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教结合及人口问题

索引20　陶行知论政富教合一、农科教结合及人口问题

Ⅰ

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的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害虫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教育与银行充分联络，就可推翻重利；教育与科学机关充分联络，就可以除迷信；教育与卫生机关充分联络，就可预防疾病；教育与道路工程机关充分联络，就可改良路政。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惟一可能的中心。他对于改造乡村生活的力量大小，要看他对于别方面势力联络的范围多少而定。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我们教育界同志，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101）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6年12月）

如何教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如何使农民得执工商业之牛耳等等问题。现在把我个人近来关于这些问题的心得，约略说一下。

如何教农民出头？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举种棉花来比。农民辛辛苦苦，把棉花收获下来之后，他对于棉花就不能自主了。棉花要出头到纱厂里去。纱厂里要他的出头费。纱厂以逸待劳，价格随意而定。农民为经济所迫，不得不低价出售。再进而至于由纺纱厂到织布厂，由织布厂到市场，没有一个关口不是有人要收很重的出头费。到布出卖的时候，农民买进来穿是很贵的棉布衣。棉花出售时是何等的便宜，穿布时候是大大的昂贵起来了。我们现在要想个法子，把纺纱厂、织布厂以及市场打成一片，使农民能执工商业之牛耳，则棉花可以出头，种棉花的也跟着棉花出头了。依我想来，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方：以江苏省来说，江苏一省有二千五百万的农民，以五个农民为一家来计算，统共有五百万个农家。如果每家出一元，可以得到五百万元之数。以这五百万元，可以兴办农民纺纱厂，农民自己作股东，把农民自己所产的棉花，送到农民自办的工厂里去。再每家出一元来办纺织厂以及商店。如此，二千五百万的农民，不但可以省去出头费，也还可以赚得赢利不少。（117）

从农业国进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有多数人要受淘汰而失业，因为机器发达，人工省去。这种现象，是确然不可免的。我们现在既然要把农业、工业打成一片，在农业上因机器而遭失业的人，就可以调进纺纱厂、织布厂、商店去做工度日。这个农民失业的危险，如果是农民执工业之牛耳，就可以避去一大部分。

筑路是发展实业的第一步。

政府与农民共同努力，出头当然可以快些。（118）

假如每村有农户百家，五百万家就有五万个农村，假使这五万个乡村教师都受有特殊训练，那么五万个教师联合起来，不啻是五万个村庄联合起来，也就是农民资本聚焦的媒介。

我们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119）

（《如可教农民出头》，1927年8月）

建筑道路这个问题，不独与民情的联络，实业的发达，通商的便利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于振兴教育，也有很大的辅助。（298）

乡村教育发达的地方，必定有好的道路。

有人说，要兴教先修道路。这句话很有些道理。（299）

（《道路与教育》，1919年3月）

我们很相信新的中国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的。我们赞成交通事业和教育事业要有充分的互助合作。（634）

（《何不提倡裁兵铺路》，1934年7月）

中国以农业立国，农民要居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所尽义务最多，所享的权利最少……我们觉得现在农民所最需要的是自立、自卫、自存。我们应当拿我们思想来凑他们的实际，不要拿他们的前途来供我们的牺牲。农民是目的不是工具。我们是替农民指导正路的，不是要农民一味闭着眼，跟着我们走的。真正的农民合作或联合，要立在教育的农业和农业的教育上。（657）

（《农民联合会》，1924年8月）

Ⅱ

适之近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那条路》。里面除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的将它一笔勾消……我个人则以为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外，以为国内还有一个大妖精被适之忽略了。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因为多生所以穷，因为穷所以有病不能医有子女不能教；因为一家多生所以穷亲戚多，穷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贪；因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为盗、为匪、称兵、构乱。贫穷、愚昧、疾病、贪污、内乱，当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国内若不铲除多生之迷信，国外若不推翻国帝国主义，则这五个小鬼必是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其实，帝国主义之总司令也是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场。世界最大之乱源便是多生主义。这个妖怪不除，世界那能太平。中国那会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适之的一首诗：

明于考古，

媚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39）

（《胡适捉鬼》，1931年9月）

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中荒地都开垦了吗？荒山都造成了林吗？村道己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吗？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了吗？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才能希望成功！（336）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7年1月）

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我们一提及教育便含了改造的意思……

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寻常人以为办学是一事，改造社会又是一事，他们说：“办学已经够忙了，还有余力去改造社会吗？”他们不知道学校办的得法便是改造社会，没有功夫改造便是没有功夫办学，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435）

（《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1929年2月）

我们要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我们要与农人、小朋友做同志，要这样才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才可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人类以入于大同，假使你是以整个的心献给乡村教育，努力与农人、小朋友合作，就无论在国家、在社会、在世界都可以发生这种力量。（442）

（《定于一》，1929年3月）

想到而没有做到的。

一是县知事训练的重要。县长为亲民之官，在历史上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在以县为自治单位，这个位置是要格外显得重要了。有了好的县长，乡村教育同志一年可以干出十年的成绩，没有好的县长，十年做不出一年的事业。培养两千位好县长，中国乡村教育，不，中国的建设，可算是干成一大半了。

二是农暇副业的重要。中国农人全年约有五个月空闲没得事做，假使能乘这个机会训练他们些副业，那么，他们的生计立刻可以好些。

三是如何训练农民享受工业文明的利益不致被他淘汰。中国虽是以农立国，但趋势是向着工业文明前进的。如何叫机器为农人做工而不致把农民吞掉，是乡村教育一个顶大的问题。（446）

（《这一年》，1929年3月）

生活教育既以生活为中心，立刻就与几种传统思想冲突……第五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就是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既承认“社会即学校”、那么，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了学校的中心问题。这中心问题就是政治经济问题。我们最初定教育目标时对于政治经济即特别重视。

政富教合一的根本观念是要将政富教三件事合而为一。如何使他们合起来？要叫他们在“遂民之欲达民之情”上合起来。现在这三件事的中间有很大的鸿沟。它的根本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富人拿政治与教育作工具以遂富人之欲而达富人之情；二是政客拿富人之力与教育作工具以遂政客之欲而达政客之情；三是不肯拿教育给富人与政客做工具的教师们存了超然的态度，不知教人民运用富力和政治力以遂民之欲而达民之情。我们要知道等到富力成为民的富力，政治力成为民的政治力，然后生活才算是民的生活，教育才算是民的教育。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我们所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我们要教人知道，不做工的不配吃饭，更不配坐汽车。我们要教人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最大的罪孽。我们要教人知道富力如同肥料，堆得太多了要把花草的生命烧死。我们要教人民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从农业文明进到工业文明，我们要教农民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这种主张，不消说，不但和“先富后教”，教育不管政治一类的传统思想冲突，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使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561）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1930年3月）

“中国教育出路”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多月的不安……事实是我唯一的指针。我只愿听它的启示。（605）

在我们家乡的自耕农，六口之家，耕种三十亩，一年可收谷六十五石（中国每亩产谷多至六石，少则一石，普通则在二石半左右）。一夫一妻和四个孩子，大的不过十二岁，一年自用谷二十四石；余下四十一石，以时价每石五元，可卖二百零五元。他要用三十元付田本，四十元付钱粮、六十元付短工工食、三十元买油盐杂货，四十元买柴火。这个人家田租不必缴纳，但是已经无钱换新衣，茅房不能修理，害病不能看医生了，如果这个人家要想有衣服穿，他必得少生一个孩子，把那三石谷的钱省下来买布做衣服。否则冬天一到，难免受冻。

五口之家耕三十亩田还没有教育费。如果要孩子们个个受教育，还要少生一个，拿他省下三石谷的钱送两个孩子上学。这样也只能培养他们到高级小学毕业为止。中学没有他们的份。大学更谈不上。

照这个情形看来，三十亩地的自耕农要从六口变为五口才有衣服御寒，要从五口变为四口，——一夫一妻两个孩子才能享受初等教育。换句话说，每人五亩地才能吃饭。每人六亩地才免不冻，每人七亩半才能上学求智识。

假使这个家本来六口，耕种三十亩地，只够吃不够穿，凭空又糊里糊涂生下一个孩子，那未不但不够穿，连吃也不够了。不够吃，如果无法送出去，或是借钱买米，只好无饭大家饿。弄到后来，必有因饿而病，因病而死的。

没有死人之前，这个人家兄弟姐妹争吃是天天必有的现象，有时父母也不得不参战。而且大家脸上都难免黄皮骨瘦，像饿牢里走出来的一般。这个人家虽想找食物来维持七个人的生命，但是食物老子一定要他减少到六个人或五个人的地位。

照上面说来，这享有三十亩地的自耕农的命运是跟着他的孩子跑。如果他只生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有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了进了饿牢，他还说听天由命……如果是天命，天命只在自己的手里！

那四口之家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米也要渐渐的多吃些，但是做事的能力也渐渐的加大，等到差不多成人的时候，短工所能做的事，他们可以替代了，假使是一男一女，那么女的出嫁，男的讨媳妇，还不致扰乱人口的平衡。生两个孩儿，死两个老人，也可抵得过。孙儿女长大，依旧可以受教育。假如第一代所生是两个男孩，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两个媳妇进门，便从四口之家一跃而为六口之家。倘使公公婆婆能见孙子面，便再一跃而为八口、十口之家，倘使祖孙不及见面，那么六口或八口是一忽儿就到的。三十亩地，兄弟两家对分，每家十五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过生活了。于是必须租地主地才能图存，这样，一个自耕农家便变成了两个半自耕农家。（607）

半自耕农的担负比自耕农自然是重一些，他的一部分田地要缴田租……除去赋税，地租是半自耕农加上的担子。自耕农四口之家可以给小孩子上学，半自耕农则四口之家没有上学的希望。自耕农五六口之家可以糊口，半自耕农则五六口之家必定有冻饿之患。既冻又饿，便不得不挖却心头肉，去医眼前疮。祖遗的十五亩，始则以九折三分高利抵押，终于无力赎出。不得不变卖与人。这半自耕农不久便再变而为佃农了。

佃农更苦，讨得起妻子，生不起儿子。儿子生不起，还是依旧一个个的生。借债扶养，还不起便失去耕种工具，随时可以变成长工、短工、散工，统称为佣工。这佣工的儿子便是光棍一个，连个老婆也讨不起了。（609）

在这种情形之下，那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佣工的趋势是着着进行，一步也不肯退让。今日之佣工即昨日之佃农，昨日之佃农即前日之半自耕农，前日之半自耕农即大前日之自耕农。反过来，向将来一看，如果现在的各种情形继续下去，大家仍旧抱着多福多寿多男子的迷信，闭起眼睛来生孩子，那末今日之自耕农更是明日之半自耕农，后日之佃农，外后日之佣工。

这是自然的趋势，不必外来的力量，中国的农村便是这样崩溃。倘若加以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盗匪、土豪劣神绅、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那这种崩溃便如江河日下，格外进行得快。（610）

工业是农人剩余人口最自然而最有效之出路……只要时局平静，工业振兴，工人的数目总是继长增高……中国工业所以发达迟缓的缘故很多，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便是外国之经济侵略……第一，他们能在中国领土内设银行吸收中国的资本，以操纵金融，而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发展。在一九二五年的调查报告里，我们知道在华外国银行及中外合办的银行之资产有六八七八兆元。同年，本国银行资产只有九八七兆元，只有前者七分之一。第二，他们能在中国开办工厂，使关税保护失其效用……工业是中华民族之正当出路，无论多大困难，必须由此出去。可是，我们一部分力量既要花在扫除别国所没有的压力，则进步自然比别国迟缓。因此它对于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之容量，在外国资本主义高压未消之前，必不见得像别国那么宏大。（614、615）

如果要请这位老农来代表中国，我们先要问，中国有多少己耕之地？刘大钧君根据民国十七年农商部统计报告，找出中国已耕地面积为一八二六兆亩。如用每人十亩、七亩半、六亩、五亩、四亩三分来除。可得在各种状态上之人口约数。现列表如下：

中国耕地人口状态表

看了这张表，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最根本之出路，是看得明白了，中华民族最根本之出路是什么？少生小孩子

中华民族之最根本之出路，即中国教育之最根本之出路。故中国现代教育者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小孩子

教中华民族从大乱线退到二百四十兆的教育线上来，使得个个饱食暖衣又能受最基本的教育；更好是退到一百八十兆的创造线上来，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致为穷忙所埋没，得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625）

我们如何能退到教育线及创造线？

一夫一妻，在提高生产技术未著成效之前，只能生两个孩子……于是渐渐的要以退到二百四十兆一百八十兆。教育在这人口总退却之进行中，有如下之任务：

（一）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发一人口总退却之紧急命令，故男子满二十五、女子满二十岁始行结婚。结婚后服务五年，可生第一子，俟第一子入小学，可生第二子。以二子为限。子为男子女子通称，一胎生二子或三子者，以一胎为限。（626）

（二）中央研究院在开创时期内之第一重要工作是设避妊研究所……

（三）避妊之普遍的宣传……

（四）宣传结婚前配偶之科学的选择，以为改良人种之准备。

（五）女子常以多生为苦，必赞成这种合理之主张。那最大之阻碍，便是男子之兽性。故一方面由教育劝导，一方面用法律限制。生孩多于二人，宜处男子以危害民国之罪。

（六）宣传科学上男女有同等之遗传力，故有女即有后。

（七）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组织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随时调查耕种土地面积之消失，生产技术之进退，生活程度之高下，容纳人口出路之多少，以改定人口升降之比例，公布全国，共同遵守。

有人怀疑，人口减少国势怕要越加懦弱。我说：中国之弱，弱于人多；如果减少，便要发生很大的力量。譬如一个人家，财力只够教养两个孩子，如今生了四个，衣食不足，又不知礼仪，自必酿成“吃饭打破锅，睡觉撕碎窝”的现象……如果只有两个孩子，那么教养得宜，自能发生相当力量。倘使学得本领，能够驾御机器，像美国工人，一个人便有三十个人的力量，两个人不是有六十个人的力量了吗？孩子太多，不能教育，互相争夺，相抵相消，力量几等于零。以一家推到全国，四万万人是毫无力量，二万万人倒可有六十万万人之力量咧！（627）

假使我们顺利的把人口退到教育线与创造线，如果我们不变更人生观，还是无济于事。我们在教育线上若无求知欲，便依然不会运用科学结果以增进人生的幸福。我们在创造线上若无发明欲，便依然不会探入未知之境界，以开发科学之泉源。知识不是从玄想中跳出来的，必得在大自然里去追求。财富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也必得在大自然里去探获。（628）

新近依日本人估计，中国每人均摊财富只有101元日金……同时，日本每人均摊财富为1731元，比中国人大十七倍多。美国每人均摊财富为6607元，比中国人大六十五倍多。俄国虽穷，还在中国之上，每人均摊756元，差不多比中国人大七倍。所以中华民族的第二条出路是：创造富的社会。中国教育的第二条出路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不创造富的个人。

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教育，只是做了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阶级因教育而越隔越远。我们只要创造富的社会。社会既富，则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然而然的富了。在创造富的社会之过程中，教育之任务如下：

（一）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便是教人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便是引导人民在合理的工业上出头。

（二）教人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便是教人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合理的机器文明，便是要人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三）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我们要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御自然的力量的科学。……

（四）农业对于富力之增加，有两种方式：一是使全国无荒废之地；二是把科学运用到农业上来，使地尽其力。最后等到工业吸收了大部分之农人，即可使农业变成工业化的农业。

（五）教后起青年运用双手与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起手来做旧文明的安享者。

（六）教人打破“贫而乐”、“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人生观，这三种人生观，都是造富的心理上的最大障碍。

（七）教人重订人生价值标准。……（630）

生得多，死得多，创造力自然要减少，生命、金钱都在这上面耗费了。生要吃着，死要棺材，弄得人财两空。与其生而即死，何如不生？许士廉君算出来，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一个孩子，比欧洲北部的人要费八倍半的精神和财力。精神和财力都和死的孩子一起埋在泥里去了，还有多少余力来创造文化呢？所以，要想有创造富的社会的精神，也得少生几个小孩子。

教人少生小孩子，是少数人干得起来吗？少数人可以发起，但是要把他发生力量必得全民族起来互助。全民族家家都实行节育，那么可以把人口退到教育线与创造线上来。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也要靠这种互助。但是，如果工人们只是机器之奴隶，而不是机器的主人，那么劳资纠纷，永无宁期，还能造出富的社会吗？故必须有大平等的地位，才有互助之可言。这两件事的效力，一部分要靠政治的力量。政治立在民众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所以要想把少生小孩子与创造富的社会两件事做出来。必须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上有平等互助的精神。所以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是我们第三条出路。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特别是这人口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同心合力的来解决，才能有彻底的办法。（632）

世界上人口早已满了，再要增加便是降低文化，剥夺别人生存的机会。全世界的人们都要彻底觉悟，大家在一块儿商量一个少生小孩子的办法。（637）

欧洲大战，以前的大战，以后的大战，都是因为人生得太多不够吃无可奈何，走入武装劫粮之一途。

多生的结果必是多杀。谁也逃不出这个定律。

少生可共荣，多生必俱亡。

多生则相仇；少生自相友，或友或仇只在各民族念头之一转。

少生主义，是民族自救主义，是各民族相救主义。如具各民族都认定少生主义为自救主义的原则，国际间许多难解的事便迎刃而解了。

现在世界上最坏的一件事，便是人口土地分配得太不均匀。

如果大家承认这样多生，便是自杀末日，少生乃是自救相救之道，那么，就用不着封锁了。（639）

说到日本，他的国难也只有少生主义可以解脱。他是个最努力的国家，如何也弄得这样焦头烂额？我的回答是：孩子生得太多，而且是毫不觉悟。现在已经到了治乱关头，少生孩子是日本自救的唯一出路。日本在文明国里，生产率是算最大了。最近每年几乎要增加一百万人。结果是每人耕地面积变成极小。

日本每人平均只占1.69亩耕地，在各国中算是顶小的了……在一般日本人的心中，总以为殖民是他们的出路，是的，移民在现在只是一条小出路……日本人生儿子的速率比移民的速率要大四十倍。一年所加的人口，四十年才能移得出去。移不出去，只好在家里吃从前的积蓄。积蓄吃光了，再怎样？有人说，到东三省去！中国的弟兄们和日本的一样没处走，也走向东三省去。十年之后，东三省便要挤得不可耐了。再到哪里去？好兄弟！我们两家最大的出路是少生小孩子，在这上的互助便是自助了。如果大家还是拼命的生孩子，结果必至相杀，相杀便等于自杀。日本是一个很可钦佩的民族，在极端困难中显出了极大的建设的本领……但是它的建设本领抵不住它的生孩子的力量。（642）

（《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的出路》，1931年7月）

Ⅲ

把一个工场呆板的当作一个工场办，有什么意思？把一个学校呆板的当作一个学校办，有什么意思？把一个社会呆板的当作一个社会办，有什么意思？

呆板的办工场，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因为这样的干是割裂人生，使活的细胞解体，所以办的人个个弄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出路。刽子手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呀！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是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94）

如果办一种事业是含有这三种意义，那么就称它为学校也可、称它为工场也可、称它为社会也可。倘使没有把这三种意义打成一片，虽是挂着工学团的招牌，便不啻是挂了羊头卖狗肉。

古时的家庭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工学团。中国有几支大的军队是大规模的工学团。凡是较有永久性之集团，若没有工学团的意义包含在内，便变成了枯燥的生活而流于衰老。任何一种集团都不能呆板的办。比如监狱，如果呆板的办，便比地狱还不如……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中华民族是变成何等庄严的一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园丁们，普遍的撤下去吧？（95）

一般办学校的是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从这样改到那样，从那样改到这样，若忽略了人生的大前提，都会使你失望。……因为要培养合理的人生，所以反对学校、工厂及一切忽略人生之组织，而要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工学团。（105）

前人制造机器，全副的目光都放在生产上，生产得愈快、愈多、愈好，便可算是一架尽善尽美的机器。他把用机器的工人完全忽略了。今后科学家发明机器的目光，要转移到工人的身上来。我们要造人用的机器，不造奴人的机器；要造益人机器，不造害人的机器；要造养人的机器，不造灭人的机器。我们的宗旨是要造种种机器，使得用它们做工的人可以乐在其中。未来的世界里只有这人生中心的新机器可以存在。一切奴人、害人、灭人的机器都要敲得粉碎，放在火炉里重新造出那人生中心的新机器来。这种人生中心的新机器没有什么奢望，它不想把人间造成天堂，它不会把人间造成地狱；它的使命是把一个不合理的人间，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罢了。这便是我们要实现的新机器主义。（112）

（小说《古庙敲钟录》）

中国人生得多死得多……依照老法子，每年只增加几十万学生，而人口之增加倒超过十倍之数，那是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267）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1934年2月）

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497）

乡村运动改造者，最忌代替农人做；因为代替农人做得太多太久，农人仍旧不会自己做。农人不会自己做、终是无补于大局。我们要想农人自动、自助、自导的来改造他们的村庄，必须在发动的时候有此认识。（499）

（《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1932年11月）

孔子有句话说：“富而后教”，我不以为然。一般人以为先教育再使其富，这也不对。我以为要一面教育一面使他富才对！（538）

现在我要讲一讲“工学团”三个字的意思。

工是什么？“工”就是做工。譬如种棉花就是工。学是什么？“学”就是科学知识，像选种等，都是学。团是什么？“团”就是团结，就是要有组织。为什么要团？举一个例子：像种棉花用的条播机，每一架要用二十块钱，如果你买一架，他也买一架，那么像山海地方有三十家人家，每家买一架，就要六百块钱。“团”了以后，只要合举一架，就够用了……还有像卖棉花，一个人单独卖和几家人家合起来卖，每担可以多一块钱，所以一切的事业，都要“团”，“团”了以后，用的可以省，赚的可以多。我们为什么打不过日本？因为一个人一条心，不能团结，日兵打到东三省，北平的人在那里看；打到上海，四川的人在那里看。中国人因为这样的不团结，所以受人家的欺侮，如果大家都团结了，日本决不敢再来欺侮我们。所以“团”是非常要紧的。

我希望每一个学校，都要组织一个棉花工学团，棉花工学团是棉花与教育组织的新家庭。（539）

（《棉花与教育》，1933年8月）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新兴工业使它不能依照自然顺序发展，以吸收农村过剩人口，于是农村田地愈分愈细，只见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这过剩人口既不能被新兴工业所吸收，除了饿死之外，只有当兵做匪，以造成历年内乱之大祸。于是没有自卫准备的乡村首遭蹂躏，现金跟着地主跑了进城避难。城里资本更不敢投到乡下来。这样一来，中国乡村乃由衰落而濒于破产。

分析起来，中国乡村是害了许多病，主要的如下：

1.帝国主义已经伸张到乡村的深处，例如棉织物早已突破了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2.乡下人是充满了个人自由主义，富有无政府脾气。他们各人自扫门外雪。洋大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强盗，乃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3.重利盘剥。

4.疾病、例如疟疾，是如同土豪劣绅一般的利害。

5.迷信，例如蝗虫来了，农人以为是神虫下凡不敢肃清。

6.变相失业，每年农暇竟有五六月之久。

7.多生主义……（560）

草头医生是有许许多多，我们现在要把他们所开的方子一个个加以审查：

1.天使派——这派人下乡，好比是天使到地狱里来救苦救难，凡抱着慈悲心肠下乡的都属于这一派。我们只要一想到三万万四千万的耕田大众，就知道他们所预备的面包是决不够充饥的。他们说，若不够吃，且忍一忍，死了，我带你进天堂，也不算迟。（561）

2.夫子派——这派人以为乡下人不懂事，要来教训他们。知识分子从前喜欢唱那“到民间去”的高调，便是这派人的先锋。他们戴着一个大头来。乡下人自己看看却有几分不敢与大头鬼亲近。这些人多数是书呆子，个个呆头呆脑。请问，假使农人虚心肯受你的教训，换上一幅呆子的头脑，有何益处？

3.模范派——这派人到乡下来建一个新村，希望农人也照他的样子改一改。他们以为全国的农村都改成新村一样，中国就好了，哪里知道吃着早饭愁着中饭的农人何能与你赛跑？

4.桃花源派——这派人不但把中国农村看做固定，并且要把他们的工作区与世界划开，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只顾在乡村里工作，对于都市的生活，己是懒得与闻，何况世界之大，更是管不得这许多了。工人与农人在他们心里是不关痛痒的两种人。他们所划的小小范围，便注定了他们的前途。

5.绅士派——这派人拥护原有的绅士做乡村的主体。他们贪图工作一时的便利，不知不觉的堕入反动的途径。十个绅士九个劣，利用绅士是最危险的！他们是士大夫在乡下的代表者，同时是贪官污吏的经纪人。建筑在绅士上之乡村事业，是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利用绅士者，结果是伸张绅权，摧残民权。（562）

6.济富派——这一派想用钱救济农村破产，而遇到农民借款，则要求财产抵押。请问佃农雇农那里去找财产抵押？一般合作社，如不根本改变方针，势不能帮助大多数的贫农，而难免流为济富的工具。

7.养猪派——这派人提倡科学农业，也要改善农民生活。但他们的目的，是在多收点租，或是多取些原料而少给些价钱。这简直是与养猪的心理无异。

那么，农村建设应当怎样进行呢？这是我提出的几条建议：

1.认定帝国主义是今日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我们应当集中智慧与力量向帝国主义反抗，而后中国新兴有出路，中国农村亦有出路。

2.认清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农业国，乃是一个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国。我们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国的一切是变动的。我们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有人说，知识要新、道德要旧，这是应该扫除的一种迷信。旧道德只能配合旧知识，新知识也得要求新道德。

3.认清乡村建设的主人是真农人；一切乡村建设以真农人之福利做根据。所谓真农人，即是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人。

4.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我们要教真农人在行动上取得真知识与真力量。

5.代替人干是劳而无功。我们要培养农人自己干，用科学的方法干，大家联合起来干。最重要的，农人自己须有保护生产的力量。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国外国内的强盗不敢剥削。

6.来到乡下工作的人，须放下天使、士大夫、少爷、小姐的架子，脱掉书呆子的蛇壳，站在农人的队伍里，共生活、共甘苦、共休息。

7.教乡下人少生小孩子……

8.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小的村庄，要与大的世界沟通。

9.依据乡村需要培养专门人才。（例如医生、工程师、农林学家、军事学家、艺术家、幼稚园及小学教师。）现今是肯下乡的没有专门学术，有专门学术的不肯下乡。

10.培养农人和农人的小孩子，把乡村创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便是天国降临。（564）

（《一切乡村建设必须为农民谋福利》，1933年12月）

Ⅳ

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有、民治、民享（注）的国家、是要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几方面配合得好才能达到目的。

教育方面必定要具备几种条件才能负起这样伟大的使命。1.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装饰品，不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2.教育必须是生活的……3.教育必须是科学的……4.教育必须是大众的……（356）

（《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1939年3月）

注释：民有、民治、民享。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对民主政治内容的概括，意即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一切权力由人民来治理，一切权力由人民来享用。

Ⅺ

中国国际贸易，平均每人五元。照澳洲比例，可有现数六十倍大。如何运用商业教育，扶助本国商业之发展，教育界应当与商界谋更密切之联络。

中国现在只有七千英里铁路，六分之一的人口（注：系指世界总人口），挤在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注：指中国的总面积之三分之一），交通不发达，教育不能普及，教育界与商界应当如何携手。（219）

（《1924年中国教育之回顾》，1925年1月）

小的村庄，应与大的世界沟通。

中国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

乡村教育的使命，是要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270）

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做皇帝（见中山先生《农民大联合》演词）（271）

（晓庄师范新加标语，1927年9月）

1931年夏天，陶行知邀请在沪的晓庄师友开座谈会，检讨过去晓庄的工作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位青年说：

“晓庄学校是信奉生活教育的，它不但标榜反传统反洋化教育，而且在脚踏实地从中国社会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来反对传统的洋化的一套，在这个斗争中以求建立新的一套，创造出人民的极乐世界。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革命，而且这个革命实际上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不过用教育形式罢了，既然要实行这种革命的新教育，又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革命分开，不是很可笑吗？”

陶行知：“这话对呀！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回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我们今后不能再静坐在书房房里计划或理想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的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验工作了。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我们的基本队伍是农民，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现在工人已经有了红色的政党——共产党，我想农民也应该有一个绿色政党（意思是农村到处是青枝绿叶的世界）。

接着有一个人发问：“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再办学校，用教育救国了？”

又一个人问：“也不再做实验新教育的美梦了！我们得组织农民党来领导革命！”

陶行知：“我的意思，真是这样，教育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武器。你们知道么，列字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劲旅，可以打败敌人！”（331）

（《有一支劲旅可以打败敌人》，1931年夏天）

我始终以为是“为农不富，为富不农”。这两句话，可算是天经地义了。（573）

人口多不一定是力量，人口统制才有力量。（574）

（《关于现代教育上的几个实际问题》，193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