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一节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先秦时期的儒学是从孔子创立的道德自律之学出发的，后经《孟子》《中庸》《大学》《易传》等诸儒家经典的阐释，形成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这就是儒学的嫡传、正宗。这种正宗的儒学是以恢复人的某种先天的道德素质为目的，以“良知”“良能”为基础，以正心、诚意、慎独、格物致知为手段，以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为特征，讲求自觉、自律，丝毫没有外在的强制规范和利益诱惑，对儒家思想及万物进行“心”的体悟，是一种人进行自我改造的学问。所以，先秦儒家学说把它归之为道德学说，不是没有根据的。
可这一现象到西汉中叶就完全改变了，儒家思想也完全变味了。改变者非别人，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大名鼎鼎的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景帝时代的一个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学者，学习勤奋，苦于钻研。史书上说他为了钻研《春秋公羊传》，“三年不窥菜园”（《汉书·董仲舒传》）。话虽有点夸张，但说明作为一个勤奋用功的学者这一点，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肯定。有关董仲舒的事迹，《汉书·董仲舒传》上有载。(www.guayunfan.com)
公元前206年，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五十多年以后，新生的汉王朝已从废墟中慢慢地复兴、发展、壮大。在各种复兴措施中，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文化复兴。汉景帝刘启当政后，号令天下百姓献书，尤其是儒家经典。因遭秦火，老百姓不敢藏书，只好把经典背熟，记在脑子里。他听说齐地有个叫伏生的老头，一百多岁了，会《尚书》，就命他的大夫姚错去齐地听伏生回忆、复述《尚书》的全文。其他儒家经典如《诗》《易》等，就是以这种方式重现于世的。汉景帝对这些儒家经典青睐有加，并为每经“立学官”，即“五经博士”，这就是“王官学”，也叫“经学”。同时，社会上还有许多民间学者主动研究儒家经典的其中一经，研究的成果被称为“百家学”，也叫“子学”。如研究《诗经》的就有齐、鲁、韩、毛四家，研究《易经》的有田王孙、费直、孟喜诸人。在这些“五经博士”的“王官学”中，研究《春秋公羊传》的有一家，其研究者就是汉初学者胡毋生的学生董仲舒。
有关《春秋》一书的来历，学者大多认为是孔子所作，这个看法有点牵强。《春秋》原是鲁国国家图书馆里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与《诗》《书》《礼》《易》《乐》一样，都是鲁国图书馆现存的资料。孔子把它整理、删节后，以此作为教学生的教材。在春秋时，许多诸侯国有修史的制度，如晋国的史书名《乘》，楚国的史书名《梼杌》，鲁国的史书名《春秋》。所以，《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而且孔子只是教学生，不是鲁国的史官，没有必要去修一部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的历史。可孔子对《春秋》做过重大改动、删编、修饰是无疑的，尤其是在遣词造句上更加严谨，爱憎分明，观点突出，以致使子夏之徒不能“置一辞”。否则，孔子在晚年就不会发出“知我者惟其春秋乎；罪我者惟其春秋乎”的感叹。
《春秋》严格说来称不上是一本“书”，是只有一万七千多字的一篇长文，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泗上十二诸侯在二百多年里的一些大事。因太过简略，有些历史没有解释就完全无法理解。说《春秋》是历史，还不如说是历史提纲。如隐公元年的《春秋》经上的原文：“郑伯克段于鄢”，若没有《左传·隐公元年》的详细解说，我们对这段历史就不清楚了。对此，王安石曾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就是因为其太过简略。
所以，有了《春秋》，还必须要有解释《春秋》的著作。到了战国时，随着“学在四夷”的文化下移，民间也开始有人对传统的“经”进行解释。当时就有五种解释《春秋》的书，因是解释“经”的，所以就叫“传”。这些解“经”的“传”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后两传已亡佚，只有前三传流传下来了，历史上对这“三传”称之为“春秋三传”，属于儒家十三经的范围。其中《左传》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春秋》，而《公羊》和《谷梁》则是从思想即义理的角度解释《春秋》。
孔子死后，儒家学派一分为八，这八大儒家学派只有两家流传下来，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两支的一支是前文所述的以子思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另一支则是以子夏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其他都在历史的发展中泡沫化了。
子夏又名卜商，是孔子学生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少孔子三十八岁，传闻他对《春秋》做了注释。子夏死后，解释《春秋》的书传给了他的学生公羊高，即《公羊传》，公羊高传给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了公羊地，公羊地传给了公羊敢，公羊敢传给了公羊寿，公羊寿传给了胡毋子，胡毋子又传给董仲舒。很显然，这个传承是有漏洞的。子夏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董仲舒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人，中间相距三百多年。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公羊传》只传承了七代，显然是少了点。可有一点应该肯定的是：《公羊传》与孔子有师承关系，属儒家一脉。也幸好依靠这种师承关系，《春秋公羊传》才保存下来。像《邹氏传》和《夹氏传》就因没有这种关系而失传了。
那么，《春秋公羊传》所阐述的观点有哪一些呢？概而言之有：（1）大一统的政治观。如《春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王正月，大一统也。”（2）国君权力继承原则。如《春秋经·隐公元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3）关于“五等爵”说。《秋经·隐公五年》：“天子之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4）九世复仇说。《春秋经·庄公四年》：“远祖乎？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5）“三讳”。《春秋经·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6）“尊王攘夷”。《春秋经·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7）以有道伐无道。《春秋经·宣公十一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8）内外有别。《春秋经·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9）父仇子报。《春秋经·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10）“三异辞”。《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拨乱世，反之正，莫近诸《春秋》。”
以上所述，只是《春秋公羊传》里一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夷夏之际、君臣大义到社会等级、贵贱、伦理、义务等方面。可这些思想在《论语》及有关介绍孔子的著作里，大多数并不存在。就是说《公羊传》里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基本上不是孔子的原意，是子夏根据自己的理解，编撰、创造出来的。可就是这些思想，在汉以后，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汉以后统治者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已经不是先秦孔子、孟子、子思及《大学》《中庸》所倡导的道德教化的原始儒学了，而是在《春秋公羊》的基础上改造过的另一种儒学，其有力推动者就是董仲舒。
作为研究《公羊传》的学者，董仲舒颇有心得，那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春秋繁露》一书。在这本书中，董仲舒宣扬了以下一些思想：
（1）立“三科”之说，三科是“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拨乱世，反诸正”之语，公羊学者就认为孔子是周代思想文化的真实继承者，本应受命为王，但没有掌握政权，于是就“制《春秋》之义，以俟后世”，也使孔子一下从教书先生上升到了拨乱反正，托古改制的改革家的高度。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天》篇里说得很清楚，据此创立了“三统”说。“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五德终始”说即社会发展循环理论。汉继周而兴，应改正朝，所以汉武帝太初年间，命司马迁等人制定《太初历》，以黄色为正色，遵夏历，就是以董仲舒的“三统历”思想为基础。“张三世”，就是把以往的朝代的运行轨迹分为升平世、太平世和乱世三种形式。孔子是处于乱世，所以要通过拨乱反正才能进入升平世和太平世，这种观点与《礼记·礼运》十分相似。所谓的“异内外”，就是“夷夏之防”，是文化上的一种华夏优越感。因夷族落后，华夏进步，所以在两个民族接触时应注意彼此的区别和界限。
（2）以“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去解释宇宙的构成及万物的运动变化，形成“五行”宇宙论。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以成也。（《春秋繁露·五行对》）
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在董仲舒那里，天地宇宙由五行构成，彼此的关系是相生相克。人是五行中的一部分，也能用这种相生相克的原则进行解说。因此，宇宙万物及人世间的种种关系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原则规定里得到了统一。
（3）以“天人合一”去解释人与自然界的神秘关系，形成神学目的论。
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喜怒哀乐，神气之类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在董仲舒看来，人是一浓缩了的宇宙，所以，人身上的种种器官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对应点，天人是一致的，也使得人世间有什么动静，也必在天地中预先得到感应。
（4）以“三纲五常”去解释和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5）春秋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6）读书可以做官及“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以上是董仲舒研究《春秋公羊传》所表达的主要思想。他把其中的一些看法向汉武帝上书，成了国家的制度，如读书可以做官，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等。在汉以后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到处可以见到董仲舒这些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所以汉以后的儒学不是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董仲舒创立的另一种儒学。
就其与《春秋公羊传》的关系而言，除了大一统的理论、夷夏之辨外，董仲舒的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不是《春秋公羊传》。他的“三统说”源自战国中期齐国邹衍的“五行终始”说。邹衍是战国中期有名的阴阳家，他以五行相克理论解释朝代的更替。以黄帝为起点，属土，尚黄色；夏禹属木，尚青色，木克土；商汤属金，尚白色，金克木；周期属火，火克金。相传他曾有《主运》一书，现已失传。有关邹衍的事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吕氏春秋》上有载。而“五行”学说是董仲舒重要的理论基础，抽掉了“五行学说”，董仲舒建构的理论大厦就会崩塌。除了“五行”学说之外，如读书做官论、文化专制论、三纲五常论等都是他的独创，与《春秋公羊传》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
可以这样推论，董仲舒的许多思想已不属于《春秋公羊传》，而《春秋公羊传》里的许多思想也不是孔子原意。如《春秋公羊传》里的大一统理论，《春秋经·隐公元年》上有句话：“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的作者一口咬定这就是孔子的大一统政治观，并依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了解释：说“王者”是何意？是周文王。为何要言“王正月”？是“大一统也”。
其实这样理解“王正月”这句话是不对的。“王”指周文王没有错，可从“王正月”一句话，绝对推不出“大一统”思想的结论。这句“王正月”，主要是指“历法”，即“周历”。告诉读者，这个“正月”不是夏历，也不是商历，而是周历。文王是周朝的创始人，以他代表周代历法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在中国古代，华夏族共实行过四种历法：夏历、商历、周历和秦历，这四种历法的区别在于“正月”的月份不一样：夏以“寅”为正月，商以“丑”为正月，周以“子”为正月，秦以“亥”为正月。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是三种历法并用，如《诗经·邠风·七月》里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指的就是“周历”。春秋各国所用的历法在当时都比较乱，所以研究《左传》等典籍首先必须解决“历法”问题，即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历”，是夏历、商历还是周历。《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鲁国又是周公的封国，实行的是“周历”，所以，“王正月”三个字主要是谈历法而不是什么大一统的问题。
还有如《公羊传·隐公元年》里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几句话，也是《春秋经》里没有的；《公羊传·僖公四年》里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这种“尊王攘夷”“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也是《春秋》原文中没有的。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所以严格说来，《春秋公羊传》不是在解释《春秋》，而是以孔子的名义创造的一套新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学说。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学者在学习、借鉴《春秋公羊传》后，发起借古人的名义以兜售自己私货的复古改制运动。如历次政治改革，比方说王莽变法，戊戌变法等，都是“托古改制”运动，而这种“托古改制”最初的理论渊源就是《春秋公羊传》。
如果说《春秋公羊传》歪曲了孔子的原意，那么董仲舒又歪曲了《春秋公羊传》的原意。他研究《春秋公羊传》的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借孔子及《春秋公羊传》的名义开创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而建构有益于汉王朝的巩固和强盛的神学宇宙观。而这些思想在《春秋公羊传》里根本就找不到半点踪迹，不仅“五行”说是如此，董仲舒的那些“天人感应”学说也与《春秋公羊传》是风马牛不相及。同时，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也是在《春秋公羊传》里找不到的。他不仅提出这种“三纲”思想，而且在理论上还把“三纲”上升到宇宙目的论的高度。纲常来自“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亦不能“变”，这显然是与《春秋公羊传》及孔子的原意背道而驰。不错，孔子在与鲁哀公讨论如何治理天下时说到过要“正名”，要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孔子没有把这些关系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没有认为君、父是臣、子的纲，更没有荒谬武断地把这种关系僵化、凝固，认为亘古不变，万古长存。
更有影响的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箝制全国意识形态的文化专制主义，即“独尊儒术”政策。这种观点不要说《公羊传》里没有，就是孔子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学说是最好的，应该“独尊”。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做法严重阻碍了人们交流思想、学术的进程，扼制了人们思想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能“独尊儒术”，董仲舒还向汉武帝提出创办以儒学为教学内容的太学，招收优秀弟子入学，学几年以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去做官。从此，“学而优则仕”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奋斗目标，也使之成为丧失独立人格的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不过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及教育做官的做法，则彻底摧毁了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灵魂，较之秦始皇的肉体消灭，还要残忍千百倍。而具体提出这些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尽管他自己也讲过“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可实际上，他向汉武帝提出的办学建议就是唆使知识分子赤裸裸地追求功名利禄。
所以，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儒学不是《春秋公羊传》的儒学，更不是先秦孔子的原始儒学，而是杂以战国、秦汉功利主义、五行学说的一种儒学变种，是一种借古人的名义、兜售自己思想的“托古改制”的“伪儒学”。他把先秦孔子等人强调的自觉内省的道德自律儒学变成了荒诞的神秘主义，变为赤裸裸的利益诉求。从此，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变成了人们可以随意解释、歪曲、宰割、装扮的历史婢女，变成了统治者压迫、钳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的外在力量，也使得儒学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