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和谐与人文之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和谐与人文之影响

徐永宏

导言:在浩瀚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相对于其他的文学样式，显得更有亲和力，显得更加与民众贴近，她的生活性、通俗性、音乐性、人文性相比而言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虽然在诗歌之中保持一种“亲和力”是困难的，但在我看来，古典诗歌的“亲和力”的意味是需要了解的:一是以优雅的姿态引起读者或者大众的欣赏与赞美，而不是迎合他们的趣味;二是以悲悯的情怀表达出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相似的一种情怀，关注人本身，引起读者的震动与共鸣。在这种“亲和力”与“共鸣”中，诗歌意象之和谐所营造的意境的和谐就成为关注并体味人性的最好的、最有效的一种传承。

一、和合文化与人文之关联

首先，在中国“和合”文化中，特别是在诗歌选取的意象中，以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与天地万物的视同对等或异质同构为基础进而在此二者间确立一种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如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中“月”之意象的运用——“春江花朝秋月夜”、“秋月春风等闲度”、“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三处“月”的使用既有白居易落寞、孤寂的人生境遇，渗透了他对于人类世间和自然万象的内心融合，又体现了情(被贬谪后的孤独、悲伤、落寞)与境(一江春水、一轮明月、一个歌女、一曲琵琶)的和谐统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体验论，它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在内缘已心、外参群意的对于自然与世间的体验活动中获得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从而实现诗歌意境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合一。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中的“新雨”、“晚秋”配以“空山”，真正将王维的超然物外的内缘己心与外参群意融合为一体。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对于诗歌范畴的展开与构架。而纵观中国古代借助诗歌所表达的意象与意境的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无不是“和合”文化在人文的浸染与形成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例如古典诗歌中落木有萧杀之感，红豆有相思之情，烽火紧系战争，说明月自然联想到故乡，而说到酒就不能“一言以蔽之”了，就以酒为例，酒的意象穿透了历史，深刻而形象地传达了诗人情与景、情与事的内在关联:

悲时——陆机说:“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短歌行》)

欢时——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尽酒》)

离时——王维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

合时——欧阳修说:“十载相逢酒一卮，故人才见便开颜。”(《浣溪沙》)

喜时——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兵收河南河北》)

哀时——阮籍说:“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之三十四)

乐时——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怀。”(《客至》)

愁时——李白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二、“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之吻合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调谐;人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完满和理想的境界，这是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如孟子的“知性即知天”论就是把人性与天道的合一放在认识论高度上加以思考的。老子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就是要求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而这又是中国传统思维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这种强调在自然与精神间建立一种和谐化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选取意象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对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驾驭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中诗人以绵绵无尽的长江水寄托自己无尽的思念之情，将自然之景、人本之情合而为一。再如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以“箫”的委婉凄凉、悲伤之美的意象审美特点通过“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一句，表达了与丈夫即将离别的离愁别恨。情与境是如此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诗歌创作的深刻浸润，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对诗歌意象把握的根本影响。

再如，元代马致远著名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廋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浓缩了作者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将悲秋与乡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首游子怀乡思家的伤感之作，作者选取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廋马、夕阳、断肠人等意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深秋晚景的凄凉画面。我们由此仿佛看到古老的驿道上徐徐走来一匹瘦马，风尘仆仆，一身的疲惫和困顿，马上的“断肠人”——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正望着不远处黯然神伤，一株苍老的树上静静缠绕着枯藤，归巢的乌鸦在暮色中呀呀地叫着，一条小河逶迤流过，河上小桥那边，炊烟袅袅，这时，西边的天幕上，残阳如血。整个画面给人以迟暮、渺茫、凄凉、低沉的感觉。与这位飘泊异乡的游子暗淡的心绪协调一致，这就是诗的意境。而诗中的名句“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成为后世众多远游异乡的人能借以抒怀的最好的情感寄托载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特别是意象的选取，深刻领悟了“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诗性智慧，并创造性地将之发挥由天至人的审美体认模式和以人合天的审美体验模式的双向运动中，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哲学境界与审美境界的高度统一，也实现了对于人文影响的和谐转化。故而宗白华先生盛赞中国诗歌意象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三、诗歌意象中体现出来的诗性智慧与人文之关联

与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形式性、分析性、思辨性、冲突性不同的是，中国“和合”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整体性、辩证性、和谐性。中国“和合”文化更倾向于把宇宙与人生经验中的冲突、矛盾、差异、对立视为事物对偶互动过程中的过渡现象，而此种过渡正是未来之和谐与同一之所由，因为世界本为和谐，而主体也可通过全面的自我调整来化解、克服上述对立与冲突。因此，以和谐化的辩证法来处理宇宙与人生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主要运思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则是借助自然之万象，风花雪月、鱼虫鸟兽、山水石林等以达到自然与诗人在心境中的和谐一致。例如古典诗歌创作中常用的典故，就最能集中体现这一点。比如:

折腰:《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曾作彭泽县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弃官归隐。“折腰”意为躬身拜揖，后来喻指屈身事人，而诗人常反其义用之。如李白《梦游天姥岭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鸿雁:《汉书苏武传》，匈奴单于欺骗汉使，陈苏武已死，而汉使者故意说汉天子打猎时射下一只北方飞来的鸿雁，脚上拴着帛书，是苏武写的。单于只好放了苏武。后来就用“红雁”“雁书”、“雁足”、“鱼雁”等指书信、音讯。如晏殊《清贫乐》:“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红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尺素: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来“尺素”就用作书信的代称。如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索，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双鲤: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来“双鲤”就用作书信的代称。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楼兰:《汉书》载，楼兰国王贪财，多次杀害前往西域的汉使。后来傅介子被派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以后诗人就常用“楼兰”代指边境之敌，用“破(斩)楼兰”指建功立业。如: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以上所选之“折腰”“鸿雁”“鸿雁”“尺素”“双鲤”“楼兰”六个典故，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古代诗人在抒发自我内心矛盾与人生体验时，借助具体形象且深含内蕴的、并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象，将抒情主体对于自然与世间的对立冲突与思维体验通过和谐化的辩证法来处理，使之赋有整体性、辩证性、和谐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诗性智慧针对古典诗歌创作中种种矛盾对立现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和谐辩证法。这种创造性的诗意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强调诗歌创作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例如处理诗歌创作中的文质关系(人文化)。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是强调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此外，情景关系中有“情景交融”论、“景语即情语”论、“情生景、景生情”论;虚实关系中有“虚实相生”论、“化虚为实”论、“化实为虚”论;意境关系中有“意与境浑”论和“思与境偕”论;所有这些，都是强调诗歌创作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正是这种和谐辩证思维的广泛运用，中国诗歌创作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对应又相融相合的对于人文素养形成影响的范畴。如:意与象，言与意，雅与俗，清与浊，浓与淡，隐与显，繁与简，拙与巧，疏与密，真与幻，动与静，文与道，清空与质实，阳刚与阴柔，豪放与婉约，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

2．在强调诗歌创作活动中对立双方辩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也重视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超越性关系。例如，前述文质关系，古代的人文素养既讲文质彬彬，也讲质主文从，把情理看成经线，把文辞看成纬线，认为情理确定了，文辞才能畅达，并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根本。可见古代诗人在主张文质统一的基础上，更重视质对文的支配地位。这也就是强调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内在的对于宇宙苍生、人世沉浮、自然万象的理解与感悟是“质”，这种“质”既是思想范畴的，又是人性本身的。又如形神关系，古代文学作品讲究形神兼备，更讲“离形得似”，也就是超“形”得“神”，提倡打破形的拘泥，更加自由地表现精神。宋代苏轼提倡以形写神，追求生动传神的艺术境界，。再如言意关系，古人既讲“辞达而理举”(陆机《文赋》)，更讲得“言外之意”和“以意为主”。庄子有“得意忘言”的高论，王弼则将其发挥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品序》)是诗味的表现，北宋梅圣俞主张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创作境界，南宋严羽称“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诗歌魅力之所在。所有这些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冲突或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双方相融相合的关系中生发出新的和谐来，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既体现优游不迫、汪洋淡泊而可以表现沉着痛快、怨怼激发的重要原因。例如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经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这是一首纪实体的五言律诗。这首诗对清幽和寂静，表示出特殊的兴趣，这恐同作者的思想有关。常建这位盛唐诗人，高才而无贵位，虽曾中进士，却止于一县尉。他常建寄情山水，向往清出，也许是寄寓了一种对浑浊之世的无言的抗议。诗中所写景物，都是诗人实地观察所得。诗人到破山寺去游赏，有感于破山寺后禅院的景色，形之于诗，题之于壁。诗所描绘的就是破山寺后禅院的清幽和寂静。

诗的第一句，直写清晨即步入破山古寺，第二句的“高林”、“初日”，是对清晨的渲染。诗的重点在于突出破山寺后禅院的景观。第三、四句便立即点明直通后禅院的弯弯曲曲的“清幽小径”，和为花木深掩的“禅院”，进入主题。第五、六句则是写后禅院的具体事物，是鸟儿欢悦的“山光”，使人身心清澈的“清潭”。最后两句更进一步烘托出后禅院地幽静气氛。全诗一气所成。诗句新警，形象鲜明，层次井然。真实地再现了破山寺后禅院的幽寂景象。

这首诗在艺术上，除用正面描写清幽的事物来创造环境气氛外，也用反面描写来烘托清幽环境。“山光悦鸟性”中有鸟鸣，“惟闻钟磬音”中有音响。这里同清静似乎是相矛盾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只有远离尘嚣的地方，才会有鸟类的自在的鸣叫，才会使人听到钟磬的袅袅余音。这些音响反而就会更好的衬托出环境的清幽和寂静的。

正是由于和谐化辩证法在上述两方面对中国诗性创作的渗透与浸润，使得中国诗歌的意象与意境和谐，诗人的境遇与情感和谐，最后归之于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的和谐统一。

四、诗歌意境的和谐促成文化与人文的和谐基调

和合文化以整体性、有机性、辩证性来理解宇宙及万物关系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构建了中国诗歌意象与意境和谐美的主导精神——对“和”的追求，和谐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这种和谐观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评价艺术时，提出“尽善尽美”的品评标准，主张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统一起来，而其“思无邪”的评诗原则与“温善敦厚”的诗教更是建立在尚雅正的伦理道德标准之上的。孟子称其“善养浩然之气”，所谓养气就是养德、养志。例如南宋时期的杰出诗人中，创作以表达爱国情怀为诗歌主题的诗作，则体现了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和谐统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等千古名句应证时代的强音，体现了民族的浩然正气，而这恰是对于人文的至高要求。

2．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古代诗人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反映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实质就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交感和融合，强调以诗人的内在生命力去深索宇宙天地间生生不已的机趣。由此，中国诗歌创作十分重视师法自然，含合造化，在感性的自然形态中直探宇宙的机心。例如: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而景中有情下片着重抒情，而情中有景。首句“寨下秋来风景异”，点明时令已至深秋，边塞一片荒芜。次句“衡阳雁去无留意”以南归大雁的径去不留，反衬出戍边将士不能回乡，这是托物寄兴。接着，“四面边声”三句，用写实的笔法具体展示出边塞的荒芜萧条，而着重渲染将士的思乡之情。“长烟落日”，画面固不失雄阔，但续以“孤城闭”三字气象顿然一变，而暗示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过片后“浊酒一杯”二句，写戍边将士生活的艰苦和思乡报国的感情，但一杯浊酒怎能抵御乡关万里之思?久困孤城，他们早已归心似箭，然而边患未平、功业未成，还乡之计又何从谈起?“羌管悠悠”句刻划入夜景色，而融入其中的乡恋益见浓重。“人不寐”二句，直道思乡之情。此词慷慨悲凉，同样表现了他壮志难酬和思乡忧国的壮烈情怀。这首词将自然之景与诗人内在情怀和谐地统一起来，既师法自然，又探究诗人之内心世界，可谓苍凉悲歌。

3．强调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十分重视透过有限的自然形态或有限的意象、色彩、节奏等来传达无限的生命意蕴，故而倡导诗歌创造的法则应该是虚实相生、有无统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在此基础上更追求形外之神、实中之虚、象外之象、景外之情、言外之意。唐代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诗式》)。宋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例如王绩的《秋夜喜遇王处士》: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这首小诗表面看来，全诗四句用字造语皆平淡如水，但咀嚼玩味，于质朴平淡之中就可领略其丰厚隽永的诗情。

前两句写农事归来。“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平易自然“淡到不见诗”(闻一多语)，但正是在这种随意平淡的语调和舒缓从容的节奏中，流露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陶醉和一片萧散自得悠闲自如的情趣。而这种欣然自乐的情趣正是下两句所描绘的“秋夜喜遇”的背景与条件。“相适秋月满，更值夜萤飞。”带着田间劳作后的疲乏和快意安恬，两位乡居的老友在这美好的秋夜不期而遇了。这是一个满月之夜，一片明显月的清晕笼罩之中的山村和田野，朦朦胧胧，如烟如梦，显得格外的静谧安闲。这里那里，点点流萤带着荧荧绿光上下飞舞，与如水的月光织成了一幅变幻不定的光的图案。宁静安闲的山村秋夜，因这流萤的点缀增添了流动的意致和欣然的生机，于恬静的意境中多了几分活泼的情趣;而这活泼的情趣又给这安恬宁静的山村秋夜平添了几分矜持和妩媚。

这里，诗人对两人相遇的场面没作任何正面的描写，也没有一笔正面写“喜”，但读者咀嚼之、玩味之，透过这幅由溶溶月光、点点流萤组成的山村秋夜图，不是分明感受到了诗人那种沉醉于眼前美好景色之中的喜悦之情，那种心情与环境契合无间的舒适安恬以及两位老友共对如此良夜幽景的痴迷的笑意和得意忘言的情景了吗?这就是诗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就是诗情。而这诗情含而不露，它要靠读者于咀嚼玩味之后，运用形象思维去丰富去补充。也正因为如此，这首小诗才产生了味之者无极而闻之者心动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诗人在道景言情上的匠心独运。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但转承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兴味贯串全篇。全诗既节奏优美又洒脱自然。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了有限与无限的高度统一。

五、诗歌意象与人文素养

诗既然是人类心灵寻找到的与外界和他人互相感应理解的灵性或理性产物，那么诗歌作品的存在就有了意义，其写作也就有了意义。法国现代诗人彼埃尔·勒韦尔迪曾说过，诗人是潜泳者，他潜入自己思想最隐秘的深处，去寻找那些崇高的因素，当诗人把它捧到阳光下的时候，它就结晶了。这段话说的就是诗人写作的意义所在。当一首诗歌经过阅读之后，能够让读者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生活内容时，这首诗就有了亲和力。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曾经这样说:读者和作家的心境贴然无间的地方，有着生命的共鸣共感。他说的这个共鸣共感，其实就是诗歌的亲和力。而这种亲和力对于受体来说则是最易接受的，因而对于受体产生的影响也就极具有渗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