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儿从云中来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王家儿从云中来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浙江余姚的一户王姓人家添了一男丁，这个小男孩就是日后彪炳历史的王阳明。

正如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一样，有关王阳明的出生亦有传奇故事。他来到人间，似乎是拜上天之赐。据史载，在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其祖母岑太夫人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神仙，踏着五彩祥云，吹吹打打，抱着一个婴孩，对岑太夫人说：“前辈积德，上天赐你一佳儿。”岑太夫人说：“我已有儿，我媳妇挺孝顺，就给我做孙儿吧！”语音刚落，就被婴儿的啼哭声惊醒。这时，家人来报喜，他的大媳妇，即大儿子王华的正室郑氏生了一个男孩。岑太夫人寻思道：此儿也许有些来历。从此，祖母对之疼爱有加。而王阳明对祖母也堪称孝顺，长大进入仕途后，三番五次给皇帝上书，要求回家照料生病在床的年迈祖母。其哀哀情怀，足可与李密的《陈情表》相媲美。

前人有言：深山大泽，才能藏龙卧虎；腴壤沃土，方可长出参天大树；德业福厚，才能护佑子孙。对照王阳明的家庭背景与文化传承，可见此话并非虚言。

根据他的弟子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以及有关学者的考证，王阳明的先世祖先可追溯至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也许还可追溯至王览之前，但因年代久远，史料模糊，不予深究了。这个王览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可他有个胞兄王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卧冰求鲤”的大孝子，曾被列入二十四孝图。有关王氏两兄弟的事迹，《晋书》上有传。王览没什么名气，可他的孙辈却在历史上大名鼎鼎，那就是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王朝的王导和王敦。司马睿当皇帝后（史称晋元帝），以王导为丞相，王敦为大将军。据说王导举家南渡之后，曾找当时著名学者郭璞卜了一卦，以求子孙是否发达。郭璞告诉他：“淮水断，王氏灭。”意思是淮河没有水了，王氏就灭绝了，可淮河怎么会没有水呢？王导兄弟一个为丞相，一个为大将军，成了江东望族、门阀大姓之一，与谢、崔、桓等姓，并列江东大姓，王氏居于首位。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中的“王谢”指的就是王氏与谢氏这两个大姓之族。有关王导、王敦的事迹，《晋书》及《世说新语》等典籍上有载。(www.guayunfan.com)

王导之后，王氏名人中值得一提的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把家迁至浙江山阴。到了二十三世祖的迪功郎王寿时，他又把家从达溪迁至余姚，一住就是数百年，王氏一姓在此地默默无闻，再没有显赫于世者。一直到元末明初，在《年谱》中才开始出现王氏祖上的名字及简略的事迹记述。

王阳明的六世祖叫王纲，字性常，是个品格高洁、喜山水、通晓《易经》的隐士，生于元末明初。据说这位王纲先生还与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过往甚密，他曾对刘伯温说：“你是王佐之才，只是长相上有欠，只要修炼就可以弥补。将来发达了，你可不要连累我。”说完大笑而去。若干年以后，刘基辅佐朱元璋，位至诚意伯，并向朱元璋推荐了王纲。朱元璋封他为广东参议，此时的王纲已七十岁了，皇命不可违，只好携十六岁的儿子王彦达上道，去广东督运兵粮。在增城，与海寇相遇并大败之，因此海寇首领对王纲十分佩服，要求王纲当他们的头，并把王纲推到“帅”座上，顶礼膜拜，希望他“入伙”，领着大伙一块干。可王纲死活不从并破口大骂，惹得海贼头领大怒，就把王纲杀了。其余海贼还要杀王彦达，可头目认为父忠子孝，杀之不祥，就把王彦达释放了。为葬父，王彦达找了一块羊皮把父尸裹起来，背着离开了增城，并运回浙江老家，安葬于禾山。

王纲的儿子彦达痛父年过七十还死于海贼之手，朝廷又薄待自己，从此躬耕不出，粗衣劣食，以养家人。临死时，指着祖先留下来的书籍对其子王与准说：“我指望你的是不要荒废祖宗留下来的学业，不要替朝廷当那个差。”从此，王与准谨遵父嘱，闭门力学，把父亲留下来的书认真地研读精熟，学问大进。乡邻找他教子弟，他说：“我学无师承，不能教学生。”随后就去四明拜一赵姓先生学易，学成后奇准无比。县令闻之，隔三岔五地找他卜卦，他不胜其烦，就躲入四明山中隐居达一年之久。此时，朝廷求贤，也因王纲功德想起用王与准，可他死活不从，朝廷问其故，县令解释道：“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于是朝廷派人搜山，王与准坠崖伤腿，最后推不掉，只好让自己的二儿子王世杰出仕，补为邑库弟子员。这是从王纲以来，隔了几代人后，王家再一次出仕。

王与准其人，史书上载他“伟貌修髯，精究《礼》《易》，著《易微》数千言”，说明他是一个精深的学者，可惜这些著作已经失传。据说王与准住的地方名“秘图湖”，刚入居时，他曾算了一卦，遇“大有”之“震”，就对儿子世杰说：“吾先世盛极而衰，今衰极当复矣，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兴必盛且久。”这句话的意思是：王氏自江东望族后，已近千年，否极泰来，但不是他这一代，当在他的孙子辈、曾孙辈，即“吾后再世”。

王与准之子名世杰，因其先世曾植槐树三棵于门，自称“槐里子”，世称槐里先生。王世杰在仕途上没有成就，并不是他没有机会，朝廷曾想“破常调任使之”，即破格起任当官，但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朋友李文昭，自己躬耕授徒，以养老母，在当地传为佳话。他曾著有《易春秋说》《周礼考证》等，现亦已亡佚。其人“仪观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为神人”，“无贤愚戚疏，皆知敬而爱之”，“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说明王世杰是个有学问有品行的君子，人也长得模样出众。

王世杰之子王伦，字天叙，是个酷爱竹子、有学问的人，人称竹轩先生。一生著有《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等书，雅善鼓琴，每逢清风朗月，善吟诗作对，相貌“环伟，细目美髯。与人交际，和乐之气蔼然可掬”，说明他也是一个有雅兴、品行、品味的君子，但亦与他父亲一样，一生不曾入仕。

真正开始光大王家门户的，当是王伦的儿子王华。王华，生于正统九年（1446），字德辉，号实庵，又号海日翁，因曾读书于余姚龙泉山，又称龙山先生。相传其母将生他时，有神人将一绯衣玉带的童子交给她，说：“妇事吾孝，孙妇亦事汝孝。吾与若祖丐于上帝，以此孙畀汝，世世荣华无替。”故名为“华”。

这个王华亦是一天资俊逸、品行优异的人物。相传他六岁与儿童戏水时，见一醉汉来洗足，遗下一包裹而去，他打开一看，里面有数十金。王华知道这个人酒醒必来，为防人偷抢就把包裹丢入水中，记住确切位置，自己坐在一旁守护。没多久，果见那壮汉哭泣而来，王华迎上去，问：“你何故哭泣？”壮汉答道：“遗失数十金。”王华告诉壮汉水中的具体位置，失金复得，壮汉大喜过望，就拿一锭为谢。王华笑道：“数十金我都不要，要你一锭金何用？”壮汉步至王家，对王华其母千谢万谢，并说：“令郎有德如此，上天必佑。”

又有一闻：王华十四岁时，与众弟子读书于龙山寺，闻该寺有妖物作祟，能“伤人”，寺僧惊惶失怖，诸生恐惧而归，可王华独居苦读，毫不为动，妖亦灭。僧曰：“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这个王华日后果然较有造诣：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廷试第一甲第一人，名副其实的状元。日后官历翰林院修撰、经筵官、右春坊古谕德、东宫侍讲、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后因开罪太监刘瑾，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在学问上，王华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杂缘》《进讲余抄》等作品。

王华不仅官位很高、学业有成，而且为人极孝，其母岑太夫人年近百岁时，王华已是七十老翁，为使母高兴，整日装成小孩嬉笑模样逗母开心。

王华的儿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王阳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家教、家学和历史渊源的仕宦之家。

王阳明生下来后，其父亲王华为其取名“云”，人称王云，可长到五岁还不能讲话，家里人急了。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来到王家，对其祖父竹轩公王伦说：“如此宁馨儿，可惜叫坏了。”并叮嘱王伦：“天机不可泄露。”王伦一想，大悟，就为小孩改名为“守仁”，字伯安。史载，改完名之后，王阳明很快就能说话了。

王阳明小时候的情况如何，史料不多。在由他的得意弟子钱德洪编的《年谱》《世德记》及王阳明的义子王正宪编的《王阳明先生家事》等典籍中，关于王阳明少时的事迹记述几乎一片空白。极有可能的是：王阳明小时候极端“淘气”和“顽皮”，后人怕损害这个日后名扬四海的大思想家的声誉。其实，真实的史载不仅不会损伤其名誉，只会更增其真实性。从现存仅有的史料看，王阳明小时候确实是个不守规矩的“角色”，“八岁，妄意神仙，嬉戏皆绝人”，“故善跳狎，则稍就规准”，而且经常“倜傥出常矩”，“日与群儿为戏，斗鸡走狗无所不为”，说孩提时代的王阳明是个行为异于常人的“纨绔子弟”应是有根据的。

史书上真正对王阳明的事迹有较详细的记载，当从他十一岁开始。成化十七年（1481），祖父王伦携他上京游玩，过金山时，众人喝酒吟诗，以金山为题，时过许久，无人能吟出诗作。这时，十一岁的王阳明在旁说：“这有何难？”就口占一首：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在场者一听，大惊！有相者谓塾师云：“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其实，这称不上诗，充其量只能说是有点想象、文采的顺口溜，但它出自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之口，当是令人讶异的，所以，史书上说王阳明“聪颖异常”是有根据的。

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十七岁，按传统，他这个年纪正是成婚之年，在亲友的撮合下，与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成亲。新婚之夜，他竟然抛开新婚妻子去道观铁柱宫（在今江西南昌）与道士打坐一整夜，与之大谈养生之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方被家人寻回。因此，亦可以这样认为：幼年、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在性格上既个性独立，又是矛盾的集合体。

从王阳明结婚的那一年到他三十六岁，整整二十年，这对王阳明来说，可以说是颇有成绩，但默默无闻。说他有成绩，主要是从思想学术上说的；说他默默无闻，主要是说其政治事功，毫无建树。而且在这二十年里，他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志向，往往是朝三暮四，摇摆不定，彷徨犹豫，不知其可。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二十一岁，参加考试不第；弘治六年又参加会试，再不第。据说是有人妒忌他的才能，故意让他落第。此种说法有点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的味道，事实上，明代的考试都是糊名的，不知考生姓名，何来嫉才之说？如果说是评试者嫉才，那六年后王阳明高中进士，就没有人嫉妒他了吗？显然说不通，只能说是王阳明运气不佳。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会考，终于如愿以偿，中了进士，得到了进入官场“体制”内的通行证。随之而来的是被授予一些小职：刚中进士，被授予“观政工部”，即在工部当“见习生”；弘治十三年（1500），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七年（1504），主试山东，设助山东乡试，九月回京之后，被授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都是六七品的小官。所以这二十年王阳明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作为。

可另一方面，在思想学术上却收获颇丰，至少他为独创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而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王阳明十七岁成婚，十八岁偕妻子过广信（今江西上饶），去拜访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字一斋），向他请教学问之道。而娄一斋也对自己眼前这个天资颇高的青年欢喜异常，认为“孺子可教”，就向他传授为“圣”之道，认为“圣人”可以学而致。与娄一斋的见面对王阳明的影响颇大，从此就收拾了那“不安分”的心，专心圣贤之学。

在明代，朱熹的学说被认为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儒家著作的解释，如《四书集注》，历来被公认为是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威著作，是士子科举的必读书，也是学圣成贤的门槛。所以王阳明在与娄一斋见面后，尤其是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之后，开始专意朱子之学，准备做“圣人”，也决心改正自己过去的毛病，“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朱子的学问是从《中庸》《大学》而来，并倡“格物致知”之说，而且还形成了一套理论，就是读书时，要“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意思是通过读书去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即“格物”，通过“格物”以获得知识。刚好王阳明住的院子里有一丛竹子，于是他对着竹子“格”起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没有“格”出“理”来，还弄出一身病。于是，他觉得“圣贤自有分”，即做圣贤是有“缘分”“天分”的，他不是这块料，就开始弃宋学即朱子之学而研究辞章之学，学习作诗赋文。

这一学就是五年。本来王阳明在文学上是很有天赋的，认真学习了五年之后，作诗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许是把心思放在一件事上，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产生厌倦之感。当时，他父亲王华在北京为官，寓居京师，条件优裕，于是他在京师这段时间内就开始研究兵法秘籍。从小就对兵法情有独钟的王阳明，曾在十五岁时，登居庸关，察看北京北面的地形，“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北方狼烟频仍，边境极不安宁，秦中有石和尚、刘千斤等人作乱，十五岁的王阳明有意上书皇帝，陈述自己的安边之策，被其父骂为“狂妄”，乃止。但事实证明，王阳明从小情有独钟并研究学习的军事学知识，对他日后建功立业极为重要。

时间一长，王阳明对兵法又厌倦了，科举考试两次都名落孙山，这时的王阳明对人生有点绝望了，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可就在这时，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绿灯，使历史上少了一个高僧，多了一个大思想家：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终于高中进士，正式成为统治集团里的一员，为仕途上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科举成功了，也授了个小官，可王阳明觉得自己还缺了一点东西：青年时期学过朱熹的“格物”之学，之后又学过如何创作诗文辞赋，然而自己还缺少外部的帮助力量，没有朋友之间的切磋，自己很难在学问上有所长进。于是在“观政工部”之后，王阳明与京城里的一些文学界的人士打得火热。这些人有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李梦阳、何景明、顾璘、徐贞卿、边贡等。王阳明与他们来往密切，相互切磋诗作古文，驰骋文坛。在这些人当中，以李梦阳最为有名，此人是明中叶有名的诗人、理论家，是文学复古派的领军人物。与这些人相比，王阳明的诗作当属翘楚，“众人自诩不及”，笔者始不相信李梦阳等人的诗作不如王阳明的说法，后经过对比，发觉史书上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可时间一长，王阳明对这种生活又厌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吾焉能以有限的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于是向朝廷请病假，回到老家余姚，在离余姚二十里的一个叫“阳明”的山洞里“筑室”，学习“行导引术”，并与道士交往甚密。“阳明”之号也由此而来。其中有三个人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这三个人是：王思舆、许璋、王琥。

与道士的接触早在王阳明十七岁时就开始了，对此，史书上记载颇多：

（阳明）先生养痫阳明微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遁之学。先生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笋舆访之山中，菜羹麦饭，信宿不厌。[1]

光绪时期的《上虞县志》上也有记载：

许璋，字半圭，家贫，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文成抚江右，璋指乾象谓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于兴邸，其占之奇中，类如此。宸濠将叛，璋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查乱兵，遂不及难。后得诛叛栓王，皆璋力也。

这些史料说明王阳明与道士的交流是很深的，甚至把王阳明的日后事功与道士的相助联系起来，是否真如此，无可探究。可王阳明的“道术”水平，经过名师指点和自己的“行导引术”之功的修炼，确有大进。所谓的“行导引术”，其实是一种养生健身的方法，是通过气功的运作以求祛病强身、消除邪僻之气的一种健身法。史载，有一次，王思舆等四个道士朋友来拜访他，方出五云门，王阳明即命仆人迎之于半途。四人惊问为何如此，仆人道：“先生早知道你们要来，命仆在此久候。”对于这种预知功能，四人都很惊讶，以为王阳明“得道”，有神仙指点，但是否真如此，不得而知。可他几次在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借“天”之力而取得胜利，这是否与他的“修炼”道术有关，亦不得而知。

第一次是发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在深山老林平山寇时，当地连续两月不雨。此时，王阳明正率军平叛，为除民苦，他于福建上杭筑行台求雨，很快雨即下，民大悦。第二次是在江西平宁王之叛，为起兵勤王，王阳明要乘舟南下，此时南风正急，舟只能北行，后有宁王追兵，王阳明乃焚香祷告天求北风，霎时，南风止，北风起，为平叛赢得了时间。第三次是王阳明在广西平叛时病逝，灵柩停南昌，第二天将要发舟回余姚，此时北风正盛，舟不能行，其弟子赵渊焚香对着灵柩曰：“公弗行，岂为士民留邪？公党有子嗣，门人亦望公久矣。”霎时，北风转为南风，四日后抵信州。

如果这些记载可信的话，说明王阳明的道学已抵达很高的水平，这对于他以后建立“心”学思想体系无疑是有帮助的。也许他的思想已入“道学”佳境，从而产生离世远去的想法，但念及祖母及老父，又打消了此念头：“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姓。”从而认识到道术是“玩物丧志”，“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于是脱离了道教的“行导引术”，转而进入现实生活“复思用世”。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四岁的王阳明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回京师任职，在任职过程中，他结识了一生中两个重要的思想学术知己——湛若水和黄绾。三人结成学术团体，开始带学生、讲学，首倡圣贤之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及“致良知”和“心外无物”之学，从而迈开了他学术思想中重要的一步，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综观王阳明的生活轨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家学说他都实践过，尽管时间都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可这些实践对他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好比武学，少林、武当、峨眉各路门派都懂一点，然后博取众家之长成一家套路，形成自己的风格，可以开宗立派了。所以，尽管在功业上还是人微言卑，但这二十年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