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文化

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它们逐渐取代了农业革命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它们为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原始农业到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文明并没有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本质性变化，但机器化时代的工业文明，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发达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科学活动，不仅代表着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更代表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性改变。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工业文明时代始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工业革命后期是电力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它们都成为工业文明时代重要的时代变革工具。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对每一时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面貌都带来巨大影响。技术给人类提供技能和方法，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阶段——技术革命，不仅会直接导致生产力革命，还会带来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近代以来的历次技术革命，尤以蒸汽技术、电力技术和信息技术三次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巨大。

根据历史学，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重要精神是科学精神，即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技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一时代有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分析问题的方法等对整个思想界、知识界的贡献之一就是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开始。蒸汽机的发明就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后来由于化学的发明，直接促成了纺织业、农业（化肥）、医学等领域的发展。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观点来阐释《物种起源》《人类的起源》，这不仅仅影响了生物界，还直接引起了宗教学、社会学、哲学甚至政治学的争论。在工业革命方面，珍妮纺纱机和水利纺纱机等相继发明，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我们怎么夸大它都不为过，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等由来已久的依赖，彻底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不久之后，人类便能够开采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一百多年后的电气革命，尤其是汽车、飞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掀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新篇章。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人类的技术又实现了很大的突破，核能、航天航空、基因工程、信息技术等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无论是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信息时代，人类取得的所有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都得益于科学革命提供的智力支持和工业革命中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的发明是所有工业技术发展产生的基础，而科学和理性精神也将是伴随人类发展始终的重要的文化精神。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乃至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与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文化、传统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不同，它是一种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体现着理性、契约和创造性的文化样态。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可以享用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于物质的过分追求，从而将作为文化一分子的人类的文化价值彻底抽空了。具体而言：

第一，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越来越依赖理性、契约和法制。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最终发展成为依靠机器进行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活动越发需要以不断更新的新型技术和科学决策为支撑，越发具有可控性和可预测性；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直接的表现就是欧洲国家先后经历了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对于中国而言，在洋务运动后开始进入机器化时代。机器化时代的中国也陆续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要求民主和法治的呼声响彻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第二，工业文明下，人们交往的空间逐步拓宽，开始形成一种理性的、平等的、契约式的自由交往活动。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束缚在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的伦理交往圈，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多元化的社会关系，比如由于工作产生的“业缘”关系，需要处理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等。总之，相对于传统的局限于血缘、地缘关系上封闭的交往关系，机器化时代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建立在“业缘”基础上的开放的、自由的交往关系，甚至在没有任何“缘分”的陌生人之间，也正在逐渐建立起一种适应公共生活规则的社会公德及公共空间的交往原则。这就为理性、法制、契约、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科学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带来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和统治，但全球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迫使落后国家深深地依附在发达国家身上，不仅仅是物质技术方面的依赖，而且是制度和价值资源方面的依赖。所以在商品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掠夺弱国的人力资源，使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分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且使该国的经济结构适合于被掠夺的要求，从而丧失了经济上的自立。文化上的依赖也导致了文化交流只能是单向度的，弱国、发展中国家要论证自身的要求与主张也仰仗于西方的话语系统，甚至一不小心就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当，如全球化理论与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联。而科学技术也被囊括在商品中，成为为工业生产带来更多利润的商品。而这种社会现象也逐渐影响到文化产品和人们的娱乐方式方面。一切被商品所沾染的文化消费走向单一化、程式化、一窝蜂和从众，以至于任何与众不同的表现作为对程式化的反动仍然反衬了现代生活的空虚和无聊。

在机器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工业文明态势中产生的理性、自由、平等、契约等精神，是工业时代的文化精神内核，从此人类开始超越传统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逐步培养和发展起人自身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精神。与此同时，随着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的商业活动向世界各地伸开触角，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比如在中国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相继爆发。此外，城市开始出现并快速地发展起来，交通工具也得到很大改善，出现诸如汽车、火车、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方面，出现了如电话、电报等通信设备。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至此，其一，科学和教育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干；其二，商业文化无孔不入（商业发展成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其三，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其四，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商品化对于人本身的影响。

这里我们还要介绍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实际上，人类发展进入工业文明后，直至今天，可以说我们仍然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生活，于是我们在工业时代的前面加了一个“后”使其成为“后工业时代”。但这里所指的后工业时代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想强调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成为工业化时代文化核心的今天，另外一些批判性的多样化思潮开始显现，这无疑是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思，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内容。

那么既然是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意味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问题，具体而言是一种技术理性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达了西方近代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发展，逐渐使人的主体性创造活动走向商品化的、以消遣为目的的“文化产业”，实际上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在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人，逐渐被自己创造的事物所统治和制约，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因而，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在批判和反思的同时，应该要实现理性和价值、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真正融合。我们在分析人类文化的历史形态过程中，主要的线索是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基来展开，但实际上，人类历史的进步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工具的革新上，人类文化应该是要贯穿一种精神的，就像我们在后工业时代中讲到的，人类需要解决好科学、理性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类文化发展中需要的精神。

总之，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完成的，因此一定的社会形态和工具形态必然制约着特定文化类型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也是具体的。文化作为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存在，它展现的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序的状态，而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一，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时代或历史阶段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形态；其二，在阶级社会，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三，现代社会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态。

另外，我们在以生产工具的方式划分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历史时期——“历史轴心期”我们没有提及。对于历史轴心期的划分，是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的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他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所指的这个时代的确是人类历史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地区开始进入了农耕文明，生产力大为提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开始明显，手工业和农业也开始分离等，这是一个人类从蒙昧期走向文明期的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在注意到它与原始文化的连续性的同时，更要看到这一时代变动不居的特点和新的生活形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定型，以至于成为人类文化走向统一的第一块踏脚石。尽管笔者没有对轴心期文化作论述，但从对于轴心期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一时代对于世界文明来说，属于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而每一次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或者说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节点期，都会在思想、文化甚至制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变化。本章主要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切入点，因而在对轴心期的介绍方面很少论述，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