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
——人口与人手关系的理论思考
原华荣
人口与人手的关系，是一个与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人手论”与“人口论”
“人手论”是“大人口”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基本观点是：人有一张“口”，也有一双“手”；生产大于消费，人多生产多。对此需指出的是：其一，“人多生产多”是“生产大于消费”的逻辑结论；其二，“生产大于消费”的普适性赖于资源、环境的无限性，和技术对资源不受限制的节约——而资源、环境是有限的，技术对资源的节约也是有限的。
有限性和技术“时间节约”的本质表明，“生产大于消费”并不具普适性而只成立于历史上人均生产资料相对宽裕的时代。主张增加人口或人口不能减少的“人手论”在当代的危害有：形成就业、社会保障压力，给失业者和其家庭带来痛苦，冲击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人口——资源瓶颈（“分母效应”），进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形成强大的环境冲击量（“规模效应”），造成生物大规模灭绝而使人类成为所有生命的“杀手”——过多的人口，不论是对自身还是生物圈，都是一个“不道德”的存在。
“人手论”不遗余力地要“走出人口数量陷阱，打破人口数量紧箍咒”——在他们看来，21世纪的中国人口问题不再是数量控制，而是如何把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那些被津津乐道少生的人口，恰恰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与此同时，他们还寻找“环境倒U型曲线”、“人口数量中性观”、“人口红利”和“鸡论”等的支持——而这些，又纯属杜撰而无一不为假。
“人口论”认为消费（人口）是绝对的，生产（人手）是相对的、受限的，生产大于消费并不具普适性，且常以资源耗竭、生态/环境退化为代价；技术在本质上是时间而非资源节约的。她坚持有限性，重视人口数量的“序参量效应”对生物圈和人类的危害，主张大量减少人口数量以消除“人口-资源瓶颈”。
（二）人与鸡和鹰与鸡
为一些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鸡论”——“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源自一百多年前美国人亨利·乔治的杜撰。
首先，这一陈述混淆了两种鸡的概念——在“鹰越多鸡越少”陈述中的鸡是“自然鸡”（鸡A）；在“人越多则鸡越多”陈述中的鸡是“人工鸡”（鸡B）。
“鹰越多鸡越少”是符合想象的，但违背生态学规律和事实而是一个假命题：同生物界一切捕食者一样，鹰绝不会像人那样捕杀超过其基本需求的鸡（鸡A），而是控制自己的捕食，调节自己的数量维持与鸡的平衡，与鸡协同演化和可持续地存在——这是由营养关系（食与被食、捕食与被捕食）所规定的“自然秩序”。
体现着没有限制增长的“人越多则鸡越多”同样是一个假命题——在有限性背景下，并不存在人与鸡B的没有限制的正反馈循环，且是指向人类和生物圈的一柄利剑：第一，越来越多的人和鸡B意味着人与经济处在崩溃随时可能发生的超临界的极度不稳定域；第二，人和鸡B的增加，必然导致鸡A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缩减，进而地球生物圈的毁坏。
（三）“环境倒U型曲线”
在转折点出现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转折点的出现大约发生在人均GDP达5000或35000美元时——环境转变论认为，经济与环境的这一倒“U”型曲线关系已为事实所验证。有些人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便能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或幻想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总量的强剥离或脱钩”。而事实上：
——倒“U”型曲线关系只是在小尺度时空上被“验证”的假象。
——倒“U”型曲线关系只是在小指标集、非代表性、非根本性指标上，或统计相关中被“验证”的假象。
——在高层级、大尺度，即根本性事实上，倒“U”型关系从未出现过，发生的都是否证性的，如全球气候变暖，森林、湿地消失，荒漠化发展，生物加速灭绝。
——体现“双赢”思想的“环境倒U型曲线”，违背人与自然本质上的“零和”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是故，即使有人给出了所谓的事实和证明，你也不要相信——因为那要么是以“污染转移”为背景而发生在局部地区、个别国家——而且空间范围一定很小——的事件，要么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或只用了不多指标的研究结果。而且，只要我们还需要钢铁、重化工、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对保护环境的贡献率便要大打折扣。
（四）“人口红利”与环境代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国家环保总局）不容置疑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通过拼资源、拼环境换来的；东亚的经济奇迹，也是以生态环境的退化为代价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环境代价总是要支付的——不是由自己，便是由别人。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许是显著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则可能是个“蝇头小利”；与人口压力增长对环境退化加剧的推动相比则是极为显著的负效应—— 中国的“人口数量陷阱”将因“人口红利陷阱”而变得更深，考虑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东亚1/3-1/2的人口年龄结构贡献率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
（五）“零和”还是“双赢”？
——“零和”是为有限世界中物质关系规定的自然界的根本法则。
物质关系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关系。根据“守恒”定律，物质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由是，失与得的“零和”，便成了万物之间关系的根本法则。物质世界是这样——地壳与地核、海洋与陆地、地表凸起与凹下部分、（河流）上游与下游在物质上的“零和”；生命世界也是如此——生物与自然、生物与生物、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物质上的 “零和”。
在“生长一棵草的地方”，昨天没有长草，今天就可能“长出两棵草”；在“生长一棵草的地方”今天“长出两棵草”，到明天就可能会变成荒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由于有限性和物质关系而皆是一个伟大的“零和”过程。
——“双赢”只是一种自欺。
自然玩的是“零和”游戏——人类所得（越来越多的“鸡B”）必为自然所失（越来越少的“鸡A”）；资本的增值、盈利，进而“双赢”只是人类自己玩的一种自欺游戏。
（六）“常量人口”
人口数量的“中性”观——一个数量趋于稳定的“常量人口”，不再作用于经济和环境——，源自美国在联合国人口与环境会议(墨西哥，1984)上所持的关于“人口增张是中性的”立场。其理论表达见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之中：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数量增长趋于静止，结构变化趋于稳定，人口的数量、结构趋于“常量”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接着，“中性”观由经济扩展到环境领域——人口，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当其数量趋于稳定而为“常量”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冲击量便会消失。由此，一个“常量人口”不再对环境构成压力的幻觉便被制造了出来，以致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中国人口规模稳定在16亿，便不会再加剧生态/环境的危机。
人口数量的“中性”观是一个连黔驴也不会轻信的说教——她深知，自己的脊梁骨会因驮“常量”为300公斤的大胖子而被压折。人口数量不是一种“虚无”，而是负荷着价值的——一定的消费，进而必要的经济规模，相应的资源、能源耗费和污染排放。一个规模为16亿的常量人口对环境的冲击量，必然大于历史上规模为1亿的常量人口，且意味着灾难在未来某个时刻在中国的必然降临。
人口数量“中性”观是统计相关（可以是因果相关，也可以是能使“风马牛不相及”事物高度关联的非因果相关）对极重要，乃至根本性因果关系——数量与经济、环境关系——的荫蔽。
（七）人口数量是决定人类和生物圈命运的“序参量”
——“序参量”和“人口序参量效应”。
通过组元（如激光中的电子）的协同作用（电子的同向震荡）而把单个组元组织起来所形成的，反过来又支配着（“支配原理”）各个组元的“序参量”（激光中的光波），是决定系统性质和演化方向的状态变量。（赫尔曼·哈肯，“协同学”）
某一“共同体”的人口数量——所有人，形成制约该“共同体”所有人的行为，并决定每一个个体和生物圈命运的“序参量”。“人口序参量效应”包括“规模效益”、“分母效应”、“基本需求效应”、“密度效应”、“阈密度效应”等。
——“天堂”和“地狱”。
在一个能容纳300人的大教堂里，如果只有50个人，那么，这50个人的相互作用，便是规定这50个人每一个人“命运”的“序参量”。此时，教堂里空气清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摇曳的烛光下来回走动，相互愉悦地交谈，慢慢地品尝着美酒佳肴……；（男士们）或赞美主的伟大，或“顾影自盼”，欣赏上帝的“造物”……；“星期五”——当然只限于小猫和小狗们，或依偎在主人的怀里，或在教堂里自由地戏耍……。
当数量增加到1500人时，这1500人的相互作用，便成了改变这1500人每一个人“命运”的“序参量”——此时，空气已污浊不堪，食物被一抢而光，地面一片狼藉，人们在昏暗的烛光下挤来挤去，相互踩踏，抱怨和喧哗声充斥了整个教堂……；对主的赞美变成了对上帝“要生养众多”的质疑；小猫和小狗们则或被烦躁的主人丢下不管，或被熙熙攘攘、挤来挤去的人群踩着而尖叫……。
——数量“魔术师”。
对发展来说，资源、空间的人均拥有量是最为根本的——而人口数量，则在资源、空间一定背景下规定着这个人均量，从而发展的可能水平：粥少（如人均GDP）缘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资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穷，民穷也不一定因为地瘠——人口数量像“魔术师”一样左右着发展和环境问题。
如以经济密度（美元/km2）表示与资源、环境、经济相关的富饶或贫瘠，那么，少量人口可使（环境）“地狱”变成“天堂”——澳大利亚经济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 2.5人/km2（少矣！），人均GDP 20050美元（富矣！）；而大量的人口，则会使（环境）“天堂”变成“地狱”——孟加拉国经济密度32.6×104美元（为澳大利亚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92 人/km2（为澳大利亚的404倍，庶矣！），人均GDP 370美元（为澳大利亚的1.85%，贫矣！）。
（八）技术的本质和“技术拯救”
——技术指向物质、能量耗散，技术进步与物质、能量耗散正相关。
——“时间节约”：技术的本质。
“时间节约”是技术的本质。一定物质、能量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耗散，历时1天、1年，或10年、100年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技术对时间的节约指，把一定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所费时间的减少——用 电锯在更短时间里锯倒一棵大树；或在一定时间里把更多的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用电锯在单位时间里锯倒更多大树。正是由于技术的“时间节约”和大的节约空间，才会有“高耗散”的形成——由是，人们才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在单位土地面积上耗散更多的资源、能源，生产更多的污染，形成更高的经济密度而把社会推向“高位均衡态”，形成辉煌的文明。
——资源节约：效率、利用率的“天花板”和物质、能量的耗散。
资源节约指（能量）转化效率和（物质）利用率的提高。而来自两方面的限制，则使资源节约只存在很小的空间：其一是效率、利用率的“天花板”——物质的节约不可能为零，能量的利用效率则被限定在＜100%；其二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的物质、能量不可避免的耗散。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创新”对“拯救”的作用是有限的。
鉴于资源节约的有限性、能量利用的非循环性、物质利用的耗散性，在技术进步推动下以节能、节材、减排为宗旨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创新”的发展，并不能带来物质、能量在根本性上的节约，进而对资源“瓶颈”的缓解。
（九）“基本需求效益”的性质
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源自基本需求品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不打高尔夫球，但绝不可以不吃饭。基本需求品（如食物）生产有如下特征：
——“基本需求品”生产资料（如土地、水分、热量及其空间组合等）的有限性（稀缺、易耗竭和低更新）。
——“基本需求品”生产的巨大外部性。
扩大耕地，投入化肥、农药，修建水利工程加剧着生态/环境退化——森林消失、土地退化、污染和生物灭绝；土地的退化则迫使人们进一步扩大耕地和增加投入，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着这一恶性的正反馈循环。
（十）人口规模
当代人每人每天消费的能量为原始人的115倍，用水量为原始人的42倍。在资源耗散强度因技术提高数十倍、上百倍的情况下，与原始人相比，数量庞大的当代人的总用水量增加了28万倍，总耗能量增加了77万倍——可见，人口规模是一个比技术的“杀伤力”更为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12次王朝更替（包括安史之乱、太平天国），都发生在人口高峰之后——当然，也可解读为王朝更替中断了人口增长。
要么任其毁灭，要么消减她的规模、速度和复杂性——这即是对人口与人手关系理论思考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告诫。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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