。由于高出生率，导致人口增加太快，而陷入人口增加——贫穷的陷阱而难以自拔。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只有在减低出生率控制人口上下大力气。上述这些观点通常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

当代人口悲观论的最有代表性研究为1970年罗马俱乐部所作的研究，研究结果在1972年以《增长的极限》为题出版，该书的问世，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注意，当代的人口悲观论已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扩展到人口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复杂的关系和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上了。关于《增长的极限》，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以前，关于人口的看法，在学术界以赞美人口增加，即所谓的人口乐观论为主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发表，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驳，按照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的划分，在经济学领域，对马尔萨斯批判的可分为三个集团：（1）人口优位论。这一派的主要论点是，人口决定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马尔萨斯主张的由生活资料限制人口；（2）人口容纳力论。他们认为生活资料的规模在不同的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人口的容纳力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3）历史人口规律论。他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就有不同的特殊人口规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与马尔萨斯主张完全不同的人口规律。⁽¹⁹⁾

当代对人口增长持乐观态度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赫曼·康恩（Herman Kahn）、西蒙（Julian Lincoin Simon）等。赫曼·康恩在《公元2000年》、《超国家日本的诞生》和为美国建国200年纪念而写的《今后200年》（1976）对今后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前景都表示了乐观的见解，西蒙在他的《最终的资源》（1981）和《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著作中，表示了对未来人口与经济的乐观思想，他的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美国对人口政策的改变。西蒙的研究结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完全可以解决未来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资源短缺可能暂时或在局部地区造成过通货膨胀等问题，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从今后看，某种资源也许会暂时短缺并造成价格的上涨，但在“需要是发明之母”的原理作用下，依靠人的智慧，人类肯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找到新的资源来源、利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等等，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资源的枯竭问题；（2）从长期看，人口的增加并不会造成对人类的威胁。从短期看，低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增加教育、养育费用，但从长期看，人口增加必定有利，因为，人一生的生产总量总大于他的消费总量；（3）从世界看，人口虽然增加了好几倍，但粮食价格和其他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反而下降了，说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说是上升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不过一时间被人过分夸大，否则，人类的平均寿命怎么会不断提高；（4）促进人类进步的根本是我们的知识，只有当想像力枯竭时，人类进步才会停滞。所以，最终的资源是人类自己，拥有技术、具有使生活过得更美好的欲望的人是最好的资源。

看来，关于人口增长的前景——是悲观还是乐观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其实，这场争论，其内容已远远地超出人口学所包含的内容，也不仅仅是人口和经济的关系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对未来人类的前景的看法，所以它就不是一二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各种科学的综合的内容。

从现象来看，凡是经济和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人口问题，经济和社会矛盾不很突出时，人们就不提或很少提到人口问题。正如法国学者阿尔弗雷·索维在他的名著《人口通论》所说：“只有当我们感觉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同样道理，只要国家还没有感受到人口过剩或经济不景气的疼痛，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人口问题长期以来总是被人忽略……”⁽²⁰⁾从历史上看，当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就会抱怨人口过多或过少（但现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减退，人们也把它和经济不景气联系起来了）；而当经济繁荣时，人们就不会注意到人口或希望人丁兴旺。以日本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几乎是举国上下舆论一致地认为以日本的土地和资源，容纳不了日本七千多万人口（日本当时的人口）。但日本经过十几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到60年代后期，劳动力剩余已经转变为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人口悲观论就转变为人口乐观论了。到现在，由于妇女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虽然日本人口已经增长到1.27亿人，日本上下现在担心的不是人口多，而是担心人口减少了。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中国人口看法占压倒地位的是中国人口过剩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说法集中代表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新中国的信心。虽然中间因为存在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也产生过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想法，但总的来说，因为经济发展较快，人口乐观的思想还是占上风，而在1958年时，完全是虚假的报告使人忘乎所以，以至于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人口问题。但当大跃进失败导致经济倒退时，人口悲观的幽灵开始显现，而到“文化大革命”导致经济上的完全失败时，人口悲观论已绝对占上风了。从毛泽东的“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到80年代发展到推行“一胎化”，到现在甚至认为“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²¹⁾其实已完全把人口增长看成是消极作用了。

从人口悲观论到人口乐观论，又回到人口悲观论，难道中国人口问题真是如马尔萨斯所论述的那样？

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的立场，对人口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的阐述，以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其共同的东西就是特别重视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在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对人口问题的精辟的认识恰恰被当代的舆论忽略掉了，或者是有意不谈。因为，中国已实施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被认为是适合中国的最好制度，在这个前提下，人口当然不存在制度问题，而只存在着和生产力适应问题。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讨论人口问题时，我们是无法回避制度问题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高速增长，经济同时高速增长，并且，经济增长高于人口增长，人均粮食逐年增加。说明，制度对生产力的推动力量超过了人口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没有1958年那场导致生产力极大破坏的“大跃进”运动，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持续十年之久导致中国经济几临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人口对社会经济的不适应会显得那么突出吗？反过来，即使我国在50年代就实行了节制生育，我们就能制止那场导致生产力被破坏的运动吗？即使在70年代我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停滞，我们就能挽救或减轻经济上的损失，就能使我国走上富裕之路吗？大家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最快的时期，是70年代中期，但它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增长，相反，那段时期正是经济发展最糟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停滞、甚至下降时期。说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并没有简单直接的联系。“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场场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不仅是经济上的，而是全面的，包括文化的、心理的。设想：如果我国经济能得到长期顺利发展，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就会得到发展，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就会提高，今天，我们也不至于为了“转变生育观念”而花费很大力量了。如果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早日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能提前10年、20年起飞，也许我们也就只需提倡节育，而不必搞计划生育了。今天，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可能是给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带来了一些不利，那也只是一连串决策失误造成的结果，“人口多”并不是原因。众所周知，正是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人民的生活迅速改善。这说明，制度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口的作用。当前，由于“人口”过多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下岗失业”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但在大工业城市沈阳，一边有几万人下岗，生活贫困；一边有常务副市长在澳门赌场一掷千金，一输就是几千万（据说被发现还纯属偶然），高级法院院长包养了好几个“外室”。至于公款消费、损公肥私、国有资产流失、贪污、“穷庙富方丈”，工作不负责任和错误导致国家财产损失的现象，群众已是见怪不怪。笔者认为，腐败才是制约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当一种社会现象已成为普遍现象时实际上就是制度问题。腐败的产生也是一种制度问题。

人口乐观论对人口乐观前景的最重要根据，是坚信人类的无限创造性，是坚信依靠人类的无限创造力能克服一切困难。但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是绝对不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把精力都放在“整人”、“挨整”、“不挨整”上面，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挥创造性。所以，建立和谐社会，创造出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社会环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也是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的前提。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和谐社会是个大问题，涉及面很广。现在我们再回到人口问题上来。

人口所以成为问题，主要表现是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所以时隐时现，是因为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规律不同，变动的周期不同。以人口周期为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按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0岁左右。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的供应、老年人的数量等等，已经在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已经规定，并且无法改变。而经济周期，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总体活动的扩展和收缩，其长度，按照熊彼特的综合各家的看法，可以有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分，其长度和经济周期并不相同。在经济扩张期，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带动生产增加，劳动需求增加；而在经济萎缩期，市场需求不断减少，带动生产减量，劳动需求减少。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劳动的需求是不同的，而它和人口的状况并不是一致的，所以有时可以表现出劳动力不足而有时又表现出劳动力过剩的人口问题。而当一个国家，由于政策失误或其他原因，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或长期的劳动力供应过剩、消费人口过多，就会出现持续的人口问题。反之，一味地靠减少新增人口来增加现代人的消费需要，也将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利，总之，思考人口问题必须有长远的眼光。

现实人口是历史发展而来的，是不利还是有利，都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正像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挑选自己的父母家庭一样。面对不利的一面，有志者决不会怨天尤人。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不利和有利常常也是相对的，并且可以相互转换。面对现实，既不盲目乐观，忘乎所以，也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这是对待任何问题的正确态度，人口问题也不例外。

（二）人口政策的思考

我国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政策的重点是控制人口数量。说到人口控制，就不能不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这个词，可能很早就已提出。毛泽东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在3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啦！有时候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²²⁾可见，那时虽然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但并不成熟，常常和“节制生育”混用。随着政府对控制生育的介入逐步深入，原来的号召变为政府工作，生育被纳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计划生育了。

但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开始阶段，在60年代，计划生育的做法还是比较谨慎的，这在前面已有所述，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宣传、服务，提倡自觉自愿，反对强迫命令。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已经危及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安定，减少人口压力已成为摆脱危机的一种手段时，才在全国实施现在意义上的计划生育。这时的计划生育才真正是做到了有计划：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

70年代中期的计划生育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表现为自上而下必须完成的“指令”，所以命令主义也就不可避免。

再看一下当时的法制环境。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的基本权利被践踏、人的尊严被亵渎、法律制度被破坏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和人的权利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认真的讨论，计划生育当然也不可能采取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决策。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执行的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是在群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

“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说人口悲观论调笼罩了中国大地。似乎人口多成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当1980年宋健等学者根据人口预测得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平均2个及以上的话，则20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超过12亿。12亿人似乎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口临界点。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对夫妇只生育1个成了唯一选择。所以，从1981年起，在全国推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说是“提倡”，实际是只允许生一个。

其实，这种政策决定正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的做法。对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的决定居然可以不经过自下而上的充分讨论，可以不必按照法律程序，而凭长官意志就可以决定。

这种“只生一个”的政策，显然超出了群众可接受的程度，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其表现之一，就是计划生育工作成了“天下第一难”之事。

在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但宪法上规定的“计划生育义务”比较笼统，因为并没有数量规定，“不生育”是否算实行了义务？计划生育义务指的是生“1个”？“2个”？还是“3个”？为此，经过十几年反复酝酿后在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交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在第三十九条规定，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追究法律责任。这说明，计划生育从此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一方面，人口压力在相当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群众（特别是农村）的生育意愿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尚有差距，而长期实行“一孩化”对社会也有负面影响，随着群众法制观念的加强，过去靠行政办法强行“一孩”政策已经行不通，计划生育工作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现在的“一孩”政策迟早总要调整，在人口问题上，如何平衡长远和目前利益，如何处理好国家、地区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注释】

(1)现代汉语辞海编委会：《辞海》，北京广播学院音像教材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96页。

(2)现代汉语辞海编委会：《辞海》，北京广播学院音像教材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98页。

(3)[日]馆稔著：《人口分析方法》，古今书院，1978年，第15页。

(4)魏健编著：《改变人类社会的瘟疫》，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16页。

(5)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6)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934页。

(7)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963页。

(8)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9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2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231页。

(11)《人民日报》，1958年6月8日报道。

(12)《人民日报》，1958年7月12日报道。

(13)《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报道。

(14)《红旗》杂志社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1958年9月。

(15)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62页。

(16)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6月，第87页。

(17)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6月，第386页。

(18)《北京青年报》，2005年2月4日报道。

(19)[日]南亮三郎著：《人口学总论》，千仓书房，1860年。

(20)[法]阿尔弗雷·索维著：《人口通论》，查瑞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1页。

(2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2000年12月。

(22)引自史成礼编著：《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