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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化管见

时间:2022-07-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经历了蒙元的百年统治之后,明清政权相继统治中国。明清时期诞生了我国四大名著及一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市民生活或者市民文化,或者将市民的娱乐与理想追求寓于其中,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以市民的文化诉求。《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堪称古今图书的总汇,也是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14世纪中叶,平民中崛起的一位优秀人物推翻了蒙元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汉族对于中国大地的统治,这就是明朝的建立,这位平民人物就是朱元璋。朱元璋于1368年即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定都应天,是为明太祖。明朝亡于1644年,共传十六帝,历二百七十七年。清自太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后金,皇太极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至宣统帝退位,共传十二帝,历二百九十六年。

经历了蒙元的百年统治之后,明清政权相继统治中国。明清统治者民族不同,一为汉族,一为满族,何以相提并论?原因如下:

(1)在典章制度方面,明清因袭几无不同,只有个别领域的修补。

(2)两个政权在统治时期几乎没有大的社会波动。

(3)基层社会特别稳定,江南有些望族存续两朝而不坠。

(4)没有特别的外敌入侵。

综上,在通史中一般都以“明清”并论,犹如“秦汉”“隋唐”一般,吕思勉先生在论及明清历史时,特意辟出一专题:“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讲述了七大问题,以凸显明清两代的因袭,分别是官制、学校选举、兵制、法律、赋税制度、币制的变迁、学术思想的变迁。[71]

(一)心学

雷海宗先生在谈及元明理学时说:“宋末以下程朱的学说成为正统,道统的观念渐渐确立;从此理学难以再有新的发展……明代正式定程朱主义为国教,墨守的风气当然更盛。陈献章是第一个比较明显地又提倡象山学说的人,但仍是打着程朱的招牌。到王阳明才公开地与正统派挑战,对陆象山的唯心论也算有点新的贡献。这是理学史的最末一页,此后无论程朱或陆王部到了凝结与反刍的时期。”[72]雷氏所论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元明理学,并指出了心学出现的思想动因。

王守仁,生于1472年,卒于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氏,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记载:“守仁天资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73]分析可知:

(1)从事哲学事业较早,十七岁就讨论朱子学,可见天生对哲学有兴趣。

(2)思考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苦思冥想。

(3)有一定的书籍做支撑,如《五经》之类。

(4)从有书到无书,从书中到书外,才得顿悟。

(5)心学二端:求诸心与致良知。

(6)其学接续陆象山,否定朱子。

(7)阳明学创立。

王阳明之说,全从心出,也全从心悟。他的学说是接陆九渊之绪,所以以心为上。在其著作《传习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友问他,山中鲜花自开自落,于己何干?阳明回答:你没有看见花时,花与你的心一同沉寂,当你看见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在他看来,花的存在与否,完全与花的客观存在无关,而与自己的心、主观相关。[74]他还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挥发心中存在的自然天理,不致昏蔽。“知行合一”是知与行都产生于心,心决定知与行,所以二者合一。

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有很多的信奉者,多人从其学。明代后期,阳明学广为流传,大有取代程朱理学之势。

(二)文学作品集中出现

明清时期诞生了我国四大名著及一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市民生活或者市民文化,或者将市民的娱乐理想追求寓于其中,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以市民的文化诉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罗贯中,山西太原人,生于元末明初,大致年代在1330年到1400年之间。《三国演义》描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大约一个世纪的事情,“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75]

关于《水浒传》,应该有较深刻的探讨。有的通史将其性质定为“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故事”[76],也有的通史将其进行正面肯定,“是一部长篇英雄传奇小说,为我国古典英雄传奇小说中的代表作,反映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描写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的情形,使人看到农民起义是被逼出来的,这就鞭挞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草莽英雄的光辉形象,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梁山泊的农民革命斗争”[77]。可是仔细阅读此书,或者阅读多遍就会发现,你阅读到的内容与你体会到的感受绝不是“正义”,也不是“英雄传奇”,而是一群“恶汉”的杀戮生活。智取生辰纲是逼上梁山吗?三打祝家庄是正义吗?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所以,应该正确理解、恰当定位这部《水浒传》,将一些肯定性的字眼剔除,如“正义”“革命”“英雄”“传奇”……

还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这是一部神魔小说,取材于唐时的玄奘取经题材,加以演义加工,形成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是清代的曹雪芹所著,描写了四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感慨命运多舛,造化弄人,荣华富贵刹那间都成了南柯一梦。

(三)盛世修典

中国有着良好的修史传统,一般都是当政者给前朝修史,为的是详录事迹,汲取经验教训,尤其是兴亡的教训。当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国运隆盛,拥有了财力、物力与人力时,就会修撰大规模的类书,如宋初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但是这两部书都不能算“卷帙浩繁”,各有一千卷。

到了明代,明成祖永乐年间,成祖有感于皇家藏书之缺,于是决定编纂《永乐大典》,解缙负责,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三千多人,分别担任抄录、誊写、圈点、编辑等工作,这项浩大的工程经历了五年才告完成。全书有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书,可谓荟萃天下,有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经书、史籍、工技、农艺、医学、宗教等。

《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堪称古今图书的总汇,也是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帝亲自发起编纂《四库全书》,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收录书籍3461种,79309卷,装为36300册,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保存有着巨大的意义。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对《四库全书》的修撰有着不一样的论述,将四库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相举而论,非常精彩。

(1)《四库全书》的着眼点在收集,而法国的《百科全书》在综合过去的知识成果,加以阐述发挥,用力于“撰写”。

(2)《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一样,编纂者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有学术讨论。

(3)二者都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就是要囊括前人的知识成果。

(4)二者的编纂指导思想完全不同,《四库全书》是占在官方角度,选择书籍有淘汰,有禁毁。而《百科全书》则不受官方约束,完全发挥学者个人的思想自由。

(5)《四库全书》的编者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而《百科全书》的作者则开始了解中国。

(6)二者诞生的时间相同,但是时代背景却不同,成书以后所起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同日而语了。[78]

【注释】

[1]郭大顺:《捕捉火花——记协助苏秉琦先生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课题组:《中国历史年表》,中华书局2014年第2版,第1页。

[6]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史前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8][日]宫本一夫著,吴菲译:《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62—63页。

[9]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0][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1]参阅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此书主要探究了原始思维与人类艺术的产生。

[12]关于巫史的问题,还可以参阅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史官论》,论述了巫及其所在的集团是学术之滥觞。见《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3]可参阅[法]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著,杨渝东、梁永佳、赵丙祥译:《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3—74页。

[16]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31页。

[17]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18]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354页。

[19][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14页。

[20][西汉]刘安等著,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卷八《本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21]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册(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23]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3页。

[24]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

[2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26]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

[27]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92页。

[29][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9页。亦可参阅韩震主编《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第九章《历史的意义》第四部分《雅斯贝尔斯:历史轴心期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雅斯贝尔斯“轴心理论”的完整论述,见于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chael Bulloc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30]余英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3页。

[3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109页。

[32][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33]王桐龄:《中国史》(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0—162页。

[34]王桐龄:《中国史》(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0—162页。

[3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36]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7][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三册《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王子今推荐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

[38]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3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页。关于秦始皇的功绩或秦统一的政策措施,可参阅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第六章第一节《秦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第六章第一节《秦朝的建立和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版。还有新世纪后的著作可以参阅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四章《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仁忠《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秦始皇巩固统一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还有2012年出版的两本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四章第一节《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蔡美彪《中华史纲》第三章第一节《秦朝的皇权专制统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以上七本书中相关的评述,读者可对比参照。

[40]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81—282页。

[41][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

[42]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406页。该书第八章第五节东汉时期的文化中“谶纬迷信的盛行”内容是由广西师院卢启勋先生撰写。

[43]“神灵诡异”一词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44]王子今:《权力的黑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关于谶纬的专题论述,可以参阅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

[45]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2页。

[46]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册(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4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4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49]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4页。

[50]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84页。在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中评价道:“总之,魏晋玄学给两汉以来僵化的儒家哲学带来了新的解释,使唯心论的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玄学作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强烈地反映出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腐朽性,因此玄学的流行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51]陈启云:《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载于《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文还载于陈启云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53][晋]陈寿:《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页。

[54]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

[5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第1页。

[5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印行了此书的手写本,但是书名为《唐代政治史略稿》。

[57]陈寅恪:《论韩愈》,载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

[58]具体事迹可参阅王桐龄《中国史》(上)第二编《中古史汉族全盛时代》第三期《隋唐时代》第五章《唐初之外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9]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

[60]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61][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5页。

[62][日]气贺泽保规著,石晓军译:《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六册《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385页。

[63]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64]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三册,《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4页。

[6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道学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69页。

[66][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67]陈振:《轿子的产生与发展》,载于《宋代社会政治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8]王实甫著,吴书荫校点:《西厢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69]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70]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页。

[7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第四篇第五章《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2]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0页。

[7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王守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68页。

[74]于民雄注,顾久译:《传习录全译》之《传习录下·黄省曾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75]何磊:《三国演义·前言》,载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版,第4页。

[7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页。

[77]张仁忠:《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页。

[78]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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