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文化

三明治文化

全球化有三个特点,人员、信息和物质跨越国界的快速流动。从移民人数的规模、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来看,国际移民现象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南方到北方人数众多的移民已经改变了移民接收国的文化构成,它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我所谓的“三明治文化”——由从同一地点出发的移民构成,他们夹在母文化和主文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播的特性,信息可以及时、快捷地以几种语言进行传递,交通工具的改善也使得货物的进出口交易更加便捷。

媒介文化的变化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大众传媒的过去(在广播、电影和后来的电视都没有出现前)只是纸质媒体。要理解这个需要读写能力即所谓的三个“R”——读(Reading)、写(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的能力。书籍的普及和报纸发行量的增加都为知识与信息的现代化和传播程度提供了有用的评估数据。

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人们今天所关注的是报纸的消亡和书籍的相对弱化。有文化的人由于缺少“计算机知识”已经成为了新的文盲,而且他们发现不用经过艰苦的过程来学习字母表,就有很多种获取信息的方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训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现代化带来了几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比如说,与一般想象的不同,大众传媒不仅没有弱化传统的东西,反而加强了传统的力量。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文化认同的加强、神话连续剧大众诉求的流行和本国语言的运用都持续地促进了现代化。有关大众传播的教科书曾经建议大众传媒“力图减少亚文化的多样性,并帮助扩大大众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讲同一种语言,以同样的方式着装,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换句话说,大众传媒将会产生同质化的文化,并进而阻止文化的继续增长——几乎是与这个论坛组织者所采用的前提相同。不同电视频道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导致了单一消息来源垄断的威胁。当星空卫视进入印度,并开始播放已经录好的英语节目时,人们认为它将超越其他所有的电视频道。事实是它的电视频道需要改变自己的政策,除了引进英语节目外,也要引进印度语节目。另一方面,印度的Zee TV已经在超过20个国家内拥有很大数量的受众。不仅非定居的印度人,而且那些居住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的外国居民也喜欢收看Zee TV的印地语节目、波斯语节目(Gujarati)、孟加拉语节目、马拉地语节目和泰米尔语节目。即使是星空卫视也仿效Zee TV,准备吸引印度以外广大的印地语受众。媒介来源的多样性、受众的多元化和传播的国际化都改变了原来的面目,所以只是放弃陈旧的普遍性,并描绘复杂的即将上演的现实将是非常简单的。

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和与外界沟通渠道的更加广泛,英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被认为是“强加”,而且英语也取代不了母语的位置。实际上,有些学者担心,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会不会改变英语自身的一些特性。就拿印度来说,新型的英语已经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印度英语”(Hinglish)。拿起任何一份英语报纸,你会注意到许多创新的词汇,因为作者和广告商在他们的文章中将本国语言的名词和动词自由组合,形成了很多新词。同样的,当地语言也随便运用英语词汇,而不是试图在本国语言中找到对应词或者创造新词。法国人可能会坚持将“计算机”称为“ordinateur”(法语的电子计算机),但是在印度,不管你是用罗马文字,还是“devngari”,计算机就是计算机(computer)。当然计算机在印地语中的对应词“sanganak”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很少有人使用。

我回忆起了1973年去英国,应邀在伦敦大学做一场纪念圣雄甘地的演讲。我收到他们要求在苏赛克斯大学做一场演讲的邀请,听众是经过英国议会培训的一些人,他们要被送到不同的英联邦国家担任英语教师。我当时就跟他们争论是否有必要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这是因为英语在语法和习惯用法上并不像法语那样严格。事实上,我指出我们不应该从英国的标准来改正他们不规范的英语,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致力于准备不同版本的英语语法,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使用英语。语言应该是使用者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当一个人审视当下正流行的不同类型的英语的演变时,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英语的灵活性帮助它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萨嘉力卡·古斯(Sagarika Ghose)悲伤地就英语退化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她指出,英语更容易被过度简单化,而且会将它的正确性和表达性置之不理。她的论点就是:“尽管‘酸辣酱’语言扮演了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们也无法使自身长足发展成为完整的一部词典。”她担心“酸辣酱化”(来自于印度的一个新造词,意思是搅乱个体身份认同的混合物)一类的措词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会使智力上懒惰的使用者陷入困惑(Ghose,2001:21)。更进一步引用她所说过的:“在今天,讲非常地道的英语被认为是‘假的’,使用规范的语言而不是单音节的辞藻讲话被认为是‘自命不凡’的,用比较外交的辞令表达自己则有可能面临‘老古董’的谴责。‘我的父亲喜欢跳探戈’(My father loves to tango),‘让我们听布吉乐(一种蓝调音乐,用钢琴演奏,节奏性很强)吧’(Let’s boogie- woogie)和其他庸俗的词汇在年轻人还没有真正学会语言前,却已经学会俚语的语境下是很怪异的。当有一种母语要背离俚语时,俚语就只是俚语。但是如果人们把俚语作为唯一的交流方式,那么复杂的思维将变得不复存在。”古斯认为科技应该在英语的退化中承担“很公平的责任份额”,“科技也就是电视、因特网和移动电话”。她指责英语的广播机构说,英语日报、时尚杂志和提供捐助的官僚机构都导致了英语的退化。

可能对于古斯的观点,人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她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一点,拿印度来看,印度的英语使用者正在随意对待英语,并改变了英语最基本的结构。这一点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一事实,如果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强加,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今天的媒体已经开始运用大街上的通俗语言来更加接近现实。在印度的语境下,让我担心的不是“印度英语”的流行,而是读者人数的整体衰减,这在占主导的民族语言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有必要指出印度有两家读者人数最广泛的印地语周刊——Saptabik Hindustan和Dbarmayug,还有一家英文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India,《印度画报周刊》),但是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谈论全球化),它们的发行就停止了。虽然后来也有其他的英文发行取代了前者,但是没有一家印地语周刊再享有过前者的威望和声誉。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印度男人的识字率始终在70%左右(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妇女的识字率在65%左右),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英语知识少得可怜。不仅如此,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目前印地语书籍的订单只有可怜的500册,仅仅是英语书籍的一半。我把这看做是阅读能力退化的标志,它预示着报纸和书籍的死亡,而不是一种世界语言的传播。

在讨论印度案例的时候,古斯提及了莫里斯·伯曼出版的一本名为《美国文化的没落》的书。在书中,作者预言了西方将会慢慢地衰落,最终成为一种“失语”状态。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危机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世界。

伯曼在书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论证美国智慧的崩溃。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自从1965年以来,美国阅读日报的人数已经减半。我自己就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甚至没有打开日报(页数很繁多)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对于外地旅游的人来说,这些报纸上几乎没有他们需要的新闻,因为报纸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读者哪个地方的商品在打折,或者是比较不同地方的商品价格。尼泊尔皇家大屠杀的消息仅仅在《时代》杂志的一个版面发布了,而且当杂志出版的时候,这则“新闻”早已成了“旧闻”,接下来的版面并没有继续谈论这个消息。看起来好像这个国家的传播媒体断绝了人们与广大外部世界的联系,但是在诸如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媒体则承担着将外部世界展示给国人并扩大他们认知视野的功能。

可以从伯曼的书中猜测出来美国的孩子们是如何与外部世界绝缘的。他引用了在华盛顿一家黑人儿童高中的经历:“他们中的一部分孩子,年龄大约在十六七岁,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西洋,不知道1999年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或者是认为美国内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其中的一个学生认为华盛顿应该在中西部,而他并不能在地图上粗略地指出纽约、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坐落在哪儿。”伯曼并不将这个仅仅看做是“文化的剥夺”,这是“文化的屠杀”(Berman,2000:11)。

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论点,他进一步引用其他的资料来源并作出如下的汇报:

1.根据盖里森·凯勒的数据(国家公共广播,1997年3月22日),有42%的美国成年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标出日本,甚至有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15%的人不知道美国在哪里。

2.1996年10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1/10的投票者不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是谁。

3.《纽约时报》1995年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调查结果:“40%的美国成年人(大约有7000万)不清楚德国是我们在二战中的敌人。”一次零点调查公司(一家从事市场调查信息咨询服务的公司)调查(1996年)显示有84%的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不能说出朝鲜战争开始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而且有58%的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不知道报纸中的社论是指什么,美国教育部1995年对22 000名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50%的人不知道冷战,有60%的人不清楚美国是如何形成的(Ibid.:34-35)。

他感觉到这些就是美国文化“稳步衰退”的证据。

这样的衰退不仅是对美国文化的真正的威胁,似乎对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最近在《印度时报》2001年8月12日的头版报道了“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士”在接受面试时的回答,他们接受这次面试是要应聘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官方学校的教师。报纸的标题为《常识不再是常识》,因为这从与被访者身份和背景相关的简单问题的回答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下面是一个例子:

问:印度的总统是谁?

答:迪扎辛格(印度中央邦的首席部长)。

问:说出中央邦的几条河流的名称。

答:卡斯巴河、昌巴尔河,嗯……可能还有温迪亚(后者是一座山,因为在印地语中“achal”的后缀表示“一座山”。)

问:中央邦在哪儿?

答:这个……我认为在博帕尔(这是中央邦的首府)。

问:印多尔地区的地方长官是谁?

答:他的名字听起来好像一个电影明星。我觉得是Suleman Khan(真正的名字是Mohammed Suleman)。

上述实例说明,似乎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失语”趋势,暴露了人们的低智力层次。引用诸如刘易斯·拉凡姆的《等待野蛮人》和罗伯特·卡普兰的《野蛮帝国》此类的题目,伯曼评论道:“他们提供的文件——关于崩溃的学校系统和正在扩散的功能性文盲,关于暴力犯罪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愤世嫉俗和有可能被称为‘精神死亡’的一切都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这个系统已经失去了停泊的地方,就像古罗马一样,正慢慢地滑入一种持续增长的功能紊乱状态。”(Ibid.:2)政治科学家本杰明·巴柏把这一进程称为“微观世界(McWorld)”——商业集团为了各自利益都奉行用户至上主义。“注意一下耐克和百事的电视广告就会发现微观世界有着惊人的生命力,这个世界不仅精力充沛而且乐观向上。问题是既然这种生命力除了刺激人们的购买力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它本身就是文化的衰落……就像罗伯特·卡普兰所提出的那样,美国正在形成仅仅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商业寡头政治”(Ibid.:3)。

上述陈述对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分析家来讲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事实与世界上头号民主国家,而且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就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北方和南方都在经历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社会发展峰会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赤字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而且即使是在经济前沿做了诸多努力,这种情形也还会发生。贫穷、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都是世界各国共有的。但是这次峰会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相同的问题并没有相同的解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解决措施也不相同。

这让我们回忆起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的学生们曾经认为这些进程一定会导致文化的同质性,抹杀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50年过去后,当我们再重温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时,就会注意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声音组成的,而且文化在面对变化时也表现出了非凡的适应力。它们不断地吸收和适应其他文化的特性——不管这种文化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而且他们通过保持并加强自己的文化认同阻止了主导文化的冲击。现代化并没有扼杀所有的传统,社会发展真正实现了传统和现代性的共生。正在出现的情形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文化不断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过程也带来了变化。有意思的是变化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科技(IT)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也同时影响到了所有的社会。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危机正使整个社会意识到本土文化恶化的危险,而且他们全都表现出了对持续扩散的用户至上主义的负面影响以及精英退化的担心。

当西方或者说是北方自身也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文化没落时,根据伯曼所说,它们并不能作为整个世界的参考群体。今天,我们生活在外界事物无孔不入的世界,但是这些缺口并没有破坏个体文化的围墙,它们只是被涂抹成不同的颜色,更加多姿多彩而已了。只要文化之间还有围墙或者说是界限的话,每种文化就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到来,在整个世界上,个体文化都是以互动的方式存在的,它们互相碰撞和融合。在印度有一个世界,在世界上又有一个印度。这是对“强加”的蔑视,也是对社会和文化更激进变革的期待。我们需要对这种变革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管理,而不是徒劳地去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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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犹芝士·阿塔尔(Yogesh Atal):哲学博士、科学博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休的一名社会学家,曾任社会发展峰会统筹部门的首席负责人。在发展问题的不同领域著作颇丰,且涉及面很广,其中也包括传播在国家建立中的角色。在设立亚洲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AASSREC)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曾经多次获得嘉奖,并被美国传记协会授予年度荣誉个人。最近的著作有《政治转型的历史使命》(Jaipur:Rawat Publications,2000)和《贫穷:寻找出路》(Jaipur:Rawat Publication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