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之商榷

第四部　社会问题之商榷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自　序

我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每日写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来，连同新感想，融合写之。乃写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历时九月，印了三小册，觉得心中想写的文字，还莫有写出好多。长此写去，阅者未免讨厌，因变更计划，凡新旧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系统者，各印专册。《厚黑丛话》暂行停写，其他心中想写的文字，有暇时，再写一种《厚黑余谈》。

我打算刊为专册的，计：（1）《厚黑学》，（2）《心理与力学》，（3）《社会问题之商榷》，（4）《考试制之商榷》，（5）《中国学术之趋势》共五种。《厚黑学》业于本年五月内印行，兹特将《社会问题之商榷》付印。

民国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载入《宗吾臆谈》内，十七年扩大为一单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会问题之商榷》，此书发表后，据朋友的批评，大概言：“理论尚不大差，唯办法不易实行，并且有些办法，恐非数百年后办不到。”这种批评，我很承认。我以为，改革社会，等于修房子，应当先把图样绘出，然后才按照修造，如或财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陆续有款，陆续添修，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再多添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欲改修，则须全行拆掉，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东西各国，旧日经济之组织，漫无计划，就是犯了这种弊病。

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注及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达尔文缺乏此种眼光，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此种眼光，倡三权分立之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专制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是很可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两千多年，并未实现。当日著书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实现，而必须这样说者，即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数千年后之人，向之而趋。也即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个完整的房子，终当出现。著《礼运》的人，虽然提出此种目标，而实际上，则从小康入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于释迦佛所说的境界，更非历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种目标，学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达到，仍不能不苦苦修习。东方儒释道三个教士，眼光之远大，岂是西洋斯密士一类学者所能梦见，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才会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大战过后，仍不能解决，跟着又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不及早另寻途径，可能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第四次大战。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真是瞎子牵瞎子，一齐跳下岩。我国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经济，一切机构，完全打破，等于旧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们应当斟酌国情，另寻一条路来走。如果盲目地模仿西洋，未免大错而特错。

房子是众人公共住的，我们要想改修，当多绘些样式，经众人细细研究，认为某种样式好，才着手修去。不能凭着一己的意见，把众人公住的房子，随便拆来乱修。我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绘个样式出来，请阅者严加指驳，将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时就说“这个办法，应当如何修改”，另绘一个样式，我们大家斟酌。

本书前四章是理论，第五章是办法，有了这种理论，就不能不有这种办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吴郝姚杨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学》，已刻入，兹不赘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删去。第六章《各种学说之调和》，中间删去数段，其余一概仍旧，未加改窜。现在我觉得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和修改，将来写入《厚黑余谈》，借见前后思想之异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一、公私财产之区分

我们要想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当研究的，就是世界上的财物，哪一种应当归诸社会公有，哪一种应当归诸个人私有，先把这一层研究清楚了，然后才有办法。兹将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

第一项，地球的生产力：地球上未有人类，先有禽兽。禽兽渴则饮水，饥则食果实，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天然物，是禽兽公有的，即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是禽兽公有物。随后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也如禽兽一般，渴饮饥食，地球上的天然物，归人类所有。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是人类公有物，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权利。后来人类繁兴，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够用，才兴耕稼，把地球内部蕴藏的生产力，设法取出来，以供衣食之用。于是大家占据地球上面一段，作为私有物，就有所谓地主了。地主占据之方法有二，最初是用强力占据，后来才用金钱买卖。无论哪一种都是把地球的生产力攘为私有，我们须知这地球的生产力是人类的公有物，不惟不该用强力占据，并且不该用金钱买卖，不惟资本家不该占有，就是劳动家也不该占有。为什么劳动家不该占有呢？例如，我们请人种树，每日给以工资口食费一元，这一元算是劳力的报酬，所种之树，经过若干年，出售予人，得十元百元或千元，我们所售者，是地球内部的生产力，不是种树人的劳力，因为他的劳力，是业已报酬了的。当初种树的工人，即无分取树价之权。地球是人类公有物，此种生产力，即该人类平摊，故我主张的第一项，即是地球生产力应该归诸社会公有。

第二项，机器的生产力：最初人民做工，全靠手足之力，后来机器发明，它那生产力就大得了不得。我们川省轿夫担夫的工价，大约每日一元，如用手工制出之货，每日至多不过获利一元，这一元算是劳力的报酬。如改用机器，一人之力，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所获之利，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这多得的九元，或九十九元，或九百九十九元，是机器生产力的效果，不是劳力的效果，也应该人类公有，不该私人占有。就说工人劳苦功高，有了机器，莫得劳力，它的生产力不能出现，我们对于工人，加倍酬报，每人每日给以二三元，或四五元罢了，所余的五元，或九十五元，或九百九十五元，也应该人类平摊。被资本家夺去，固是不平之事，全归工人享用，也是不平之事。因为发明家发明机器，是替人类发明的，不是替哪个私人发明的。犹之前辈祖先遗留的产业一般，后世子孙，各有一份，我们对发明家，予以重大的报酬，他那机器，就成为人类公有物。现在通行的机器，发明家早将发明权抛弃了，成了无主之物，他的生产力，即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故我主张的第二项，即是机器生产力应该归诸社会公有。

上面所举种树人及在工厂做工之人，是就劳力之显著者而言，若精密言之，则种树时尚有规划者，种后有守护者，砍售时有砍者售者，工厂中亦有经理监工售货种种劳工，除去此等人之报酬外，才是纯粹的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才应归社会公有。

第三项，人的脑力体力：各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即算是各人的私有物。身体既是各人私有物，则脑之思考力和手足之运动力，即该归诸个人私有，不能把它当做社会公有物，不能说使用了不给代价。故我主张的第三项，即是各人的脑力体力应该归诸个人私有。

我们把上面三项的性质研究清楚了，就可定出一个公例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不许私人用强力占据，或用金钱买卖。 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要使用它，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

（1）斯密士的学说，律以上述公例，就发现一个大缺点，各工厂除开支工资而外，所得纯利，明明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效果，乃不归社会公有，而归厂主私有，这就是掠夺了机器的生产力，是极不合理的事。又田地中产出之物，地主把它划作两部分，一部分归佃农自用，这是劳力的报酬，是很正当的；另一部分，作为租息，由地主享用，这一部分明明是使用地球的代价，乃不归社会公有，而归地主私有，这就是掠夺了地球的生产力，也是极不合理的事。斯密士的学说，承认厂主有享受纯利之权，承认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权，犯了夺公有物以归私之弊。有了这个缺点，所以欧美实行他的学说，会造成许多资本家，会酿出劳资的大纠纷。

（2）孙中山的学说，律以上述公例，就觉得他的学说是很圆满的，是与公例符合的。阅者如果不信，试取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反复熟读，再遍览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说词，无论如何，总寻不出他夺私有物以归公的地方，也寻不出夺公有物以归私的地方。

二、人性善恶之研究

大凡研究古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主张，把他学说之出发点寻出了，然后才能把他学说之真相研究得出来。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是无从评判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二说对峙不下，是两千余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所以中国学术史上，生出许多纠纷，其实二说俱是一偏之见。宋以后儒者，笃信孟子之说，一部宋元明清学案，触处皆是穿凿矛盾，中国如此，欧洲亦然。因为“性善说”“性恶说”，是对峙的两大派。所以经济学上就生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一派说人有利己心，一派说人有同情心，各执一词，两派就纠纷不已了。

斯密士认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为这种自私自利之心，不惟于社会上无损，并且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人有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开发无遗，社会文明就因而进步，虽说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难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对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势必起而相抗，其结果必出于人己两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学说，俱是这种主张，他不料后来资本家专横到了极点，劳动家毫无抵抗能力，致受种种痛苦。他的学说，得了这样的结果。

社会主义之倡始者，如圣西门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为共产之况。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我们看他这种议论，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

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候，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恻隐，还是怵惕？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恻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入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恻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恻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恻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恻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怵惕是利己心，恻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恻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数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他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弊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恻隐，以“恻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唯“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方设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故存恻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恻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恻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恻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解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了？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之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独不能把天埋、人欲看做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什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厉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讲共产的人，说人有同情心，是以恻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据我的研究，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字，都是强加之词。我举一例，就可证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来访我，坐谈许久，我送他出门去后，旋有人来报，说某甲走至街上，因事与人互殴，非常激烈，现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我听了这话，心中生怕某甲受伤，赶急前往救援。请问这种生怕某甲受伤之心，究竟是善是恶？假使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伤，这即是爱友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善举，由此而生，古之大圣大贤，民胞物与，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现在所谓爱国，所谓爱人类，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此种心理是维持世界和平之基础，你应该把它好生保存，万不可失掉。”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恶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人，与某甲相殴之某乙也是人，人与人相殴，你不怕某乙受伤，而怕某甲受伤，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恶事，由此而生。欧洲大战数年，死人无算，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日本在济南任意残杀，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此种心理，是扰乱世界和平之根苗，你应该把它铲除净尽，万不可存留。”上面所举之例，同是一事，两面说来，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恶之争，就数千年而不能解决。因为研究人性有两说对抗不下，所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对抗不下。

据我的研究，听见友人与人斗殴，就替友人担忧，怕他受伤，这是心理中一种天然现象，犹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只能名之曰天然现象罢了。我们细加考察，即知吾人任发一念，俱是以“我”字为中心点，以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小儿把邻人与哥哥相较，觉得哥哥更近，故小儿更爱哥哥。把哥哥与母亲相较，觉得母亲更近，故小儿更爱母亲。把母亲与己身相较，自然更爱自己，故见母亲口中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与别人相较，觉得朋友更近，故听见朋友与别人斗殴，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磁电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种天然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我所说小儿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的现象，俱是一贯的事，并不生冲突。孟子看见小儿爱亲敬兄的现象，未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故说性善；荀子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未看见爱亲敬兄的现象，故说性恶。各人看见半截，就各执一词，我们把两截合拢来，孟荀两说，就合而为一了，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连为一贯了。

古今学说之冲突，都是由于人性之观察点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对之学说，其病根就在对于人性，务必与它加一个“善”字或“恶”字，最好是把“善恶”二字除去了，专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学家研究水火之性质一般，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来，自然就有解决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说水火性善，乙说水火性恶，问他们理由，甲说水能润物，火能煮饭，是有益于人之物，是谓性善，乙说水能淹死人，火会烧房子，是有害于人之物，是谓性恶，像这样的说法，可以争辩数千年不能解决。不幸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其争辩的方式，纯是争辩水火善恶之方式，所以两说对峙两千余年而不能解决。物理学家，只是埋头研究水火之性质，用其利，避其害，绝不提及“善恶”二字，此种研究法，我们是应该取法的。

著者尝谓小儿爱亲敬兄，与夫夺母亲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种天然现象，与水流湿火就燥的现象，是一样的，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为中心点，曾依孟子所说性善之理，绘出一图，又依荀子性恶之理，绘出一图，拿来照规之，两图俱是一样，两图俱与物理学中磁场现象相似（见拙著《心理与力学》），因臆断人之性灵和地球之引力，与夫磁气电气，同是一物。我们把地球物质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电子。据科学家研究，电子是一种力，这是业已证明了的。吾身之物质，无一不从地球而来，将吾身之物质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是归于一种力而后止。吾人的身体，纯是电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绝肖，与地球的吸引力也绝肖。

人有七情，大别之只得好恶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恶者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推相引是一样的。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与人类男女相爱，同业相嫉是一样。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别同性异性，是知的作用。足知磁电之性与人性相同，小儿生下地即会吸乳，与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样的。小儿见了食物，伸手取来，放在口中，其作用与地心遇着物体就吸，是一样的。小儿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小儿才能生活。地球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儿夺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体，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与夫磁电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现象，不如此，即无磁电，无草木，无地球，无人类了。基于此种研究，可知孙中山说“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真是不错。

物理种种变化，逃不出力学公例。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轨道走的，可以一一绘图说明。于是多方考察，从历史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常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哲学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题曰：《心理与力学》。所有引证及图解，俱载原作，兹不备述。我于绪论中，曾说：“治国之术，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其说出于孔孟，孔孟学说，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有缺点，所以用道德治国，会生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申韩学说，建筑在“性恶说”上，“性恶说”有缺点，所以用法律治国，也会生出流弊。我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我因此主张国家所定制度，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地球对于日，有一种离力，时时想向外飞去，日又有一种引力，去把地球牵引着，二力平衡，成椭圆状，所以地球绕日，万古如一，我们这个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国家一切制度，当采用此种原理，才能维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谓离力，而乙男之爱情，足以吸引她，是谓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谓离力，而甲女之爱情，足以吸引他，是谓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结婚之制度，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是为最良之制度。中国的旧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故男女两方均以为苦。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故酿成劳资的纠纷。本书第五章，主张做工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对于做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这是一种引力。两力保持平衡，愿做工者做工，不愿做工者听其自由，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与力学》过后，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他讲民族主义说：“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应该设个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他处处提出“力”字。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的安全现象。”这简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学公例。

《民权主义》第六讲说：“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关，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做机器，把人民当做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说：“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再把活塞拉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推出去是离心力，拉回来是向心力，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这类话很多，不及备引。

修齐治平图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什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我们试把《大学》这段文字拿来研究，格致诚正，是我身内部的工作，暂不必说，今从我身说起：“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试绘一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国，第四圈是天下，层层放大，是一种离心力现象。“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层层缩小，是一种向心力现象。这种现象，与磁场现象绝肖。孟子的学说，由怵惕扩充而恻隐，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层层放大。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孟子的学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个人而无社会，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无。墨子爱无差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会，却无个人，如果绘出图来，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内面各圈俱无。吾人的爱情，如磁气之吸引力一般，杨墨两家的学说，绘出图来，均与磁场现象不类，可知他们的学说，是违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终身崇拜孔子。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的和讲社会主义的，都是落了杨墨两家的窠臼，把两主义看做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返而取《大学》的说法，真是卓识。

他说：“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 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便是空的。”我们把它绘出图来，只有内部 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不像《大学》那个图层层包裹，故孙中山说它中间是空的。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我们细绎“一级一级的放大”这句话，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我们由此知，孙中山的学说，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国的旧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如圣西门诸人，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与儒家之学说相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讲共产的人，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实行共产，能读书的读书，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余能做何种职业，即做何种职业，各人所得之钱，一律归之公有，这即是“各尽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费，疾病时药医费，儿童的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一律由公上开支，这可谓“各取所需”了。我们试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数人以至数十人，在一个小小场所，施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都还行之不通，都还要分家，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行大规模之组织，怎么会办得好？中国历代儒者，俱主张“性善说”，极力提倡道德，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也无一不是分析了的，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缘故。

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他主张的共产，是公司式的共产，不是家庭式的共产。他建国方略之二，结论说：“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民国是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又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对东路讨贼军演说道：“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又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是公司式的组织，绝非家庭式的组织，现在欧美的大公司，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这是无待说的，所以我们讲共产，应当来欧美公司式，不当采中国家庭式。家庭式的共产制，建筑在“性善说”上，带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产制，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欧洲人的家庭组织，与中国人不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会走入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孙中山是中国人，深知旧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会，采取欧美公司式，真可谓真知灼见，现在崇拜欧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一面又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产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孙中山民生主义，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我这话，是有实证的。《民生主义》第四讲说：“洋布便宜过于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唯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予以相当的报酬，不愿在公司中办事的人，听其自由，如此则“有所能而不尽”，也就无妨于事了。股东需要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钱来买，自然不会有“取所需而无厌”的事，这就是公司式的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中国的旧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欧美的公司，往往许多小公司，合并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国旧家庭，数人或十数人，都会分裂，欧美大公司，任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能容纳，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使它容纳四万万人，就可成为全国共产，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就可成为世界共产，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国的旧家庭，看做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把欧美的大公司，看做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就试验的结果，下一断语曰：“公司式的共产制可以实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将来我们改革社会，订立制度的时候，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都该避免，遇有新发生的事项， 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如此办去，方可推行无阻，著者有了此种意见，所以第五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

我著《心理与力学》，创一臆说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此发表后，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后来我曾经考得：欧洲十七世纪时，有白克勒者，曾说：“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释人类自私心和社会本能。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以解释社会现象。可知我所说的，古人早已说过，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这个说法，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动作，纯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归纳拢来的一句话，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种学说，我这个臆说，或许不会大错。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会的办法，确与力学公例符合。兹再举两例如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他说：“令人民自己报告地价，政府只定两种条件，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这个办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效用是很妙的。因为人民以少报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假设政府不买，要照原报之价抽税，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至于以多报少，固然可以减轻税银，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岂不是因为减税，反致亏本吗？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想来想去，都有危险，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他这个办法，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地价报多报少，可以自由，这是离心力，但是报多报少，都怕受损失，暗中有一种强制力，即是向心力，两力平衡，就成为折中之价了。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机器之发动，全靠活塞，从前的活塞，只能推过去，不能拉回来，必用一个小孩子，去把它拉回来，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逐渐改良，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地拉回来。”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把二力配置停匀，机器就自动运动不已，不需派人拉动了。外国对于地价一层，设专官办理，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偶尔管理不周，机器就会发生毛病，这是由于此种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匀之故。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需派人去监督，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真是妙极了，非怪他自己称赞道：“法则之善，无有复加。”

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中国施行考试制的时候，士子愿考与否，听其自由，这是离力，考上了有种种荣誉，使人歆（xīn）羡，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用功。现在的学生，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学生就不会用功，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现在各省设教育厅，设省视学，各县设教育局，设县视学，各校又设校长和管理员，督促不可谓不严，而教育之窳（yǔ）败也如故，学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纳入五权宪法，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弊，可算特识。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主义，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其观察人性，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张，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

三、世界进化之轨道

大凡一国之中，每一制度俱与其他制度有连带关系，我们试把古今中外会通视之，即知每一时期的制度都有共通的性质，都与那个时期的情形相适应，犹之冬寒夏暑一般，每一时期的饮食衣服，俱与那个时期气候相适应。我们如想改革社会，应当先把世界进化之趋势审察清楚，一切设施才不至违背潮流。前一章，人性善恶之研究，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孙中山学说之内部，搜寻它的立足点，这一章，是站在他们学说之外部，鸟瞰世界之趋势。譬如，疏导河流者，必须站在河侧高山之上，纵览山川形势，与夫河流方向，才知道何处该疏漏，何处该筑堤。兹将我所研究者，拉拉杂杂地写它出来。我这种研究，有无错误，还望阅者诸君指正。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到了春秋的时候，只有二百几十国；到了战国的时候，只有七国；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成为一统。以后虽时有分裂，然不久即混一，仍不害其为一统之局。欧洲从前，也是无数小国，后来也是逐渐合并，成为现在的形势。由此知世界的趋势，总是由数小国，合并为一大国，由数大国，合并成一更大之国，渐合渐大，国数亦渐少，由这种趋势观去，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现在国际联盟，是全球混一的动机，发明了世界语，是世界同文的预兆，这种由分而合的趋势，我们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熟察宇宙一切事变，即知道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线进行。螺旋式的状态，是纵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例如，现在列强并峙，仿佛春秋战国一般，但是现在范围更广大，文化更进步，这就是螺旋式的进化。古人每说：“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可知他们已窥见这种回旋状态，但他们不知是螺旋形，误以为是环形，所以才有“循环无端”之说。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进行，都是循着一个圈子，旋转不已，怎么会有进化呢？我国古来流传有循环无端的谚语，所以才事事主张复古，这都是由于观察错误所致。古人说：“天道循环。”今人说：“人类历史，永无重复。”我们把这两说合并拢来，就成一个螺旋式的状态了。

我国的兵制，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的时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时候行征兵制，全国皆兵，这算是第一个时期。后来全国统一了，没有国际的战争，虽间有外夷之患，其竞争也不剧烈，无全国皆兵之必要，故第二个时期，就依分工之原则，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死以卫民，就改行募兵制。现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欧亚交通，列强并峙，国际竞争剧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国皆兵之趋势。但务必强迫人民当兵，回复第一时期的制度，社会上一定纷扰不堪。这个时期的办法，应取螺旋进化的方式，参用第一时期的征制而却非完全征兵制，把募兵制与全国皆兵之制，融为一致。平日用军事教育训练人民，即寓全国皆兵之意，有事时仍行招募法，视战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规定每省出兵若干，由各省酌派每县募若干，再由各县向各乡村分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我国人口四万万，世界任何国之人口，俱不及我国之多，故与任何国开畔，均无须驱全国之人与之作战，只须招募志愿当兵之人，已经够了。鼓之以名誉，予之以重赏，自不患无人应募，且此等兵出诸自愿，其奋勇敌忾之心，自较强迫以为兵者热烈得多。否则把那些怯懦无勇的人，强迫到军中来，凑足人数，反是坏事不小。这个办法，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当兵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当兵者享美名，得厚赏，又足以使人欣羡，是为一种引力。二力保其平衡，愿当兵者与不愿当兵者，各得所欲，社会上自然相安。又战事终了之后，解散军队，最为困难，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后，由原籍之省县设法安插，就容易办理了。

我国婚姻制度，也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时男女杂交，无所谓夫妇，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个时候的婚制，只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是为第一个时期。后来制定婚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妇间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轻离，是为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这是第二个时期的婚制。到了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结婚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爱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吸引他，由离心向心二力之结合，就成为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此种婚制，本来掺得有一半上古婚制，也是依螺旋式进化的，许多青年男女，看不清这种轨道，以为应该回复上古那种杂交状态，就未免大错了。

欧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为三个时期。上古人民，穴居野处，纯是一盘散沙，无拘无束，极为自由，是为第一个时期。中古时，人民受君主之压制，言论思想，极不自由，是为第二个时期。自法国革命后，政府干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为第三个时期。以力学公例言之，第一个时期，有离心力而无向心力；第二个时期，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第三个时期，向心离心二力，保持平衡。从表面上观之，这第三个时期中，掺有第一个时期的自由状态，似乎是回复第一个时期了，而实非回复第一个时期，乃是一种似回复非回复的螺旋状态。卢梭生当第二个时期之末，看见那种回旋的趋势，误以为应当回复到第一个时期，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取第一个时期之制以立论，以返于原始自然状态，为第一要义。他说：“自然之物皆善，一入人类之手，乃变而为恶。”他的学说，有一半合真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酿成非常骚动的现象，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卒至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会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趋势。惜乎卢梭倡那种学说之时，未把这螺旋式进化的轨道看清楚，以致法国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许多人。

人类分配财产的方法，第二章内，曾经说明，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地球上的货财，为人类公有；第二个时期，把地球上的货财，攘为各人私有；第三个时期，公有私有，并行不悖。到了第三个时期，俨然是把个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诸社会，带得有点回复第一个时期的状态，实际是依螺旋式进化，并非回复到第一个时期。

我们把时代划分清楚，就知道何种学说适宜，何种学说不适宜。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第二个时期之末，将要入第三个时期了，斯密士自由竞争的学说，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学说，都是第二个时期的产物，故施行起来，能生效，其说能耸动一时，但律以第三个时期，则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学说会生出资本家专制之结果，达尔文之学说，会生出欧洲大战之结果，穷则变，因而产出共产主义，以反对斯密士之学说，产出互助论，以反对达尔文之学说。这共产主义和互助论，宜乎是第三个时期的学说了，而却又不然，因为第三个时期之学说，当折中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

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确是第三个时期的人应当行的轨道，惜乎克鲁泡特金，发明这种学说，是旅行西伯利亚和满洲等处，从观察动物和野蛮人生活状态得来的，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原始的状态，换言之，即是无政府状态。因之他极力提倡无政府主义，他的学说，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们会通观之，凡是反对第二时期制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会，俱是第一时期的社会，中国人之梦想华胥国，梦想唐虞，与夫欧洲倡社会主义的人，倡无政府主义的人，倡民约论的人，俱是把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俱是走入相同的轨道，他们这些人，都说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轨道，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满意现在制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会，无一不是原始状态，例如，打倒知识阶级，与夫恋爱自由等说法，都是回复原始时状态。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研究现在各种学说，孰得孰失，就了如指掌了。

孙中山的学说，是公有的资财和私有的资财并行不悖。他主张把那应该归公有者，归还公家，似乎是回复第一个时期了，然而私有权仍有切实之保障，则又非完全回复第一个时期。这种似回复非回复的状态，恰是依着螺旋进化的轨道走的。

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当知我国情形与欧美迥然不同，我国未通商以前，无论谁贫谁富，金钱总是在国内流转，现在国内金钱，如水一般，向外国流去。例如，外国运洋纱洋油，到中国来卖，我们拿金钱向他买，不久衣穿烂了，油点干了，金钱一去，永不回头，这是一种变相的抢劫。我国现在的情形，犹如匪徒劫城，全城之人，无一不被劫，不过受害有轻重罢了。我们对付外国劫城，当行坚壁清野之法，不购外货，使他无从掠夺，才是正办。外国工人，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我国人民，也受欧美资本家之压迫，彼此的敌人是相同的，我国抵制外货和外国工人罢工，乃是一贯的策略，欧美工人攻其内，我们防堵于外，那些大资本家，自然就崩溃了。孙中山主张收回关税，以免外货之压迫，即是坚壁清野的办法，所以孙中山主义，在我国是很适宜的。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掠夺机器生产力得来，换言之，即是掠夺了全人类的劳力，他并莫有掠夺自己厂内工人的劳力，因为厂内工人，他给相当的工价，就不能坐以掠夺之罪，唯有他把厂内制出之货，销售于世界各国，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夺了。例如，我国人口四万万，男女各半，我国女子，自古以纺织为业，自从洋纱洋布输入中国，女子纺织之事，遂至绝迹，这就是掠夺了二万万女子的职业，虽有劳力，无所用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知欧美工业发达，全人类的劳力，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所以凡是由机器生出来的纯利，必须全人类平摊，在道理上才讲得通。

世界上的金钱，与夫一切物品，都是从地球中取出来的，我们人类，如果缺乏金钱，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只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欧洲那些讲强权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者，只教人向人类夺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谓误人误己。地球是拥有宝库的主人翁，人类犹如盗贼一般，任你如何劫压，主人毫不抗拒。欧洲大战，杀人数千万，恰像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互相劫杀，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财物，并不入主人门户一步，闹到一齐受伤，遍体流血，这伙劫贼，才讲和而散。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推原祸始，那充当群盗谋主的达尔文，实在不能辞其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劫夺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纷争，实由机器生产力和地球生产力不相协调，才酿出来的。欧洲工业国，机器生产力，发达到了极点，不能不在国外寻销场，寻原料，所以酿成大战；而世界之农业国，则地中生产力，蕴藏而不能出，货弃于地，殊为可惜，有了这种情形，农业国，工业国，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无如列强专以侵夺为目的，迷梦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强既执迷不悟，我们断无坐受宰割之理，也无向他摇尾乞怜之理，只有修明内政，准备实力，与之周旋，一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仿苏秦联合六国的办法，去对付五大强国即是了，以修明内政为正兵，以联合弱小民族为奇兵。苏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国，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或救之，不如约者，五国共攻之”。现在五大强国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国，我们把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互相策应，多方以挽之，这个办法，有种种胜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数多，各强国人数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联合，各强国利害冲突，举动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农业国，列强大概是工业国，他们的原料和销场，尝仰给农业国，可以说强国人民的衣食，仰给于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给于他们。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优胜。我们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向列强进攻，予他一个重大打击，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给他原料，不购他的货物，采用甘地的办法，为大规模之组织，列强能悔祸固好，如若开衅，我们一致动作起来，明知世界大战终不能免，不如我们先动手，经过一次大战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这是弱小民族，生死关头，断无退让之理，等到各强国创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时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条件，与之议和，农业国出土地和工人，工业国出机器和技师，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不达到此项目的，决不与之妥协。只要弱小民族能够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实现。此种办法，是顺着进化轨道走的，这种轨道孙中山看得极清楚，他主张联合弱小民族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去攻打列强的二万万五千万人，就是顺着这轨道走的。

苏秦联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法子，是他发箧读书，经过了刺股流血的工夫，揣摩期年，才把它发明出来的，我们不可因苏秦志在富贵，人格卑下，就连他的法子都轻视了。苏秦的法子，含得有真理，是以“平”字为原则，与孙中山所讲民族主义相同。他说六国，纯用“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等语，以激动人不平之气，与孙中山所讲次殖民地等语，措辞相同。苏秦窥见了真理，自信他的法子会生效，所以他自己说道：“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果然出来一说就生效，六国都听他的话，以他为纵约长，他的计划成了，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这个法子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见了。可惜苏秦志在富贵，佩了六国相印，就志满意得，不复努力，以致六国互相攻伐，纵约破裂，后来误信张仪之话，联袂事秦，遂一一为秦所灭。今日主张亲美亲日亲英法等，都是走入了六国西向以事强秦之轨道，可为寒心！

现在弱小民族，被列强压制久了，一旦有人出来联合，是非常容易的。威尔逊揭出“民族自决”之标语，大得世界之欢迎，但自决云者，不过叫他自己解决罢了，还没有说帮助他，我们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标语，当然受加倍的欢迎。《孙中山演说集》说：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由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出来，孙中山适从苏伊士运河经过，有许多土人，看见孙中山是黄色人，现出很欢喜的样子来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呀？”孙中山答应道：“我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们答应道：“我们东方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做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打胜仗，我们当做是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喜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的高兴。”（见《演说集》第五编《大亚洲主义》）我们读了这段故事，试想日本打败俄国，与苏伊士运河侧边的土人何关？日本又没有说过一句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他们表现出这种状态，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也可窥见一斑了。我们中国，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旗帜，真可谓世界幸福，这种办法，是促成世界大同的动机，将来世界大同了，不但是弱小民族之幸，也是列强之幸。

世界革命，是必然之趋势，社会主义国际化，也是当然之事，而今应该由中国出来，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其方法也和革清朝的命一样，从宣传入手。我国人民四万万，世界各处都布散得有，宣传起来，非常容易。我们须知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一开战我国势必牵入旋涡，那时费尽气力，饱受牺牲，还不得好结果，不如我们早点从事此项工作，或许能够制止大战，使它不至发生。何以言之呢？因为前次欧战，列强全靠属国之兵助战，我国用宣传的方法，把他属国人民的心理改变了，釜底抽薪，未必非制止大战之一法。

现在之国际联盟，可以说是强国联盟，是他们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赃团体，像我国济南惨案这类事，与其诉诸国际联盟，不如诉诸弱小民族，与其派人到欧美去宣传，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处去宣传。我国在列强中，诚渺乎其小，但在被压迫民族中，则是堂堂一大国。我国素重王道，向不侵凌小国，在历史上久为世界所深信，由我国出来提倡世界革命，当然比俄国更足取信于人，兼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学理，讲得更彻底，施行起来，任何民族都能满意。我们对世界弱小民族，以“平”字为原则，对五大强国，亦以“平”字为原则，决不为丝毫过甚之举，本着此项宗旨做去，一定收绝大效果。孙中山抱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将来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实现大同，完成孙中山之遗志，发扬中国之光辉，然后才可谓之革命成功。

我格外还有层意见，也可提出来研究。古人说：“外宁必有内忧。”几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晋武平吴过后，跟着就有八王之乱；洪秀全取了南京，跟着就有韦杨之乱；去岁革命军取得武汉江西南京之处，跟着就宁汉分裂；现在定都南京，全国统一，而内部意见分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大家高呼打倒某某，铲除某某，其目标全在国内，我们应设法把目标移向国际去，使全国人的视线一致注视外国，内部冲突之事自然可以减免。我主张由我国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这即是转移目标之法。目标既已转移了，内部意见，自然可以调和。

举个例来说：刘备和孙权，本来是郎舅之亲，因为大家都以荆州为目的物，互相争夺，闹得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联盟伐魏的政策以魏为目的物，大家的视线，都注向魏国，吴蜀二国的感情，立即融洽，彼此合作到底。后来诸葛亮和孙权死了，后人还继续他们的政策，直到司马昭伐蜀，吴还遣兵相救，及闻后主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目标转移了，感情就会融洽的明证。诸葛亮和孙权，都是人杰，他们这种政策，我们很可取法。

我的主张，可以二语括之曰：“对内调和，对外奋斗。”现在列强以不平等待我，故当取奋斗主义，等到他们以平等待我了，对外即改取调和主义。我们此时唯一的办法，在首先调和内部，必须内部调和，才能向外奋斗，能够向外奋斗，内部才能调和，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但是根本上调和的方法，尤在使全国人思想一致，要想使全国人思想一致，非先把各种学说调和一致不能成功。这个道理，留到第六章再说。

四、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

改革社会，犹如医生医病一般，有病之部分，应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社会上有弊害的制度，应该改革，无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张，致滋纷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前数章俱系理论上之讨论，这一章是讨论实施办法。关于办法上应该讨论者，可分作两层，一是旧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结束；二是新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规定。本章就是在这两点上加以讨论。

土地和机器，该归公有，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已经归入私人之土地机器，究竟该用什么手段把它收归公家，这是亟待研究的。我国私人的土地和机器，都是用金钱购来的，细察他们金钱之来源，除少数人是用非理手段从人民手中夺取者外，余人的金钱，大概是由劳心劳力得来的，换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脑力体力换来的。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厂主的机器无代价地没收了，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社会上当然起绝大的纠纷，当然发生流血惨祸。凡事以平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抢归公有，这算是极不平之事，不平则争……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认得最清楚。《民主主义》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从前美国北方各省，主张释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尝不赞成，只是要求给以相当的代价。那个时候，有几百万黑奴，其代价约需银几百万万元，政府无这笔款，去偿还黑奴的主人，才发生战事。一共血战五年，双方都非常激烈，为世界大战之一。此次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损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后来南方战败，才无代价地把黑奴释放了。我们可以说释放黑奴之战，是发源于债务的关系，假如当日的美国政府，有几百万万元去偿还黑奴的主人，这种流血惨祸，当然可以避免。后来虽说把黑奴释放了，目的得达，但这五年血战中，牺牲的生命财产，也就不少了，其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犹幸是北方战胜了，万一战败，那更是无谓之牺牲了。现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收归公有，其事与释放黑奴相类。美国当日勒令南方各省释放黑奴，不给代价，才发生大杀戮，我们为避免大战争、大杀戮起见，当然采用孙中山办法，购归公有。

现在政局纷乱，一切改革事项，当然说不上，但是，就学理上言之，将来改革经济制度，究竟当采用何种方式呢？我们不妨预先讨论，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托之廉洁政府，才好实行。据著者个人的主张，凡是使用机器的工厂、轮船和铁道等，一律由公家办理，其有私人业已办理者，由公家照价收买，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私人要使用土地者，一律向公家承佃，把旧日缴与地主的租价，缴与公家，公家收得此款，作为全国人民公用。如此则全国之人，无一不享受租金之利，即是无一不享受地主之权，换言之：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就完全实现了。

但其中最困难者，就是收买的经费太大，无从筹措。现在中国工业未发达，使用机器的工厂也少，轮船，铁路也少，公家收买起来，倒还容易，只是中国土地如此之广，地价如此之昂，如果照价收买，比释放黑奴的代价不知高过若干万倍，美国当日，尚苦无款偿黑奴主人，我国今日，怎么会有这宗巨款，去偿还地主？关于这一层，孙中山是考虑到了的，所以他于照价收买之外，再定一个照价抽税的法子。他的办法，是把地价确定了，令地主按年纳税，以后地价增长了，多得的利益，仍归公家，遇必要时，才照价收买。他就是因为政府无这笔巨款，来收买全国土地，才想出这种照价抽税的办法，以济照价收买之穷。

现在急需筹划的，就是款项一端，这种收买全国土地的款，究竟从何筹措呢？著者主张第一步的办法，就是规定银行由国家设立，不许私人设立，人民有款者，应存入银行，需款者应向银行借贷，其有私相借贷者，将来有赖骗等事，法律上不予保护，人民以金钱存入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逐出国外。又于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有款不存入本国银行者，取消国籍，不予保护，一面由银行发行国家钞票，内地交易，纯用国家钞票，人民持外国钞票向银行存放者，不予收受。如此则外国钞票即被驱逐了，人民的金钱，完全集中于国家之手，国家要收买土地和举办大实业，就不患无款了，孙中山所谓发达国家资本就算办到了。

银行贷出之息，与存入之息，为二与一之比，例如，人民存入银行之款，定为月息六厘，人民向银行贷款，则定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无异于将资金缴一半与公家。现在购买土地者，其利也不过几厘，并且买地时须过税，每年须上粮，不时还有派逗等事，今定为银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为薄。通常人民借贷之利，每月一分几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当银根枯窘时，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为向银行贷款，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为贵。像这样办去，公家坐享大利，而于存款者，贷款者，仍两无所损，那些用大利盘剥的人，就无所用其技了。

有人主张废除利息，这却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金钱，是从劳力得来的，人民以金钱存入银行，由公家拿去作社会上种种公益，即无异把劳力贡献到社会上，谋种种幸福。此等人是应该奖励的，银行给予利息，即可视为一种奖励金。

又有主张废除金钱，发行劳动券者，更可以不必。资本家之专横，是由于土地和机器许私人占有，才生出来的，与金钱制度何干？我们把土地、机器收归公有，又不许私相借贷，虽有金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就无害于社会了。拿劳动券去换取衣食，其实效与金钱何异？现在的金钱，我们又何尝不可把它当做一种劳动券呢？主张发行劳动券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曲了。

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照孙中山的办法，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我们收买之时，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可用投标竞佃法（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多作投标竞佃法，颇称便利），用投标竞佃，以定租金，然后据租金之多寡，以转定地价。例如，某甲在乡间，有地若干亩，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竞佃，假定投标结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计，即定为地价一万元。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万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现款者，以钞票付给之，公家收入之租息，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公家本然无利可图，但经公家收买过后，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归诸公有了。

投标之时，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投标结果，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如果投标结果，依租息计算，该一万一千元，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如果依租息计算，只该九千元，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罚他一千元，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账。我们定出此种办法，地主呈报地价，自必非常审慎， 绝不敢以少报多。

著者主张“全国土地，应一律由政府备价收买，不许私人占有”。与友人谈及，友人即说道：中国哪有这笔巨款来收买？我即把组织银行和集中全国金钱的办法说与他听，见得收买土地，不愁无款，听者每每驳我遵孙中山定的法子，是“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两种，你单取“照价收买”这一种，把“照价抽税”那一种抹杀了，把私人所有权完全夺去，与孙中山主义不合；并且投标竞佃之法，孙中山也莫有说过，施行起来，未免与他的办法冲突。我说道：我所说的，与孙中山主义并无不合，办法也无冲突，孙中山的办法是：“由地主呈报地价，政府照价抽税，将来地价增加之利益，全归公家，公家如要收买，照原报之价，给予地主。”照他这个办法，则是地主报价之时，所有权已经转移与公家去了，所以日后增加之利益，全归公有，收买之时，只照原价给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权，尚未消失，则增加之利益，应归地主所有，政府收买之时，当另行议价。我们因此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只算是一个办法，并不是两个办法。孙中山本来想把全国土地，一律照价购归公有，因为无此巨款，才想出照价抽税的办法，先把所有权转移了，把地价确定了。暂不付价，等到随后有钱之时才付价，我们只要有款，早点付价，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应该归公，金钱是私人脑力体力掉换来的，应该归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可以替他下一条公例曰：“金钱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规定以金钱给地主，把土地收归公有，所以我主张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与孙中山主义并无违反。至于我所说投标竞佃的法子，乃是照价收买时，一种补充办法，对于地主所报之价，予以一种测验，与孙中山的办法，丝毫没有冲突。

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余的就容易解决了，收买工厂、轮船和铁道等项，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括为数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脑力和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如此办理，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务社会，就该给以相当代价，不能把他的脑力体力看做社会公有物，任意没收。各人的资禀不同，才能不同，应听其择业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选择职业，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其愿当官吏教员及从事他种职业者亦同，因劳动的种类不同，所得的报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实不然，这个道理，与民权主义是一样。孙中山说：“天生万物，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线的平等。因此我们主张的经济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成为国中贫富相等，是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平等，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

关于商业问题，我以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国家经营，那就不胜其繁了，因此我主张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划分，这是很费研究的。我主张施行之初，可定为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国家向外国购买大批货物，分售予人民，人民有货欲销售外国者，由国家承买，转售与外国。我国闭关数千年，并未产生何种大资本家，可知国内贸易并非造成资本制度之主因，故国内贸易，可以听人民自由经营。我们把国际贸易归公办到了，再看国内情形如何，并可进而规定国内某种商业亦应由国家经营，私人不得经营。关于机器方面，亦可规定某种机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种办法，必须到了实施之时，斟酌现情而为之，此时不能一一预定。我们不许私人购买土地，不许私人使用机器，不许私人设立银行，不许私人经营国际贸易，孙中山所谓节制私人资本，就算达到了。

依上述办法，国家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公有过后，国家每年收入，当然非常之多，自当尽量扩充实业教育与增加民众利益之事。但是国家发达到了极点，每年余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个办法，孙中山屡屡向人演说，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都是股东，并且说：“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子子孙孙，便不怕穷。”我们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那么四万万人都成为地主、厂主，成为银行和国际贸易的股东，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现了，这个大公司，是以每一个身体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权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就可仿照公司分红的办法，政府每年除各项开支而外，其所有余款，即按照全国人口数目，平均分摊，作为生活费，其分摊数目之多少，以国家每年余款多少为断，最大限度，以能维持生活为止。

有了这个办法，社会上可以免去许多纠纷：（1）中国所谓育婴恤嫠（1í）济贫诸局，可以裁撤，外国所谓失业者救济法，教员、工人养老金等，俱可废去了；（2）现在许多富有哲学文学科学等天才的人，每因饥寒所迫，兼营他业，或改营他业，国家受无形之损失，倘能发给生活费，使无冻饿馁之忧，则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专心深造，于社会之文明，增进不少；（3）语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又云：饥寒起盗心。有了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国民的道德可以增进。

有人问我道：人人都有饭吃，还有何人肯做工？还有何人肯努力？社会怎么能够进化？我道：人人有了饭吃，努力心或许减少一点，如谓人类就不努力，社会就不会进化，我却不以为然。请问牛顿和达尔文诸人，目的岂是因为要吃饭，才去研究学问吗？难道他们有了饭吃，就不会研究学问吗？我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饭吃，才能专心研究，才能有此空前绝后的大发明。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有衣穿才不会冷死，有饭吃才不会饿死；第二级是安适，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级是奢侈，穿的要轻绡细绢，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鱼翅燕窝。我所说的发给生活费，只算达到第一级，其第二级、第三级，则让那些勤勉做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奋勉的人，断莫有因为免去冻饿，就可满足他的欲望，就不前进，其例甚多，无待详举。平心论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为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不去做工的，却也有丰衣足食，还是孜孜不已的，若谓国家发了生活费，就无人做工，这层可以不虑。假使实施之时，果然有此现象，我们少发给点款，使他们所得者，不足维持生活，就不患无人做工了。做工与否，本是听人自由，但做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又不得不做工，于是做工者，不做工者，各遂所愿，社会上就相安无事了。

有人问我道：全国人民，具何种资格，有坐领生活费之权利？政府为什么有发给生活费之义务？我说道：这有两个理由：（1）地球是人类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对于公家缴纳租金，此项租金，即该人类平均分受；（2）发明家发明机器，是替人类发明的，由机器生出来的利益，应该人类平均分受。基于这两种理由，故人民有领受生活费的权利。政府是掌管全国土地和工厂的机关，故有发给生活费的义务。孙中山讲衣食住行四者曾说：“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可见国家有保证人民生存的义务，人民有向国家要求生存的权利。我主张发给生活费，即是国家担负人民衣食等项的责任，保证人民的生存。此种办法，与民生主义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式的组织，这是业经说明了的。我分配资财的方法，是从自然界中两个地方取法得来：一是取法身体分配血液的方法。身体中某部分越劳动，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弥补消耗之外，还剩余，因此人身越劳动的部分，就越发达，这就是人身奖励劳动的方法。所以我们对于劳动者，应该从优报酬。我们身体中，还有些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无用的东西，但是既已生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男子之乳不劳动，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渐渐缩小。我们发给生活费，不可过多，使不做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渐渐消缩，才合天然公理。

二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它的水蒸气取聘为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枝朽木，也一样散给，不因为它莫得生机，就剥夺它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是从人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一律平均分给，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就是取法雨露之无私。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组织，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再进而求安适，求奢侈，因为立足点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饿死的。著者主张发给生活费，是以生存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照孙中山民生主义说来，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国家倘能每年发给生活费，使人人能够生存，这就算重心稳定了，重心既稳定，社会自然安静。著者淳淳以发给生活费为言，意盖在此。

本章所拟办法，把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拥有金钱之人，任他如何努力，决不会造成钢铁大王、煤油大王、银行大王、汽车大王、商业大王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发给生活费，则劳动家任如何不幸，决不会有冻饿之虞，像这样的办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级，把贫者的地位升高一级，贫富之间，就不会相差过远了。现在痛恨资本制度的人，对于有资财者，设种种法子去抑制他，我们施行此种经济制度之后，从上面削低一级，从下面升高一级，在两极中间的地方，就可任人发展，不加限制；不惟不当限制，并且还要尽力提倡，社会才能进步。我主张把国际贸易收归国有，把国内贸易留为人民活动之余地，又主张人民存款在银行者，应当付以利息，都是为倡人民努力起见。有人说：这种办法，仍不免贫富不平。我说：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进化，犹如水之趋入大海一般，惟其地势高下不平，才能奔趋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水不流则腐，人类不努力，世界便会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间至平者，莫过于水，故量物平否，以水为准，然而水之前进不已者，实在是由于不平，名为不平，实为至平。我们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会，就与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发给生活费，其手续很麻烦，当由各都市、各乡村分头办理，每一都市和每一乡村，应设立户籍调查所，把人口调查清楚，确定某人的籍贯，隶属某处，生活费由原籍的户籍调查所转发，即无错误了。某处死了一人，即由该处的户籍调查所查明死者籍隶何处，即通知原籍的调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费，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报告该处调查所注册，将来的生活费，即向该调查所承领，但经申请后，得由所生地的调查所，备文移归原籍。人是活动之物，转徙不常，调查之时和发给生活费之时，对生死两点注意，就可杜绝流弊了。

我们既规定人民有款者当存入银行，需款者当向银行借，则各都市各乡村，都要遍设银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面之组织，是合各乡村而成为一县，合各县而成为一省，合各省而成为一国。经济方面，当与之相应，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各乡村设乡村银行；各乡村之银行，隶属于县银行，各县之银行，隶属于省银行，各省之银行，隶属于中央银行。金钱是人民膏血，故银行之分布，当如脉络一般，使之成为网状，才能流通无阻。私人向银行借款者，须有担保人，担保人须银行中有存款，足供担保者，否则以借款者或担保者应得之生活费作抵押品。银行与户籍调查所，关系密切，二者宜并设一处。

施行本章所说办法，有当虑及者，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集中于国家之手，全国人民的金钱，俱归于银行，政府每年又要发给生活费，国家的权责太大，当局的人，舞起弊来，人民就受害不浅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地着手改革，把土地、工厂等项收归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归公有还好点。所以我们要改革经济制度，当先从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后才能说改革经济制度。只要在政治方面，能把孙中山所说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完全办到了，则经济方面，无论什么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都是预订计划，不能立即就办，我们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努力去实行这四权，等到人民对于这四权能充分地行使了，再来改革经济制度，那就无有流弊了。

银行及户籍调查所之职员，与夫银行之监察员，及其他重要职员，由人民投票选举或罢免。属于一乡村者，由全乡村人民总投票，属于全县者，由全县人民总投票，属于全省全国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总投票法公决。例如，原定银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议，应改为四厘，又有人提议，应改为八厘，即将三者的理由，作具说明书，公布全国，定期总投票。各人向本地户籍调查所投票，其旅居异地者，可从邮局投递，由户籍调查所开票，总计主张四厘者若干票，主张六厘者若干票，主张八厘者若干票，汇报于县，由县汇报于省，由省汇报中央。假定主张四厘者占多数，即改为存入银行者，月息四厘，向银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张各人的资财不可过多，存入银行之款，应该加以限制，又有主张不应加以限制。究竟应限制，或不应限制？如应限制，则每人存款，究应至多以若干为限，可由全国人民总投票决定之。全国是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是公司中之股东，人人有切己之利害，有分红息之希望，故投票时，不会受人运动，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举发，在公家服务之人，如有侵蚀亏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无发给生活费之规定，人民与国家，不生关系，即使他人营私舞弊，亦不愿因为公家之事，去开罪于私人。中国官吏，侵蚀公款，无人过问，其弊正在于此。今有发给生活费之规定，则人民与国家，居于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蚀国家之款，即无异侵蚀私人之款，全国有四万万人，即是有四万万个监察员，侵蚀者无所藏其奸，孙中山主张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现。

关于遗产制一层，许多人都主张废除，如照本章所说的办法做去，土地、工厂，一律归公，私人也就无所谓产业了，所有者不过银行中所存之金钱，我们只研究此项金钱应否传给子孙就是了。此事于各个人都有关系，将来可用全民数投票法解决之。在我个人之主张，是可以听其传给的，因为我们既经承认各人的身体是各人私有物，由脑力体力换来的资财，就应该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体化分出来的，当然有承受他的资财之权，如果归为公有，也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积下资财，传之后人。如果积下的金钱，不许传之子孙，必会减少人类努力心，即是减少社会进化之速度。

富者过富，贫者过贫，欲废除遗产制，以化除贫富阶级，殊不知资本家之产生，与遗产制无甚关系。兹可举例为证：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为贫人子，三岁时，为丝厂工徒，一周得工资一弗二十仙。煤油大王洛克依兰，为农家儿，六七岁时，随其母往山下拾柴，或随其父在田间拔草。铁道大王介姆舍尔，十五岁，父死，无以为生，乃入商店为学徒。韦尔德以架设太平洋海底电线，名闻天下，十六岁时，也在纽约商店为学徒。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少时家贫，走至某银行，向主人陈述，愿执贱役，主人不许。他走出来之时，皮鞋上落下一钉，俯而拾之，主人因为他不忽细事，乃呼入，令在银行服役。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系小村中织毛工人之子，少时助其父工作，或佣于农家，或为邮局马夫。铜山王章洛克，为农人子，少时随其父驱牛十余头，走数百里，夕与牛同寝，晨与牛同醒。砂糖王斯布累克，德国人，十八岁时，航海至美国，抵岸后，检视衣囊，左方余砂糖数块，右方剩金三弗，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商业大王瓦纳迈尔，为造砖工人之子，幼时家贫，无力就学，无冬无夏，皆跣（ｘｉǎｎ ）行于街市。汽车大王福尔特，二十余年前，他尚为钟表职工。以上诸人，都是贫人之子，并未承受遗产。唯银行大王摩尔根之父，是美国著名富翁，但他之致富，全不依赖其父。他常说：“余虽为斯派沙摩尔根之子，并不借此以立于世界，余必为一个独立之奇男子。”可见他之拥有巨资，也不是遗产的关系。我们细考诸人致富之源，都是掠夺地球和机器的生产力，否则经营国际贸易，抑或开设银行，唯休洼布一人未独立营业，但他终身辅佐钢铁大王，他之资财，仍是从掠夺地球和机器生产力而来。如果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那些在实业界称王的人，断不会产生，这才是根本治疗之法。

至于改革社会之程序，我主张从乡村办起，以每一乡村为一单位，各办各的，因为改革之初，情形复杂，应该各就本地情形，斟酌办理，才能适合，如有窒碍处，随时改良。等到各乡村办好了，才把县联合起来，各县办好了，才把全省联合起来，各省办好了，才把全国联合起来，将来世界各国办好了，把全球联合起来，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会，应该注意者有两点：（1）所定法令规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缩之余地，越苛细，就窒碍越多，越是不能实行；（2）当从劝导入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欢欢地去办理，不能用严刑峻罚，强迫人民办理。其实施方法，当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归公有后，即统计此一乡村共有土地若干，命全乡村之人组织一个团体，公共管理，由这个团体把土地分佃与农民，全乡村每年共收租息若干，政府责成这个团体缴交银行，如租息是谷物等项，由这个团体公共变卖，以银缴入银行，政府立于监督地位，也就不繁难了。

全国土地，由国家出资财改善者，其利益归国家所得，由各乡村出资财改善者，其利益归各乡村所得，各乡村改善土地后，增加之收入，由本乡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购置机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银行息借，其息可缓至获利后偿付。若建筑马路、疏凿沟渠等项，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与该乡村各担负一半。例如，某乡村因建路凿渠，向银行借款两千元，工毕之日，政府派员勘验认可后，政府担负一半，银行只列该乡村借银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为负担一半，实则仍无所损。因为银行贷出之息与存入之息，为二与之一比。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贷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银行存款两千元，银行应付月息十二元，某乡村因筑路凿渠，借去两千元，银行只列该乡村去银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与人民存款两千元之息相抵，不过政府多负担一千元无息之债务罢了，只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项债务，就多担负点也无妨。

孙中山所说农业上增加生产的方法，共计七种：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灭问题。应由政府派人到乡村去，把改良办法详加讲演，或用文字说明，务使农民心中了然，其采用与否，听人民自由，不必用强力干涉。语云：“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他们知道大利所在，自然会踊跃从事。孙中山曾说：“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附和，但是对他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我们叫各乡村组织团体，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请他去发财，人民哪有不欢迎之理？即有怀疑之人，充其量不过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断不会出来阻挠，因为公家叫他们组织个团体，担负缴纳全乡村租息，这个团体，尽可照公家原定租额转佃出去，团体中人，不过费点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并不至于赔累； 他们何至出头反对？只要这层办到，乡村中的事权，渐归统一，将来一切事都好办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关于增加生产的事项，他们不愿意改良，只好听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转多事，反会生出反响。我们总是尽力提倡，尽力劝导，听其自由采用。只要某乡村获了大利，他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仿办起来。这类事，如果督促严厉了，反转会弊病丛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车之鉴。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民，于青黄不接之时，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贷，王安石创青苗法，由公家以较轻之利，借与农民，于秋收后付还，使利归公家，而农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两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厉风行地督促官吏实行，据散放青苗钱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绩，于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间估派，其有不需款之农民，与夫家资饶裕之富民，都强迫他领取青苗钱，闹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恶之果，都是由于“强迫”二字生出来的。苏东坡说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见症结之论，我辈改革社会，当引为大戒。

天下事有当强迫者，有不当强迫者，例如，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的时候，则当强制执行，任何人不能独异。至于乡村中改良事项，则当如上说的办法，听其自由。像这样办法，就与孙中山所主张“政府强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双方平衡”的原则相符合了。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养人民，原是与种植树木一样，我们虽甚望树木长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它自家生长，我们是不能替树木帮忙的，这个道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说得很明白。 现在新政繁兴，民间大困，当局诸公，每每以福国利民之心，做出祸国害民之事，就是违反了柳宗元的说法。斯密士全部学论，纯取放任自由，他“人民好利之心，根于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碍物除去了，利之所在，民自然会尽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开发出来了。”他这个学说， 欧洲是生了大效的，我们开发乡村利益的时候，本他这个学说做去，自会生大效。

前面的办法，实行之后，一人之身，可得两重利益：（1）乡村中改善土地，所生产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这个原因，全乡村之事和全国之事，人民就不能不过问了。现在的人，大都是“事不关己劳心”。革命的人，拼命去争民权，争得之后，交给人民，叫他来行使。我恐怕乡间的老百姓，还会嫌我们多事，妨害他吃饭睡觉的时间，只好顺着他们喜欢发财的天性，把“民权”二字附着在“发财”二字上面，交与人民，人民接受发财这个东西，顺便就把民权那个东西携带去了。他们知道官吏是替他们经理银钱的管事，不得不慎选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换。如此则选举权、罢免权，他们自然晓得行使了。他们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损失，将来就要少分点红利，如此则创制权、否决权也就晓得行使了。 所以政府每年必要发给生活费，人民与政府才生得起关系，才能行使民权，人人有切己关系，才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实现。

改革社会，千头万绪，犹如钟表一般，中间的机械，只要有了点小小毛病，全部动作，都会停止。我国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实施的详细办法，岂是政府中几个人能够坐而揣测的？只好划归各地人民自去斟酌办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针与各种进行计划宣布出来，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么样，进行的途径是怎么样，他们自然会朝着那个途径做去，各乡各县，渐渐趋于一致，就可以渐渐联合起来了。现在世界的大势，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趋去，故一切事权，当散而给诸人民，才不至与潮流违反。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一个东西，不可分而为二，一面又须顾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顺着大同的轨道做去，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之物了。

五、各种学说之调和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原竟委的考察，实在是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之经济学，社会主义之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调和为一，这是前面业已说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再举两例于下：

（甲）马克思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过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生蛋非前一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 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它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有何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伪古文《尚书》上，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孙中山的说法，和傅说的说法，其差异之点，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就实际言之，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交与技师制造，技师又传授学生，原是一贯的事，孙中山和傅说，各说半截，故二者可合而为一。由此知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说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恶，利人和利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唯心和唯物，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学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从前对于孙中山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故去岁著《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系自辟蹊径，独立研究，不与民生主义相涉，自以为超出孙子的范围了。今岁著此文时，复取孙中山学说研究之，意欲寻出缝隙，以攻击，无如任从何方面攻击，他俱躲闪得开，始知他的学说理论在他倡此种学说时，四面八方，俱是兼顾到了的，我去岁所拟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办法，已尽包括于民生主义之中。我当初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并未依傍孙中山，乃所得结果，孙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学识之陋，而益服孙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我研究所得者，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材料，阅者试取拙著《宗吾臆谈》，与此文对照观之，当知著者之信仰孙中山，绝非出于盲从。

著者幼年，极崇拜孔子，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 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等语，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后来觉得孔子学说有许多地方不满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对于孔子宣立，而今下细研究，始知孔子的学问原自精深，确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远非西洋哲学家所能企及。孔子学说，最贻人口实者，不过忠君一层，其实这是时代的关系，于他的学说，并无甚损。古时主权在君，故孔子说忠君，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权，现在主权在民，我们把它改为忠于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改为“人民对政府要有礼，政府对人民要尽忠”。施行起来，就无流弊了。孙中山曾说：欧美人民，对于政府，常有反抗的态度。瑞士学者新发明一种说法，说“人民对政府要改变态度”。我们说“人民对于政府要有礼”，也可算是新学说。像这样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学说，就成为现在最新的学说了。《大学》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段话，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孙中山称赞他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外国大政治家没有见到。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常喜欢写“天下为公”四字，因为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孙中山理想的社会，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孙中山对于孔子，极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出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至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它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能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 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人所得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得纷争了。

现在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必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父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著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

耶教以博爱为主，后来宗教战争，同奉耶稣之人，互相焚烧屠杀，惨酷到了极点，与博爱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倡民约论的人，何尝不源于悲悯之一念，而其结果，则法国大屠杀，无复丝毫悲悯之念，并非咄咄怪事！著者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返求之于力学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线进行，耶稣、卢梭诸人的信徒，只知朝着他们的目的物奔走，犹如火车、汽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驰，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一样。现在身操杀人之柄者，与夫执有手枪、炸弹者，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社会上也就受赐不少了。

欧洲新旧教之争，施行大屠杀，是学说冲突之关系，法国革命，施行大屠杀，也是学说冲突之关系，学说杀人，至于如此，真令人四顾苍茫，无从说起。宗教之说，根本上令人怀疑，欧洲殉教诸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自我们的目光看去，仿佛吃了迷药一般，而他们则自以为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