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不信，是个问题

相信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玩过石头、剪子、布的游戏，想必你也很可能玩过这个游戏，不知道你是输多赢少还是输少赢多。如果有人和你一起玩石头、剪子、布的游戏（赌注为100元），并且对方事先告诉你，他准备出“石头”，请问：你会出什么？

对于这个简单的游戏，如果对方什么也不说，那么读者的选择应该是随机石头、剪子、布中的一个，出石头、剪子、布的概率基本都为1/3左右。那么，对方说了要出“石头”，会影响你的选择吗？你出什么的概率会增加，出什么的概率会减少？

笔者曾经在教授博弈论的课堂上，让浙江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做选择。从学生们的选择结果看，出剪子的比例往往是最小的，而出石头的比例基本上是最大的（比例往往都在50%以上）。由此看来，学生们的选择受到了对方“言语”的影响。真的是这样的吗？

再看一个颇为类似的经典战例：

在《三国演义》中，孔明预知曹操兵败赤壁，便派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在曹操逃跑的线路上伏击。孔明曰：“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云长曰：“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云长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class="calibre9">^[1]

周瑜火烧赤壁后，曹操一路逃跑，并被围追堵截。在逃跑的路上，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余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余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2]

最后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演了一出“捉放曹”的典故。由此留给人们的问题是，孔明让关羽在山上放的那些火烟是否真的能够起到吸引曹操走小路的作用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如果在罚点球的时候，守门员告诉对方队员说，我要扑向左边，这会影响罚球队员的进攻方向吗？还有，如果你对证券投资感兴趣，你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机构大户能够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欺骗散户吗？

回到刚才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如果你是那个说要出“石头”的人，请问你实际上会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读者看到这里，是否感到越来越糊涂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本书所介绍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将有助于你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并让你成为一个不容易被别人欺骗的人。

在一个古老的王国，美丽的公主爱上了英俊善良的青年侍卫。国王发现了他们之间的恋情，暴怒之下，将侍卫关进了监狱。国王让侍卫作出这样的选择：在竞技场里，面对全国的百姓，他只能打开两扇门中的一扇：一扇门里面是一头饥饿凶猛的狮子，打开后侍卫会被吃掉；一扇门里面是全国最为年轻美丽的少女，打开后整个王国将会为侍卫与少女举办盛大的婚礼。在抉择的头天晚上，公主偷偷去监狱探望侍卫，并且告诉侍卫说，你第二天打开门之前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我眼睛盯着的那扇门里面一定是狮子。虽然侍卫并不知道哪扇门后面是狮子，哪扇门后面是少女，但是公主可以在侍卫选择之前，先到竞技场探到底细。

当侍卫被带到竞技场时，他看到看台上公主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左边的那道门，暗示侍卫那个门后面的是狮子。并且，真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请问，如果你是侍卫，你会选择打开哪扇门呢？

这是一个有关信任的基础从何而来的问题。

如果他们共同选择爱情，以死来抗争，侍卫会毫不迟疑地去打开左边那扇门。公主也会徇情，从此成就人世上一段伟大的爱情。

如果他们共同决定先活下去，侍卫会选择打开右边那扇门，先活下来。等以后老国王去世后，再想办法。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难看出，只要双方的目标和想法是一致的，那么无论选择爱情还是选择生命，侍卫都会相信公主的眼色。无论是共同去死还是先活下来静观其变，双方的目标都能够得以实现。

然而，如果双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如果侍卫愿意以身殉情，公主却希望侍卫活下来，而且公主也知道侍卫愿意以身殉情，侍卫也知道公主希望自己活下来，这是一个共同知识。那么，出于挽救侍卫生命的考虑，公主会盯住右边那扇藏着少女的门，让侍卫去选择少女的那扇门。问题是，侍卫会打开右边的门吗？未必！因为，侍卫也会猜测到公主出于善意的欺骗，从而去打开左边的那扇门，选择以身殉情。当然，如果公主能够预见到侍卫会预见到她的欺骗，那么，公主就应该选择盯住左边的门，让侍卫以为欺骗了他，其实却没有欺骗他。那么，如果侍卫又能预见到公主的预见呢？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侍卫随机地选一个门，无论公主往哪边看。也就是说，侍卫不再相信公主的眼色，双方的目标也不可能都实现。

同样的道理，如果侍卫希望活下来，公主却希望侍卫能够以身殉情，这个结果和刚才的是一样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目标（利益）一致是彼此信任的基础。无论是瓮安事件还是钱云会事件，正是因为民众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才导致了彼此信任的缺失。因此，只有让政府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起来，才是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保证和最坚实的基础。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要靠国家的制度建设来完成。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企业中，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目标（利益）保持一致，是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企业管理者要有这样一种理念，其次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从下面浙江万向集团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管理者的利益与被管理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对企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1969年，鲁冠球和4个农民凑4000元创办的公社农机厂，从7个人的铁匠铺到2009年拥有两万多名海内外员工的现代化企业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14.8亿元、利税57.27亿元；40年来，连续四次实现“奋斗10年添个零”的目标—这就是万向集团创造的奇迹。万向集团成为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它的创始人鲁冠球，被誉为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对于万向集团的发展，鲁冠球说：“搞企业，阿拉伯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万向集团30多年持续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奋斗10年添个零”。20世纪7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为1万元；8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0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为10万元；9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00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2001年，企业日创利润300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为303万元。如今万向的发展正处于二次创业攻坚战的第一阶段，下一个“奋斗10年添个零”的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日创利润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为1000万元。

在众多成功的探索实践中，“两袋投入”、“奋斗10年添个零”尤显突出。据了解，“两袋投入”指的是，不仅要让员工的钱袋满，还要让员工的脑袋满，确保员工的前途；“奋斗10年添个零”，指的是万向集团的经营目标，每过十年增加十倍，同时，员工的最高收入，每过十年添个零，把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员工的收入目标置于同一高度。

收入和分配，事关员工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保障，在这方面，万向建立了定岗、定编、定责任、定目标、定人、定考核、定收入的“七定”分配体系。在该体系下，岗位分配考核办法、岗位薪酬分级制度、技工等级评聘制度、项目管理师考评制度等一应俱全。同时，为了突出对科技人员、高级技工、熟练工的分配，万向设计了独具特色的“项目工资制”。万向员工告诉记者，在这样严格周密公开公平的分配体系下，“想主人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享主人乐”便成了共同心声。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认为：世界上没有比对人的投资更能见到效益的。2009年虽然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万向仍然如期完成了第4个“奋斗10年添个零”目标，企业日创利润、员工最高年收入双双突破了1000万元，保持了40年年均25.89%的增长，这不仅是企业规模的扩张，更是人力资源的增加、人才资本的升值。万向集团给自己定下的下个10年的目标，仍然是“奋斗10年添个零”，即到2019年，日创利润1个亿，员工最高年收入也能达到1个亿。

医患矛盾和医患纠纷是这些年困扰中国的一个大问题。由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恶性伤人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对13000人进行了一项职业操守民调，询问受访者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为严重，结果74.2%的受访者认为，医生是最缺乏操守的职业。公众对其他职业给出的排序依次为：警察（57.8%）、教师（51.5%）、法律工作者（48.4%）、公务员（47.8%）、新闻工作者（37.6%）以及会计师、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人们肯定会非常奇怪，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竟然落得一个如此的差评，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基于前面的分析，相信读者也应该意识到，当今中国以药养医的制度安排肯定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把教育、文化、卫生等涉及民生的行业都收归国有，由国家财政拨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医院进行全额预算；到七八十年代，改为差额预算，支出减去收入之后，不足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90年代以后，国家取消差额预算，改为项目补助，虽然在2007年之后的文件里，还叫项目补助，但已变成几个单项的补助。

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医院的生存发展全靠自己，而国家只给小部分的补贴。多年来国家对医院的补贴大概只占医院全年收入的7%，也就是说，国家对医院由原来补贴100%，降到如今只补贴10%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财政补助和医疗收费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医院的一系列运行、建设，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要求，只能通过扩大药品销售差价来弥补。受利益的驱动，必然会导致医生开大处方、医院卖高价药等种种不合理行为的产生。在此制度的激励下，以至我国的药费占到整个医疗费用的一半以上，而其他国家药品费用占的比例一般是在20%上下。从一些调查情况看，省级医院药品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收入的40%～50%，市级医院占到50%以上，县级医院占到60%左右，乡镇卫生院更是占到80%左右。

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朱晓军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中就介绍过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医生陈晓兰：^[3]

“陈医生，我家离这儿很远，倒三趟车才到你这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坐下来，气喘吁吁地对她说。“我们那儿的医生看病很贵，我都不敢去医院。听说你陈医生这儿不宰病人，我就来了。”老人这话说得陈晓兰的脸一阵阵发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宰病人就是好医生，病人对医生的要求是多么低啊！

她给老人看完病，开了药，老人满意地走了。

过一会儿，老人却哭着回来了：“陈医生，人家都说你不宰病人，可是你给我开的药咋这么贵呢？”“不贵啊，硝苯地平片2.40元100片，每片10毫克，那是很便宜的药啊！”陈晓兰望着老人，疑惑不解地说。突然，她发现老人手里拿的不是硝苯地平片，而是硝苯地平缓释胶囊。这种药17.60元6片，每片5毫克，100片就是281.6元，那是很贵的。

她激愤地匆匆下楼，径直去药房。她让药剂员出来，把她开的处方念一遍。然后，她问药剂员：“你能不能搞清片剂和缓释胶囊的区别？”对方委屈地说：“陈医生，你的处方量是其他医生的几倍，提成还不到他们的零头。”性情耿直的陈晓兰不买账地对药剂员说：“我是医生，你没资格改我的处方。今后，我给病人开什么药，你就要给病人拿什么药。”她平日从不跟护士或药剂员摆资格，这次却不这样了。药换了，钱退给了病人，她跟老人道了歉。老人走了。

“每个科室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赚多少钱医生的任务才算完成，否则院长和同事都会对你有意见，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尽量要病人住院打针。很多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输液，这样医院收入才会高。”

一位内科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便宜的青霉素为例：目前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为0.4元，如果肌肉注射，一天两针需青霉素160万单位，加上注射费、材料费，总共不超过10元。但如果打点滴，以两瓶共800万单位计算，所需青霉素的价格为4元，加上注射用的葡萄糖、维生素和材料费、注射费等，总计40元左右。“平均打一天点滴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假如使用头孢等更高级的抗生素，价格还要翻几倍。”

据权威部门调查统计，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给药途径代替的。一方面，输液已成为大部分患者用药的一种定势；另一方面，医生可以获取较高利润，滥用注射已习以为常。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医院内使用率是30%。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院内使用率是22%～25%。我国卫生部要求抗生素的使用率是小于50%，可事实上，近5年在我国医院的使用率在67%到82%之间。在整个医药市场，我国抗生素药物费用占全部药物费用的40%。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今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首先是改变以药养医的制度安排，实现医药分离，允许医院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提高医的费用）；其次是充分放开医疗服务和药品市场的竞争准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高行业效率；最后是改革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监管体制和医疗保险制度。

考考你

一对热恋的情侣落入一个变态杀人狂手中，面临双双惨死的结局。但有一个机会：两个人玩石头、剪子、布，赢的人会被释放。两个人决定都出石头，一起死。最后，女孩死了，男孩活了。因为男孩出了剪刀，女孩出了布。请问：“元芳，你对此怎么看？”

轻松一刻

士兵张三聪明过人，很喜欢跟别人打赌，而且总是逢赌必赢。团长听说后，就打电话给张三所在连队的连长，让张三到其办公室一趟。张三到后，团长问：“听说你喜欢跟别人打赌，逢赌必赢？我们来赌一把，如何？”张三说：“可以啊，我赌你不敢当我面光膀子！赌注1000元，如何？”团长说：“一言为定！”随即脱光了所有上衣，并哈哈大笑起来。张三只能愿赌服输，给了团长1000元。临走时，团长告诫张三以后不要随便跟人打赌。张三走后，团长打电话给连长说：“谁说张三逢赌必赢，他赌我不敢当他面光膀子，结果他输了。”连长问：“赌注多少？”团长得意地回答道：“1000元。”连长一声叹息：“哎，我们赌的可是1万元啊！”

注释

[1]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摘自朱晓军.天使在作战.北京文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