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人口问题的敏感点

11亿人口了，人们都在反思。然而，反思什么？人口数量与太低的人口质量，或者是人口政策，还是狭隘僵化的思维方式？也许三者兼而有之。

一、讲人口问题不只是抓计划生育

近年来，我们对人口数量很重视，可以说这几年抓人口问题主要是抓了人口数量，而抓人口数量，就是抓了计划生育。这里有一个偏差或误解。人口研究不能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但在我们某些领导人心目中，一提人口，就是人口数量，就是计划生育。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心态，领导决策人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实际上就不自觉或下意识地把人口问题放在一边。举例来说，今年年初国家对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大量压缩基建项目，而承担这些基建项目的，大都是农村来的包工队。这样，有人估计大约有1000万—1200万人退出而成为“盲流”人员。给乡镇企业贷款刹车，进行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必然一部分萎缩，一部分倒闭，这又挤出800万—1000万人成为失业者；加之农村人口有一个自然增长率，进入劳动力市场每年都在增加。这些就是目前严重的“盲流”问题，它是典型的人口问题。但中央在制定决策时，却未予以充分认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政策配套问题。因此，对人口研究不能仅限于人口数量。谈人口数量，不能仅限于计划生育，仅限于生育率；生育率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数学模型和人口预测。因为人口问题受制约因素很多，不能光从统计、数学的角度来研究，要更多地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等其他不同学科多层次地来研究人口发展规律，研究老百姓的生育观。

二、警钟敲在何处

11亿人口的警钟已敲响，人口“黄牌”已亮出，该是警觉的时侯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虽然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肤浅，是低层次的。报纸、杂志在宣传人口危机性和灾难性后果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力；领导人对此的认识更是远远不够。各种人口日看似轰轰烈烈，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嘴上讲讲，舆论宣传一下，或喊几个口号，开几个大会，真正实质的工作并未落实，或者真正需要重视和宣传的地方却未重视，未认真宣传（如广大的农村），大量的表面文章都是在城市里作的。可以说，我国目前问题成堆、危机四伏。导致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原因，除了体制的最大弊端以外，就是人口问题。从温饱到小康，即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到1000美元，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动乱和不稳定因素，我国也已感受到这种情绪。温饱问题一解决，许多事情便随着产生，需求不断上升，而供给不足就带来了困难和不满。如民工外出，交通、住房、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跟不上，必然造成盲流对城市生活的压力。但土地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释放出大量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力总得去一个地方吧？这种两难选择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于此，人们（包括领导阶层）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认识不够还表现为观念上的僵化。长期以来，把计划生育当作文教卫生事业，基层计生工作当作妇女工作。这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最大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须进行观念的革新。

有人说，“十一亿人口日”是比着“世界五十亿人口日”和“亚洲三十亿人口日”干的，意义不大。其实，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现在或近几年才有的，是一直就存在着的，只不过是未得到重视。警钟应该长鸣，应该从前几年就敲，现在应向后敲。警钟不仅在城市敲，更应该在农村敲。此外，我们现在写文章，做工作针对的是11亿以后的人，那么现在11亿人的也路在哪里？无论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教育、卫生保健都要面对现实的11亿人口。如果说我国有一个最佳人口数，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1亿，马上回到最佳人口数又不可能，就算100年后回到适度人口，那么这100年内我们又怎么办？也许面对11亿人口的现实，提出些实际可行的办法更有意义。不仅如此，在11亿人口日的时候，不能不考虑12亿、13亿人口日的到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是时时地意识到人口警钟的声音。

三、人口不是经济发展的死敌

到今天，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经济专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的领导决策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忽视了人口的重要因素，以致人们简单地认为人口就是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这说穿了就是把人口洪流刹住，给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是让人口直接服务于经济目标。我们经常看到，要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二番、就必须把人口控制在12亿。否则这个目标就达不到。这里面包含了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个根本看法：经济是主导，人口是服从地位。那么，人们会问：到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我们的政策就成功了？成功的基础又在哪儿？是否表现在翻两番上？倘若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实现了，而人口突破了12亿（甚至突破13亿）我们怎样解释？若人口目标12亿实现了，而国民经济总产值未达到翻两番，我们又怎样解释？这种简单化的理解，致使人们在谈人口问题时，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人均概念”，人口与经济关系仅仅是“人均概念”吗？人口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分母吗？远远不是。假设现在中国生活富裕了（即人均GNP值为500—600美元），是不是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就没有了呢？现行政策的内涵给人这样的错觉：仿佛人口多增长一个单位，经济发展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此，现在该是深刻反思中国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时候了。不要在经济形势看好时，就把人口问题“放羊”，而在经济改革出现问题或经济形势恶化时，就把一盆脏水泼到人口头上，结果人口政策一紧再紧，而忽略了人口政策本身作用的基础。

四、人口目标“跟着感觉走”

我国人口目标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12亿左右的人口目标是很活的，以上办法又没有相应的措施跟上，于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将来到12亿再敲一下警钟，大家再议论一下，再反思一下，便没有其他办法了。要使我国人口生产由无计划真正走向有计划，就应该加强计划生育，加强对人口目标的讨论，实现人口目标管理和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1964年人口普查，查完了就是7亿人了，毛泽东在会见戴高乐将军时说：‘我就不相信会有7亿人！’指着旁边的周恩来，‘他们的调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于是当时7亿人口的公报就未公布，一直到‘文革’才发表。”因此，要保持人口目标确定性，就应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按正确的决策去执行的严肃性，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你只要说提倡生一个，我就能给你论证生一个怎么怎么的好；你若说提倡一个半，我就能给你论证生一个半怎么怎么好。应该说，这方面的教训是够深刻的了。

五、政策不配套造成的摩擦

人口控制是综合问题，人口政策的实施是各个部门互相配合协调行动的过程。光靠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个部门单枪匹马战斗，而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支持，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的效果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往往互相撞车。例如计生委强调控制人口，或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却刺激着农民的生育欲望，起着促进人口生产的作用。在农村的贫困地区，一面在收超生罚款，一面又对此进行扶贫，给他发放救济费；在城市的住房分配方面，几乎是按人头按年龄来分配的，也就是说，有孩子的比没有孩子的早分到房子，有两个孩子的比有一个孩子的早分到房子，而且前者比后者分得的房子都来得大。这些都是政策制定始料所不及的。这种政策不配套造成的摩擦，对人口控制政策的实行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带来了许多副作用。

（此文发表于1989年5月26日《中国人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