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的终极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而平天下的手段是“德”，而“德”形成的途径和手段是先修身、再齐家。所以，在传统儒家学说里，修身和齐家是两门重要的学问。就是在当今社会，人如何修身、齐家，亦是大文章、大头脑。对此，王阳明尽管长期治军为政在外，可仍与一些历史贤哲一样，有一套自己的修身（如前述）和齐家学说。时时关注于此，谆谆教诲后生晚辈，道理虽浅，可寓意深远，读之无不裨益，因这些道理都是以“家书”的形式出现：
守文、守章，亦宜为择道德之师，文字且不必作，只涵咏讲明为要。男观近世人家子弟之不能大有成就，皆由父兄之所以教之者陋而望之者浅。（《上大人书》）
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严师维何？庄敬自持，外内若一，匪徒威仪。施教之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弗洁，厥流孔而。毋忽其细，慎独谨微；毋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日惟自欺。（《箴一首》）
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www.guayunfan.com)
习俗移人，如油渍面，虽贤者不免，况尔曹初学小子能无溺乎？昔人云：“脱去凡近，以游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识之。
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所恨牢落尘网，未能脱身而归。（《全集》，787页）
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全集》，753页）
但当严缉家众，扫除门庭，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全集》，988页）
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但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恒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全集》，989页）
上述几段都是家信，守文、守章乃王阳明同父异母之弟，父妾杨氏所出。王家属官宦显爵之家，王华乃侍郎、尚书，王阳明又身居要职，为家庭兴旺计，应有家规以诫子孙。在这些家书中，王阳明有以下一些有关家教的要言，言虽浅显，却有深意：（1）家中子弟须择师而授，而且规定，学业以道德为先，文字次之，有文字而无道德，其照不远，家道不藩。观今鉴古，显宦之家的小孩最后少成大器者，都与儿时教育有关，没有以道德为师，“故教之者陋”。要“庄敬自持”，要“师严道尊”。没有严格要求，则“望之者浅”。这都是必须深以为戒的。（2）官商显宦之家，很少有家势永久显赫不落的，故古人有“富不过三代”，“宦不超三世”之说，道家也忌三代为将，这些都是有深意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修”之故，锦衣玉食、高粱肥身，不知生活之艰难，唯以日放荡为务。所以王阳明要求后辈不要以青紫荣华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不要在世人面前炫耀富贵。宦官之家所缺者唯仁义耳，如战国时期冯谖为孟尝君买仁义，就是为家世的长久昌盛计。故王阳明要求儿孙辈以道德仁义存心处世，方能“光前裕后”，即能承继往学，开示后继。（3）告诉后辈，要选择一个好的生活与学习环境，因“习俗移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贤者也在所难免，故要小心防预，要“脱去凡近，以游高明”。选择好的环境，善于择友，是人生的必修课，古时候三迁的孟母，很知道个中缘由。久入疱肆不觉其臭，久入花圃而不觉其香，都是环境熏陶的结果。一旦沾染上不好的习气，结识了不好的人，要改弦易辙，都是有很多的困难、很费周折的。传说周公不交不如自己之人，原因是“累我也”。自己从中不能得到启发和教育，只有交那些才干、能力、品德超过自己之人，才能“益我也”，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4）家庭中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读书能养性、移情，能张人胸襟，扩人智慧。许多宇宙世界的大道理，书中尽有，仔细品赏，定有所获。王阳明谈自己的切身体会，唯有读书交友方能免俗，所以尽管军务倥偬，仍是讲学不倦。他告诉儿孙辈：不要羡慕仕途，那是“牢落尘网”，一旦沾上，要脱身可不容易，那里只能毁灭人，不能提振人。（5）每餐吃饭不要大鱼大肉，要清静俭朴。不要好逸恶劳，要多干体力活，如“扫途门庭”，召集“家众”，多参加生产劳动。对人要谦卑，不要盛气凌人，自毁家势。（6）自古官宦人家在平时往往以“傲”待世，有时即使心无“傲”意，因习惯了平时的言行，一举手，一投足，别人都觉得不可一世。就因为平时缺少一个“谦”字，缺少自省。所以，宦官之家所缺的是“谦虚”，不能“容人”“下人”，无有“良知”之心。具体表现是恻隐之心即良知的缺失，视百姓如草芥，视粱肉如粪土，骄奢淫逸。人如无“良知”，何事不可为？所以，庄子说侯门之内，仁义存焉。因缺仁义，才要仁义，一旦骄奢淫逸，破败就接踵而至，昔日之豪门变成一堆瓦砾，堂前之燕子，飞入百姓之家。所以历代贤哲都是以“月满则亏”的道理警示世人，其中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就是“知”“行”不一，知之而不戒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这充分说明王阳明对自己家族的发展是深存忧虑甚至恐惧的，所以不断警醒后人。值得庆幸的是，王阳明的后人虽袭伯爵，坐享荣华富贵，但并不是一事无成，至少在德行上知廉耻。1644年，李自成入京，王阳明的裔孙王先通不降李而死，死前哭道：“王家世受国恩，岂能背叛？唯有一死以对先人。”看来，王阳明的教诲没有白费。
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治理天下的侧重点在于“家”，“家”的观念在儒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易·序卦》上就有关于儒家对“家”的宣言：
有天地者必有万物，有万物者必有男女，有男女者必有夫妇，有夫妇者必有父子，有父子者必有君臣，有君臣者必有礼义有所措。
在儒家的这种社会学观点里，“家”是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如何保证“家”的长期繁荣是国家兴旺的前提，历代哲人都在寻找良方。从孔子开始，就对家、夫妇、礼仪有着独到的见解。《诗经·周南·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谈的就是“家”的问题：结婚、夫妇、礼仪。孔子把这一篇放在《诗经》的首篇，绝对是有深意的。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谈的就是儒家思想如何去“齐家”，如何保证家庭兴旺。主要是要有仁心，不要傲居欺人，要勤俭，要有严格家风，要慎居择友，不要良莠不分以乱家政。要以孝悌为人生目标，不要追求青紫荣华、锦衣玉食，要多读书以移粗鄙淫顽之性等。到了宋代，欧阳修在修《五代史》时，提出了“兴于忧患亡于逸乐”的史学观点。尽管这是总结国家的兴旺规律，亦可适用于家。到了晚清，曾国藩提出居家八字方针：早、勤、考、扫、书、猪、鱼、疏。早即早起，不睡懒觉；勤，干活做家务要勤快；考，即温习前天的功课；扫，即打扫屋前屋后的卫生，给家居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书，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大声朗读课文，要背书；猪，就是家里要养猪，猪肥料可以种庄稼；鱼，家里要养鱼，每天早上给鱼塘里撒草；疏，即种植蔬菜。这八个字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家庭要六畜兴旺，人丁繁衍，须自食其力，不要做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这些观点都是曾国藩在最紧张的军事斗争时，抽空给家人写的信中提出来的，一部厚厚的《曾国藩家书》谈的都是这些东西。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日常琐事、杂事，却含有大学问，即修身齐家的大学问，道理深刻得很。家庭琐事，细微不关宏旨，可任何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离开了这些琐事，大事又在何处？严格说来，治国平天下说的是大事，其实都是小事，都是百姓日用之事。据传，曾国藩治家极严，他制定的“八字”家法，任何人不敢违反，就是他的弟媳，如有违反，他都大声呵斥。所以，从清同治年间至20世纪，曾国藩的子孙中都是人才辈出，虽没有出将入相之人，却都是在各个行业中卓有成就之辈，至少没有只吃不干的膏粱子弟和败坏家风的孬种。这是否与曾国藩的家教有关呢？而曾国藩的治家理论是否与王阳明的居家思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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