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最具冲击力的人口问题，同样具有人口问题的一般属性，就是“相对性”。人口老龄化之成为问题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支持系统出现了问题。只有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口老龄化规模的扩大和比例的提高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增大。所以，不能否认，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本身也会发挥出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在阐述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候，有两大命题引起了注意:一是“未老先富”，二是“边富边老”。这两大命题关涉人口老龄化形势、阶段和特点的总体判断，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

(一)“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

“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实现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存在着密切联系。在法国，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从1865年到1980年，经过100多年才从7%上升到14%。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和巴西等国只要20—25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快。人口老龄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力将大于发达国家。从人口学的角度前瞻未来几十年，重大的问题不在于所谓的“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前所未有。2000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有68个;到2015年，这种情况恐怕超过120个国家。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人口老龄化与保健署署长卡拉什指出:“简括地说，在接下来二三十年里，我们会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富裕起来之前，人口早已老龄化。”^[10]

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叶，我国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引发了世界上最为独特、最为快速、最大幅度的人口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口转变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三低”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就达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计划生育政策在成功实施人口控制的同时，也催生出一个超越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老龄化中国。

中国人口已经老龄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这同样是一个事实。世纪之交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其时，未纳入社保体系的老年人口为数众多，老年人口中有相当比例和规模的低收入人群和绝对贫困人口。据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城乡合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口经济状况不佳，总数在4200万—4800万人之间，其中特别贫困的大约500万人。我国贫困老年人口的特征表现为:高龄、丧偶、疾病困扰、低文化程度、低(无)社会保障、无子女或者儿女贫困、在偏远乡村居住。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也展示了“未富先老”的事实，43.0%的农村老年群体担心“没有生活来源”，49.8%的担心“生病没钱治病”，38.8%的担心“需要时没人伺候”;城市老年群体相对应的担心人群分别为47.5%、56.7%和40.8%。庞大的老年群体给老年照料医疗和老年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龄老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可能暴露最晚、问题最多、解决难度最大的老龄问题。

“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国际通行的人口老龄化的门槛条件。简单说，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以上。但应该看到，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人口条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后，经济发展也可能超越人口发展。

“未富先老”说明的是发展与老龄化的关系的先后次序，“边富边老”则说明了两者关系的数量演变。“未富”是说我们能力不足，“先老”是说面临的挑战巨大。一先一后，凸显出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边富边老”命题的提出进一步细化和发展了“未富先老”命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增强我们解决养老问题的信心。这一命题概括了新的事实，即在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之后，老年人口增多的同时经济也的确在持续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财富和养老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固然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富裕程度有限。但是从自身发展的历史比较来看，我们的财富蛋糕是在不断做大的，那么“边富边老”的命题就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保障。这两大命题与其说是一个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一个补充关系。

“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提醒我们，一个老龄化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而且，受计划经济低工资的滞后性影响，我国一些老年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高甚至很低。根据2006年6月全国老龄委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在北京这样发达的城市，依然有18.5%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上缺乏保障(城市人口9.6%，农村人口49.8%)。城市老年人月均收入为1643元(2000年719元)，农村老年人月均为316元(2000年244元)。总体来看，老年人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其养老经济保障方式的第一选择，把“自己储蓄养老”作为第二选择。北京城乡老年人离退休金覆盖率分别为92.7%和6%。城市老年人月平均为1487元，比农村的871元高出616元。72.8%的北京老年人有离退休金，离退休金的月平均水平是1345元，低于2006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734元。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经济依赖性较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中的14.5%来自家庭资助，而城市这一比例为5.1%。我国多层次、广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形成。城镇离退休人员的增加、养老负担系数的提高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潜在的支付风险。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不完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

所以，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成为老龄化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老龄问题的本质同样是发展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一点则是“边富边老”命题的认识贡献。从人口学角度看，与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形尚不严重，还有时间调整和发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养老问题首当其冲。养老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养老资源的积累，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需要恰当的养老制度的安排，实现共享共生。解决“未富先老”难题的根本之道，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能力储备。根据第一次和第三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2000—2010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认为收入大致够用的比例分别由58.5%和46.7%上升到61.7%和52.8%。

目前，我国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户籍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市，2014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414万人，占比28.2%，8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75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8.2%，但为什么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老龄问题却不是最严重呢?上海市是我国第一个老龄化城市，自1979年步入老年型城市行列以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平稳上升，上海市的老龄问题早在1982年“三普”时就因为其相对较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82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2%，1998年达16%，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据统计，2000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为1321.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41.73万人，占总人口的18.29%;80岁以上高龄老人30.55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64%，占总人口的2.31%;百岁老人324人，其中女性272人、男性52人。上海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长，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一普”)到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二普”)期间每年递增2.7%，“二普”到“三普”期间每年递增3.0%，“三普”到“四普”期间每年递增3.8%，“四普”到“五普”期间每年递增4.0%。进入21世纪，上海快速老龄化的特征持续显现。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养生文化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老年人余寿的延长不能分割。上海市一直得地利之厚，时利之先，地处黄金长三角，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后来程度高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的历程显示，当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出现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特征，上海市也是如此。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中的比例从“二普”的4.4%，到“三普”的7.9%，到“四普”为9.6%，并且在1996年超过10%，进入老年人口高龄化阶段，到2000年达到12.6%。2014年底，上海市人口预期寿命为82.29岁，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82岁以上，长寿城市的特征突显。根据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预测，到2018年，上海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突破500万人，2020年总数将达到540万人。“十三五”期间，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平稳增长，平均每年约增长0.82万人，人口高龄化将不断加深。

(二)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

老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从这个判断出发，老龄问题的严重程度就不能仅仅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这一单一的人口学角度来衡量。上海市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但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也高，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相对完善，所以仅仅就养老问题而言，其严重程度也要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要低得多的欠发达地区。从老龄经济学的框架出发，我们观察老龄问题一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二要从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支持条件出发。只有从需求和供给的对应组合出发，我们才能真实不虚地理解老龄问题的本质和表现。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是一个更接近上海市实际的判断。

上海市人口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人口压力如果有的话，那是人口流动和迁徙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生育率无涉。依靠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低生育水平的维系来实现上海市人口的适度目标，无疑是舍近而求远，因为主导上海市人口发展的与其说是人口的生育率，不如说是人口的流迁率。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地，上海市要调整的与其说是生育政策，不如说是人口政策。

无论是上海市还是其他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不能仅仅归因于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率下降——“控制生育率”的下降只是在相对于“自然生育率”下降的意义上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引发的寿命延长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仅活到了老年，而且保持了自主、自立、自理的尊严。“十三五”期间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深化，2018年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人，2020年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到540万人。从中长期变动来看，人口高龄化将不断加深。2010—2025年的15年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18.5万人，2025—2050年新增的老年人口都将进入80岁以上高龄阶段。^[11]

没有疑问的是，以上海市为首的很多城市已经拉开了“超低生育率时代”(在假设一代人的情形下，育龄妇女终其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人，即总和生育率小于1.3)的帷幕。笔者以为，生育政策需要未雨绸缪进行调整的最大理由就是要平衡人口发展的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要消除人口发展内在的结构性风险，促进人口的健康发展，维护人口的生态安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其风险概率的爆发是一种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周期现象。至于批评日多的独生子女现象更是令人担忧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那么未来的景象必然是对“生育私权”越来越多的尊重。如果说“生育私权”是众所周知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那么我们同样毫不陌生的“生育公权”其核心的空间就是要提供知情的、优质的“生育服务”(services for childbearing)。“家庭计划”加上“生育服务”，这是笔者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城市计划生育新的解读，同时也完全可以看作以人为本的“人文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核心的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也将在这么一个框架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