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前期法家有建树

毛泽东晚年对法家的评价陷入一种极端：他从政治需要出发在“文革”动乱难于掌控的情况下，又错误地发起了“评法批儒”运动，绝对肯定法家，绝对否定儒家，使其儒法观完全倾斜，脱离了学术轨道。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这首小诗，把郭沫若与柳宗元作了对比。唐代的柳宗元著有政论文章《封建论》，郭沫若著有史论《十批判书》，郭、柳二人都对秦王朝和秦始皇做出了评价。毛泽东认为郭沫若的历史观“不及”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政治上主张革新，哲学上是唯物主义，诗文清新精细、富有哲理。毛泽东很爱柳文。他曾经阅读过章士钊撰写的《柳文指要》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该书“文革”前完成初稿，1971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出版。柳宗元的《封建论》，从当时巩固中央政权、反对藩镇割据提出秦王朝设置郡县，废除以前的“封国土，建诸侯”，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肯定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肯定唐承秦制的政治制度，反对割据，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崇儒抑法贬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赞郡县制废分封制。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毛泽东明确亮出了褒法贬儒的思想旗帜。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做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

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他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7月4日，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见了王洪文、张春桥两位“文革”新贵。毛泽东开场就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是由外交部的一期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毛泽东又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在座的工作人员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批评外交部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分析错了。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谈话。尤其是张春桥更仔细地捕捉着毛泽东的每句话的意思。毛泽东继续说：

“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08页；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毛泽东引用的诗句分别见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早发白帝城》和《梁甫吟》。

这次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毛泽东说着说着，谈锋陡转，指向了眼前。他批评周恩来总理分管的外交部说：“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他随口说出了分量并不轻松的四句顺口溜，结论是四句话：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毛泽东最后又警告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听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番不满的话语，张春桥心中窃喜，庆幸这一发动攻击的极好机会的来临。

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搞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是反孔的，这点，毛泽东早知道。他找杨文看后批示：杨文颇好。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评法批儒”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8月5日，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页）

这首七律，与前引《五言诗·给郭老》，主题依然是扬法（秦）贬孔，思想脉络是连续的、一致的。毛泽东赞扬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抨击了孔夫子的儒学，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激赏柳宗元的《封建论》。

同日，毛泽东召见江青，令其记下这首七律。并对江青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说林彪极‘左’，上海不同，说是极右。《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又朝回搞呢！”据江青后来的传达，毛泽东还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对于秦始皇，毛泽东起初并没有偏爱。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是对手的比附和攻击，激起了他的愤慨。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在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这样丧心病狂地咒骂毛泽东：“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于是，毛泽东要站出来为秦始皇说几句话。这使他的评法批儒论始皇，不少为争辩与批驳中的激愤之语，往难说是深思熟虑后的准绳之言。这些话语在1973年与批“左”、批右之争和《人民日报》事件联系起来，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

关于《人民日报》的批“左”批右，有个前奏曲。1972年8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要求他们批判林彪的极“左”罪行。然而，几天之后，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姚文元却又指示《人民日报》批极“左”不要过头，要批林彪的极右。于是，《人民日报》分成了两派，拥护周恩来的一些干部在10月用一个版面发表了批判林彪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责。《人民日报》便有人给毛泽东直接写信，表示拥护周恩来的批极“左”方针，不同意张春桥的批极右路线。

这场争论在1972年12月17日终于摊牌。当天，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一锤定音，从那以后，报纸上就只提批判林彪的极右，不再提批判极“左”。

毛泽东的两首“评法批儒”诗，先说“从柳退”，又说“返文王”，再联系到批评《人民日报》“又朝回搞”，显然毛泽东的寓意在一个“退”字上。他认为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纠正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恢复了“文革”前的一些党的政策，起用和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这些都有一种“倒退”，“回潮”的趋势。因此，掀起“评法批儒”新潮，硬性责难儒家“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有现实所指，目的正在于肯定“文革”运动，而把纠正“文革”错误当“右倾回潮”打击。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

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本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就是由江青直接指挥编辑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一）。中央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5年夏，帮助患眼疾的毛泽东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就“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分析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指出：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回顾毛泽东晚年对法家的评论和“评法批儒”，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褒法贬儒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这个具体问题切入，延伸到儒家复辟倒退，法家革新进步。一开始就不在意儒法两家的学术思想，而关注他们的政治运作。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其价值象征与文化符号。郡县制在历史上确实曾经起过进步作用，有利于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大国和长期稳定封建社会秩序。柳宗元的《封建论》主旨在于反对唐代中期的藩镇割据，维护全国一统，让民众免除战乱之苦而得到休养生息，这自然值得肯定。可是，儒家自《春秋》以来的政治主张最主要之点也正是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局面，它与法家的郡县制一个表现在思想层面，一个表现在制度层面，两者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正所谓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个观点从历史事实上看有些根据，如法家之始祖李悝被魏文侯任用为相，在经济上“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推行“平入法”，制定法经，“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汉书·艺文志》）。申不害为韩相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弱韩亦“国治兵强”“终申子之身”而“无侵韩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征伐兼并，主要是法家兵家在做事。但是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个结论大成问题。秦汉以后的“历代政治家”专一信奉法家刑名学说者，几乎找不出来，他们的思想大都兼容儒、道、法、佛，有综合性。即使以“革新”“维新”“变法”著称的政治家，如唐代的“二王八司马”、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清代的“戊戌维新”诸君子，他们也不是法家信徒。至于由此而编造出的“儒法斗争史”把刘邦、吕后、曹操、诸葛亮、唐太宗、武则天、康熙帝，甚至文人李白、柳宗元都列入法家一派，实在荒唐得很，把一部中国史糟蹋得一塌糊涂。所以，客观地评价法家的进步作用，主要在战国时期，以后呈递减趋势；而其残酷独裁专制性的反动作用则呈上升趋势，到了近现代则成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和内容。所谓“反封建”，是包括批判抛弃儒法学说中的封建性糟粕的。

第二个特点，是崇法抑儒紧紧与扬秦（始皇）斥孔（夫子）扭结在一起。在特定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视野里，法家与秦始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承认法家学说的正确性与承认秦始皇事业的进步性似乎二者不可分离。法家的学说，尤其是韩非的刑名之学，确实得到秦始皇（那时他还是秦王）的赏识和重视，并通过李斯等人付诸实践，取得统一中国的伟大业绩。从这点着眼，秦始皇与法家同为一体。在褒法扬秦的同时毛泽东又斥责孔子的只说空话不做实事，其至痛骂腐儒的男盗女娼，实质只是作为肯定法家赞美秦始皇的一种陪衬。其实，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本来也平实公允。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秦始皇有较为全面正确的评说。他一方面认可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时的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如果说，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4页）另一方面又批评秦始皇输于文治，在词作《沁园春·雪》中评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版1996年版，第68页）大秦帝国输于文治，政策苛刻残酷，二世而亡。毛泽东在“评法批儒”中所以把秦始皇抬得很高，也与他的对手骂他是“暴君秦始皇”有关，为了反驳诬蔑他时出激愤之言，肯定过头，语言过当。当运动风力减弱，理性大于激情时，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又回归一分为二式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常态，批评起秦始皇的耽于逸乐，压迫人民，“焚书坑儒”的失败——“刘项原来不读书”！

第三个特点，是法非儒始终与批回潮、批右倾、批翻案、批倒退勾挂绾结。从上述引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评法批儒”好强调儒家“法先王”，厚古薄今，复古倒退，法家“法后王”，厚今薄古，改革进步。这里藏着隐忧，即担心否定“文革”。当时的思维定式是：拥护维护“文革”的即是思想激进的“左派”，是革新派；抵制反对“文革”的即是观念保守的“右派”，是复辟派。这个评批目的，这个政治功利，这个价值取向，使“评法批儒”一开始就不是在争论学术是非，而是一种政治运作，是在较量政治短长。报刊上连篇累牍充满政治暗语的所谓批评文章，也是借此而起。“四人帮”借题发挥的“影射史学”乘机甚嚣尘上。现在回头看，晚年那一场评批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未末给毛泽东增加新的荣誉，实事求是地讲，那是他法家学说品读史上的“滑铁卢”。

今天，“评法批儒”的阴影早已渐去渐远。整体扫描毛泽东品读法家之学的“全息”图像，仍然可以使我们在拂去灰尘后看到耀眼的光芒。

法家之理论、实绩卓著，不仅促成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封建帝制达两千余年。法家的现实精神，法家变革社会的开创意识，法家富国强兵的实际运作，都给予了干着伟大事业的毛泽东以积极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没必要因为一个“评法批儒”而否定他与法家学说关系中的光辉一面。

毛泽东身边的人往往能近距离地了解毛泽东。林克曾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当有学者采访他时，问及“毛泽东对法家如何评价”，林克回答：

法家也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百家之一。由齐国的宰相管仲、郑国的大臣子产开其先，在魏国做过大臣的李悝、吴起和在秦国掌过相印的商鞅断其后，韩国王裔韩非集其大成。

法家与儒家的根本分歧是：儒家提倡仁义，主张以礼治国；法家则推重权势，主张以法治国。其特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最早做的一件举世轰动的事，是顺应时代变迁的现实，将根据新情况拟制的法令，铸在金属器皿上，要求人们遵守，史称“铸刑鼎”。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对推动历史的进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例如，商鞅主持了秦国的变法，使原先毫无地位的弱秦富国强兵，为其最后吞并六国奠定了基础。

这些有作为的法家人物顺应时代潮流，促进社会变革的业绩，与毛泽东从事的伟大革命，其创造新世界的强烈欲望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正是在求变革、建新业这一点上，找到了共鸣。（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