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豆腐”人格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臭豆腐”人格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句话实在是太形象、太深刻并带有点刻薄尖酸的嘲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带着这种“臭豆腐”人格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为什么说知识分子“臭”呢？“臭”就是“酸”，因为知识分子读了几本书，认识几个字，就自命清高，要兼济天下，可又手无缚鸡之力，眼高手低，这不是“臭”“酸”又是什么呢？为什么“香”呢？知识分子像藤，自己站立不起，是皮上之毛，同时还有些文化，识些字，统治者可以利用他为自己摇旗呐喊，去欺瞒、忽悠老百姓。而且代价也较便宜，有点俸禄足矣，从而足以让这些平时满嘴“尧舜”的读书人斯文扫地，人格丧尽，说走东，他们绝不会往西。这不是“香”又是什么？世界上去哪里找这样的好买卖，这样的好奴才？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的“臭豆腐”人格，其实是从汉代开始的，具体说来是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开始的。武帝正式把儒家定于一尊，作为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开办太学，以儒家思想教育人们。在学校一段时间之后，国家统一给饭吃、给官做，不会失业，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读书人只要认真地读好儒家经典，不与皇帝唱对台戏，多为朝廷说好听的，哪怕心里恨透了它，嘴上也要投其所好。条件就这么简单，只要做到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有保证，人生有如此“终南捷径”，读书人又何乐而不为呢？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被骂了几千年；汉武帝倡读书做官，被顶礼膜拜了几千年。实际上，秦皇汉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消灭读书人的独立自主性。秦始皇的办法简单些，肉体消灭；汉武帝的办法狡猾一些，把读书人的灵魂、人格买走。为了整治读书人，汉武帝做了两件事：以读书做官收买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阉掉司马迁的生殖器，对知识分子开杀戒。因为这不仅是阉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他同时阉掉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的奇耻大辱。

以此为分水岭，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听话多了，古代知识分子成为皇家奴仆的命运就决定了。历代帝王设计了许多制度、措施，如汉代的举孝廉、秀才，唐宋以后的科举制。为了成为天子门生，多少读书人牺牲自己的青春而皓首穷经，丧失了自己的人格而代圣贤立言。《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当唐太宗看到许多读书士子鱼贯进入考场，参加科举的情景后，大为振奋，说了一句大实话：“天下英雄从此入我毂中了。”中了进士，可以得到俸禄，得到官职。而且一般的人还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统治者故意把名额限制得那么少：让你们这些读书人为了这块臭腊肉去争吧！你为了官职、俸禄巴结皇帝还来不及，谁还会造反呢？为什么唐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这里面是有很深刻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原因的。所以，秦汉以后的文化都是一些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奴才文化，这是制度和时代造成的。也说明秦汉以后的读书人，越到后来，人格越丧尽。连李白为了求口饭吃，竟然对荆州刺史极为肉麻地吹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杜甫为了考上进士，混口饭吃，向唐明皇献上三大礼赋；孟浩然为了向皇帝献诗，躲在床底下等待皇帝的到来；杜甫在四川时，为了有口饭吃，对四川节度使严武极尽吹捧之能事；宋代词人周邦彦通过皇帝“码子”的推荐，当上了管音乐的官。(www.guayunfan.com)

像这样的例子在秦汉以后的古代历史中不胜枚举。但是，在官场混口饭吃也并不容易，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必须整日佯装笑脸、满嘴假话、卑躬屈膝、谄媚讨好、人格丧尽等，也使许多读书人感到整天生活在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毕竟儒家经典教导他们的是要做一个致君尧舜一样的君子，可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于是有些人就受不了，想办法离开这个是非不断的官场，隐身山水、江湖，以求心灵的安慰和平静，如王维、顾况、孟浩然、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等人。有些人还为自己起了一个文雅的绰号，如王维叫“辋川居士”，白居易叫“香山居士”，欧阳修叫“六一居士”，苏轼叫“东坡居士”等。但这批人隐居是暂时的、假的，他们“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无时不想着朝廷给自己的那份俸禄。他们迟早还要回到皇帝身边的，他们离开朝廷，只不过是乖巧的仆人向主人的撒娇而已，发点牢骚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前途有二。一种是回到黑暗的现实，与恶势力为伍，人身是安全的，功名利禄可保；另一种是选择沉默，归隐江湖与佛道为伍，这种人是极少数。客观上讲，又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士大夫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还有些被皇帝赶走后，觉得极委屈，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心，还要大言不惭地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终究是奴才。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没有几个一生是为自己活着的。他们只是某种观念、权力的符号和牺牲品，能善终的没有几个，有的甚至还位至“三公”，但最终不是郁郁而终就是死于权力的倾轧。其实，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冤枉的，主人豢养的猪、狗、鸡之类，主人把你喂大了，养肥了，主人一旦需要你做出牺牲，又有什么好委屈或舍不得呢？难怪庄子拒绝惠施要他出山去当宰相之邀请，庄子告诉他：你看见庙里的牺牲了吗？平时好生供养着，一旦需要，就做了牺牲了，你不要让我做牺牲，你快走吧！

当然，古代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是活得“窝囊”，有的甚至还活出了光彩，活出了浩然正气。至少在两个时期，古代读书人还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两段时期一是先秦，一是魏晋。

先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写的时代，这种应大书特写除了平时听人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时代这种平庸之调外，更重要的是先秦是一个人性光芒四射的时代，人们都有追求、有信仰、讲信任、重承诺、重义气、贱财富。先秦诸子，这是人们所熟悉的：老子不同于庄子，韩非子不同于孟子，邹衍不同于惠施、公孙龙子，孙子不同于吴起，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据。一个人可以不承认、不赞同另一个人的观点，但都尊重另一个人的学问、人格。每个人都可以“胡说八道”，可每个人的言论又不是另一个人所能代替的。正是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国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多元的文化土壤，中华文化绝对经不起几千年历史风雨的洗涤，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也早就不存在了。

多元的文化氛围的背后是丰富博大的人性光辉。战国四公子，人各不同，性格熠熠生辉。孟尝君听取冯谖的建议而狡兔三窟，春申君因借腹生子而人头落地，信陵君利用宫闱之便而偷兵符，平原君用毛遂而扬威楚廷。吴公子光要刺杀吴王僚，找到大力士专诸，专诸说：“有母在。”母死后，专诸对公子光说：“为君所欲。”意思是凭君调遣。为重信诺，在刺杀吴王僚时献出了生命。吴公子季札听说徐国公子很欣赏自己的剑，后来季札有事去中原，就想去拜访徐公子。此时徐公子已死，季札就把自己的剑挂在徐公子的坟上。别人问他何意，季札说：“知者已死，要剑何用？”刺客荆轲为报答燕太子丹之惠，义无反顾去秦国赴难。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刺客列传》一章，不仅是因为这些刺客是在为信诺去赴死，而更多的是在这些刺客行为的背后，包含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价值取向。这种文化和道德就是人性，就是人要像“人”。这样的例子在《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等典籍中俯拾皆是。今天的人们对此类行为很不理解，说明今天的人离这种文化是多么的遥远了。

除了先秦之外，魏晋亦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时代。如果说先秦人有个性，敢担当，那魏晋人有信仰。

魏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追求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魏晋风度”。在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里，魏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取向是卓尔不群的，独一无二的。通俗的说法是疯疯癫癫、怪怪的，言语之间又充满智慧。有关魏晋人的生活方式，在《三国志·魏书》《晋书》《魏晋春秋》《世说新语》等典籍里都有生动的记载。

如嵇康和向秀在打铁，钟会求见，可二人对他不理不睬。最后，钟会自觉没趣就走了。临走时，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后被钟会进谗言害死，临刑时，弹了一曲《广陵散》，真是气概凛然。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来到成皋，凭吊古战场，道：“世无英雄，竖子成名。”司马昭要给他升官，他不要，只要步兵校尉这个职务，因为仓库里有几十坛好酒。邻居兵家女死了，他与其无亲无故，却去坟上大哭一场。在酒店喝酒醉了，就躺在老板娘身边。刘伶喝酒时，与猪一起喝，一边喝一边与猪对话，念念有词。桓温西征成国，过三峡时，一士兵捉住一只小猴，结果老猴在岸上一路对在江心行走的船嚎叫。几十里后，船靠岸时，老猿跳入船中而死。剖腹一看，肠子寸断，桓温大怒，立即把这个兵赶走了。桓温曾在征金城（今兰州）时栽下一棵柳树，十年后，柳树已成荫，桓温抚摸柳树，泪流满面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王子猷于月夜想去看老友，人到门前而返。人问道：不是去看朋友吗？怎么往回走？王子猷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类似的生活记载，史不绝书。这种生活方式，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没法解释的，因为这种方式已经突破有限，指向无限了，具有某种人类的终极情怀。不管是与猪对话，还是抓走小猴，还是抚摸柳树，都指向人类思维某种更深更远的东西：它夷平了物我之间的区别，以一种大爱包容一切。这不是宗教情结又是什么？阮籍曾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把宇宙比作裤子，把人比作裤裆中的虱子，这种情结恰是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而魏晋人士所要超越的正是儒家思想的伦理桎梏，正如阮籍所言，礼教岂为吾辈所设？那么这种宗教情结由谁去认识？是由“我”去认识，一切无不有个“我”在。所以，所谓的“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宗教、哲学思维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是人的一种信仰的外化，具有很深的智慧与终极关怀，这才是真正的“风流”。

所以，魏晋的读书人活得潇洒，活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是，无论先秦也好，魏晋也罢，士大夫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境界“内圣外王”的状态始终没有实现，个体的理性人格没有得到弘扬，也就是说“内圣”与“外王”在先秦和魏晋人士那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统一。所谓的“内圣”指的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无我、无欲。所谓的“外王”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事。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衡量，不仅先秦与魏晋人士没有到达，就是秦汉、魏晋以外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也没有到达。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到达了，这个人就是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