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创立“心学”思想体系，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求索过程。据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简称《年谱》），王阳明建立“心学”思想的心路历程可说是从反朱熹的理学思想开始的。作为朱熹理学思想崇释者，王阳明十八岁在广信（江西上饶）见娄谅之后，开始向往成“圣贤”之路，因为成为“圣贤”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和目标，孟子不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吗？当然，王阳明也不例外，回家之后，开始博览群书，经史子集多读之，这使他的弟弟守俭十分佩服：“彼游心举业之外矣，吾何及也？”意思是王阳明读的书已不纯粹是为了中举求功名，而是有更深远的人生追求目标。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参加乡试中举，开始研究圣贤之学。
人要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孔子、孟子的时代遥不可及，当时官方规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北宋五子”所创立、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尤其是朱熹，一生讲学、写文章，著作宏富，现今流传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学术思想、教诲学生文章的总汇。不仅如此，朱熹还把先秦儒家的四大典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注释，重新做了一番解释，并把这四本书汇集在一起，取名为《四书集注》。这四本书不仅是士子考试的教材，也是知识分子成“圣”的门槛，如谁想成为“圣贤”，都必须认真研读朱熹的“理学”思想，按朱熹规定的方法去修习。
那朱熹有哪些理学思想深深影响了明代像王阳明这样的俊彦之士？为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对“北宋五子”及理学的产生做一简单的介绍。
所谓“北宋五子”主要是指北宋初、中叶出现的五个有名的哲学家，他们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在这五个人中，周敦颐最重要，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其他四人的思想都是在沿袭周敦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其实，说到理学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周敦颐思想的直接来源，这个人就是五代蜀中道士陈传。传说陈传从一个神仙那里得到了四幅“图”，是解释天地宇宙起源的。之后，这四幅图传来传去，一直到宋初的周敦颐等人，才从理论上对这四幅图加以解释。所以，周敦颐也就成了宋明理学的开创者，这四幅图就是“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这四幅图是：《先天图》《太极图》《河图》《洛书》。下面就介绍这四幅图：(www.guayunfan.com)
（龙图一变，天地未合）
（龙图二变，天地已合）
（龙图三变，五行生成）
（河图）
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周易》及其解释《周易》的《易传》的人都知道，这四幅图其实是根据《周易·系辞》的几段话，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的。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五相合五十有五，是为大衍之数。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惊鬼神。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周易·系辞》）
这几句话推演出了《河图》《洛书》。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这句话推演出了《先天图》。
这几段话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基础，宋初的“龙图三变”实际上是根据这几段话，加以想象和发挥构建出来的，是形象化的宇宙图式，解释了宇宙如何从“太极”发展到万物的过程，看了这幅图就知道，这个过程完全是阴阳互动，五行生克造成的。
首先是一到十这十个数字。古人认为，这十个数字蕴藏着宇宙发展的密码，如果把这十个数字按奇偶排列，刚好是奇数五个，偶数五个。奇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五个奇数加起来是二十五，除以“五”，余数五，这叫作“天五”；五个偶数加起来是三十，除以六，余数“六”，这叫作“地六”。这就是阴阳，也叫天地。
第一幅图的小圆圈代表“天”，是阳，小黑点代表“地”，是阴。五个天数，五个地数，各自分开，互不相属，宋代理学家认为这是天地未合时的状态，也是阴阳没有互动的时候。哲学家给这个时期起了个名字——太极。第二幅图是代表阴阳互动，天地已合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在易学上叫“是生两仪”。阴阳、天地已合的结果是“四象”（即四时）和“八卦”（万物），这就是第三图表现出来的状态。第三幅图有两部分，上面的这幅图表示五行生克，首先是天一生水，如果没有地来承载，“水”就无从体现，所以“地六成之”。紧接着是“火”“木”“金”“土”，五行中的一“行”只要出现了，就有对应的一方来生成、结合，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五行各物，如果没有与自己对立的那一方，自己也不存在，这叫五行对立统一，又叫相生相克。没有“克”只有“生”，没有“生”只有“克”，都是不能形成万物的。所以世界万物的每一具体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所组成的。矛盾因对立，所以能生，同时也是矛盾的对立，使事物由“生”发展到“死”，然后又生成新的事物，组成新的五行生克矛盾体，如此往复，以致无穷。
龙图三变的第三幅图又叫“洛书”，俗称“九宫八卦图”，横、直、斜的数量相加都是一十五，实际上这是八卦方位图，也是《系辞》里说的“四象”。“四象”就是“四时”，而时间与空间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幅图讲的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没有时空这种形式，五行生克也就不存在。在中国古代文化里，这种时空就是以“八卦”的形式存在，所以，八卦即代表八种物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又称泛五行），同时也是对天地万物的概述，又是万物存在的时空模式，所以，在古人眼里，八卦就是缩小了的宇宙，道理就在这里。
其实，这三幅图可以说是陈传天才的想象，与神仙没有任何关系。而宋代的哲学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润色、加工和改造，建构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既然天地万物产生于“太极”，那“太极”是什么呢？“太极”之前呢？既不能证明它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可万物之存在都是有原因或根据的，原因或根据不可见，是人们根据现实的推理，得出来的一种逻辑上的假定，既然万物的存在，广而推之到整个宇宙，之所以是这样，都有其根据、理由。人们根据想象，把这种事物产生之前的所谓“太极”“无极”，以一个哲学概念加以表达：“理”。第一个对“理”作形而上思考的是《易大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到了北宋，第一个对宇宙的生成以“理”的形式进行解说的是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县人，一生做过县官、参军、提刑之类的小官。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思想学术上，他的散文《爱莲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他的家乡前面有一条小河名濂溪，他就以濂溪命名自己晚年的居所与书院，所以世称“濂溪先生”。他留下的《太极图说》《通书》这两部著作是北宋理学产生的开山之作。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
具体关系如图所示：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龙图三变”及《系辞》的那几段天地生成的话做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也是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发生模式，也是《易经》的模式。阴阳、五行、万物都好理解，唯一的难点是“太极”，“太极”是什么？它看不见、摸不着，是“无”，又不是纯粹的“无”。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但它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根源或根据。“太极”不可见，如要显示它的存在，必须通过具体的事物。所以，“太极”这个“无”就与具体可见的“有”紧密结合起来，“无”是“有”的根据，“无”不自见，通过“有”而显现。这个根据就被以后的思想家给了一个思辨性很强的名词——“理”。在万物没有产生之前，这个“太极”即“理”就存在，只不过人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这个“理”不存在，那万物又是怎么产生的？根据何在？所以“理”是宋代哲学的本体论根据。
那么，这种太极—阴阳—五行与万物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动静第十六》）
这段话有那么几层意思：什么叫“物”？从哲学的“动”“静”层面分析，就是人们日常看到的所谓动静之物，这些物“动”的时候没有“静”，“静”的时候没有“动”，这些都是从现象的角度去观察的。如果从“本体”的角度去分析，实际上是“动”没有“动”，“静”也没有“静”，因为“本体”是观察不到的。对“本体”的所谓“动”“静”的认识，只不过是借用观察现象的方法，而且从“本体”的角度分析，只有“动”而不动，“静”而不静，才能“神妙万物”。因此，这种“动”与“静”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万物与本体的关系，是神妙无方的。
从另一角度分析，所谓的“动”和“静”只不过是通俗的说法，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哲学名称“阴阳”。万物产生于“阴阳”，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对方、包融对方又否定对方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彼此没有绝对的肯定和否定。
如果说宋代理学发展到这里，也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可中国古代哲学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和道德扯上了关系。人们总要把综述、概括自然界的抽象的思辨哲学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这种现象从先秦就开始了。《中庸》的“与天地叁”就是一种把道德与天地相结合的思想文化。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更是把哲学与天地、人事、政治、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表现的哲学思想。到了宋代，哲学家们继承了这种思想传统，在探讨宇宙形成根源的时候，产生了“理”的本体论，然后，又把这种“理”与人世间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完成了以道德对客观抽象思辨哲学的改造，把人世间的道德，提升到了天理的高度，这是宋代理学的显著特点。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太极图说》）
所谓“中正仁义”就是一种至正至纯的状态，就是“无欲”的境界，无欲故静，人通过追求“无欲”的境界去验证“天理”的存在。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第四》）
宋人认为，既然天地造化是有规律的，造化的根源是“寂然不动”的，这种“不动”，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诚”的体现。人又是宇宙中“得其秀而最美”的，体认、感知这种“诚”是完全必要的，人又该如何去感知这种“诚”呢？就是“感而遂通”宇宙的“神”。这种“神”“诚”的内在规律性因“神应故妙，几微故幽”，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圣人”才能“诚、神、几”。如果一般的人也能“感应”这种“诚”，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又如何去“感”呢？周敦颐认为是要“克己复礼”，要“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他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圣学》）
在周敦颐看来，“圣人”是可以学而致的，要求或标准是“无欲”，人不为私欲障蔽心智。方法是主静虚，因为“静虚则明，明则通”，静虚了，私欲没有了，通体遂亮。至此，周敦颐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思想范畴：（1）“太极”，亦即“理”，“太极”化生万物，天地的本质属性是化生万物，这是最大的“诚”、“德”。所以，“理”亦是“诚”，亦是“德”。（2）“圣人”因是宇宙伟大的体现，所以，“圣人”的特征亦是“诚”。一般人如何达到“圣人”的境界呢？（3）如果“圣人”可以学而致的话，那就是以经过去私欲的内在的“静虚”即主敬过程。
首先把周敦颐的“太极说”哲理化为“理”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理”一字最早见于《易大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已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而张载则以这个“理”去解释周敦颐的太极观点，认为“太极”就是“理”。既然万物化生于“太极”，“太极”就是根据，那“太极”就是“理”了，顺理成章，“万物亦皆有理”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这就是所谓的“穷理”，就是从思想理论上，去追寻、探索万物的本来面目，去体认、解释这“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穷理尽性”一点也不神秘，万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其中必有根据在，这个根据就是“理”，“理”来源于“太极”“阴阳”，所以“阴阳”和“太极”亦是“理”。所以，张载说：“若阴阳之气……运行不息……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张载集》）如何去探索这个“理”呢？张载认为“理不在人皆在物”，即是说“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等待人去寻找。那如何去理解客观存在的“物”呢？张载认为：“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张载集》）也就是说，要“穷理”，就必须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认识，逐渐积累，认识客观事物多了，穷理也就多了，逐渐接近“天理”的境界。
如此一来，宋代的理学的几个思想范畴基本上形成了。“太极”转化为“理”，“理”化生万物就是“诚”，人是万物之灵，更能体现这个“诚”。而代表人类体现这个“诚”的是“圣人”，然而“圣人”也并非遥不可及，普通人完全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方法有二：一是主静虚，修炼，去私欲；二是去“格”万物中存在的“天理”。“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提出把“理”与纲常伦理联系起来，以“格物穷理”去寻找“理”与纲常的内在的一致性，追求“良知良能”，日积月累就可以逐渐认识“天理”了，这直接影响了朱熹“格物致知”认识论的提出。
朱熹之所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是他从哲学上总结了“北宋五子”之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概而言之由三部分组成：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有关本体论的论述有：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朱子语类》）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行。（《朱文公文集》）
朱熹的论述中所包容的思想其实很简单：我们眼见耳闻的世界有一个产生的时候，产生之前一定有一个、也必然会产生这个世界的道理或“根据”“理由”和原则，否则，世界为什么会产生，之所以是这样不是那样就没有理论上的道理或根据了。这个“根据”就叫“理”，也叫“天理”。哪怕天塌了，地陷了，“理”还在，根据还在，这就是朱熹的本体论思想。其实这种思想秉承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和张载的“理”“气”说，只不过朱熹说得更明白易懂，概括性更强罢了。
那么，这种“天理”存在于何处呢？理学家认为存在于世界上万事万物之中，这样，神秘的“天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了。他们所提出的概念是“月印万川”“理一分殊”，月亮只有一个，可月亮的光辉可以照印百川；“理”只有一个，可万物无不包含着“理”，可不可以去认识呢？完全可以。理学家认为人完全可以“穷尽”“天理”，方法是朱熹提出的有名的认识论观点。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虚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大学或问》）
朱熹的意思是：天地乾坤有个“理”在，这个“理”在万物产生之前，是万物产生的根据、总纲；然而这个“理”没有固定的形态，在没有产生宇宙、世界时，是个总的“理”；产生世界万物之后，总的“理”就分散到了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中。天地宇宙，草木瓦石，江河湖海乃至世间人伦日常之事，无不含有个“理”在，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观点很重要，把遥不可及、诡异神秘的所谓“天理”，一下子拉回到了人世间，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从而使人们对“天理”的认识，更具有操作性。既然世界万物无不具有一个“理”，是“天理”的具体化，那人们又如何去认识这些散见于万物之中的“理”呢？方法是“格物致知”。朱熹云：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大学或问》）
朱熹所言的“至”当作介词讲，“至于……之上”，亦可理解为接触某某事物。如何才能“格物致知”呢？朱熹在这里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去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所接触之物的“理”；三是“格”至“极致”，即“穷”到不能再穷尽的程度。这有点费解：什么叫不能再穷尽呢？他举了个例子，如“格”“文祖”，“文祖”是“尧”的别称，就是说，如“格”尧这个历史人物，就要理解到再无法深入的程度，这就是“格”，那“致知”是什么意思呢？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朱文公文集》）
朱熹的意思是：以我原有的知识去穷万物之理，然后我之“所知无不尽也”，即我对此物的理解就更完美了，知得彻底了，又增加新的知识了。可以这样说，朱熹的“格物致知”即发挥自己原有的知识以至发现新的知识，与形式逻辑的从已知推出未知的思维方法无不吻合。
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有几个层次：一是外在之物即客体；二是认识主体，以主体原有的知识去认识陌生的客体，然后获得新的知识，同时也获得了一份“天理”，方法是“静坐”“格物”“居敬穷理”，心里没有“邪念”等。“天理”无穷，人的“格物”也无穷。朱熹认为，应该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积少成多，到时就会豁然开朗。可问题是人生有涯，世界之物无穷，以有限的人生能否穷尽天下之理？是否能格尽天下之物？要成为“圣人”，具体要“格”多少物才能合格，有什么标准呢？这一些，朱熹都没有说。
所以，宋代的理学尽管在理论上存在一个庞大的体系，实际上却很简单：首先设想有一个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的“天理”，再由这个“天理”化生万物，化生万物的过程就是“诚”的体现，是“大德”标志。人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去体悟天地之“诚”“大德”；要体悟到这种“诚”，实践这种“诚”，就必须去“私欲”。“天理”虽然遥远，但其实时刻都存在于生活万物之中，人只要认真去“格”世界上每一事物，就得一份“天理”。“格”多了，“天理”也就豁然开朗了；一旦“格”尽天下之“理”，也就成了“圣人”。“格”的方法就是“静坐”，去“邪念”。因此，宋代理学的中心就是要人们通过“静坐”去“格物”、去“私欲”，与“天理”达到同一状态，以完成人的思想的彻底改造，最后达到“圣人”的最高境界。南宋以后，统治者不仅号召人们以朱熹的思想为基础，去学习和成为“圣人”，同时还把这种思想、方法制度化，通过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思想强化知识分子的头脑，从而实现“成圣”过程中的道德自律。
从南宋至明代中叶的几百年里，朱熹的思想学术是否真的是“成圣”的门槛，人们不要说反对，就是连怀疑也没有，对朱熹的理论非常虔诚，都认为按照朱熹指示的路径去做，人就会成为“圣人”。青年时代的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个狂热的朱熹思想的崇拜者和实践者。
王阳明看到朱熹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并读朱熹《上宋光宗疏》，其中有“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之句。（《全集》，1224页）就是说，在读书时，人的心也不能有“邪念”，要“居敬”，不要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以此格尽包涵“至理”的天下之物。王阳明也一样，认真思索以前所读的朱熹之书，未尝没有循序渐进，“格物”也不谓不多，可一分“天理”也没有“格”出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他在院子里“格”竹子。竹子亦物也，既然“理一分殊”，每一物皆含一分“天理”，乃至一草一木都是如此，那竹子也包含有“天理”了。于是他终日对着竹子静坐，希望能从竹子里“格”出个“天理”来，不仅一无所获，还得了一身病。这种成“圣人”、体“天理”的路子，在王阳明《传习录》的上部，通过许多这种“存天理，灭人欲”“静坐”“体圣”的格物之路体现出来。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传习录》上）
可以这样说，王阳明早年的思想学术路子，遵循的就是朱熹“格物穷理”的教诲，却一无所获，这也使王阳明感到十分绝望。认为“圣贤自有分”，他不是做“圣贤”的材料，只好十分沮丧地放弃了做“圣贤”这条路，去与文人为伍，进行辞章的研究。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观之，王阳明的方法有点笨：他把所谓的“理”作为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没有把“理”作为是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的产物，是认识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析物”与“理”为二。一直到他被贬入贵州，开始放逐生涯，有时整日坐在石洞里苦思，检讨自己以前的思想发展轨迹，才恍然大悟：原来天下之理根本不存在于万物之中，天下万物之“理”只存在于认识者的心里。人心无“理”，去哪里找“理”？同时，天下万物，纷繁复杂，形态万千，人的一生很短暂，以有限的人生去“格”无穷的万物，不是很荒唐吗？能“格”尽吗？毕竟从道理上讲，没有格尽天下万物之“理”，就说明你对“天理”的认识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对万物没有完整全面的认识，在思想、学问上就没有发言权。比方说，世间有一百件事物，你只“格”到九十九件，也算不得成功，也就成不了“圣贤”。
所以，朱熹的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以达完美境界的观点是一个思维陷阱，根本不可能实现，可惜的是有多少人盲目崇信，往里跳而不自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王阳明一旦认识到朱熹思想理论的重大缺陷，就毫不犹豫与之诀别，从朱学的崇拜者变成了朱学批判者，同时也开凿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园地的另一股清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