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念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得时”

一、时间观念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得时”、“失时”主题

《诗经》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早期经历，在其语言形式所展示的情感秩序中融汇着一个民族创造自己的文明时所凝聚的生存智慧。《吕氏春秋·审时》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就农事诗篇而言，它通过农事活动的实践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和体悟，孕育了中国古代富于民族特点的哲理思维。这主要体现在其宇宙论、世界观之中。宇宙是恒定的空间与变化的时间的统一体，而空间的恒定性又需要时间变化性的确认。《周颂·载芟》云“俶载南亩，播厥百谷”的生活，“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良耜》则说这种生活方式“以似以续，续古之人。”表现出农业民族对时间的特殊关注。因此，《农书》有云：“力不失时，则食不困。……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得时、失时的时间观念在《七月》一诗中也相当典型。

《七月》以自然时序为纲，以气候变化规律为准，将一年四季中的生产生活内容依时呈现出来。通过将自然节奏和人事活动的节奏相对应，从而构建起一个自然与社会合而为一的生活秩序，同时也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对农耕民族生活生产方式的抽象化。《七月》中所确立的天、人秩序可以简化如下：

在上表中，自然界的季节变化规定着人事的节奏。人事活动以顺应自然时序为常。诗中所传达的意蕴是：合乎自然，即“自然而然”，不合乎自然，则是逆时而动。《庄子·逍遥游》描述体“道”的“真人”通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来达到“人”与“天”的合而为一，这与《七月》所昭示的自然与人事的对应完全一致。

这种把握方式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季节性的物候意象所负载的民俗与宗教意蕴向诗歌意象的转化而实现的。在农事歌谣不断传唱的过程中，抽象的时间和时序退到人们观念的幕后，而表征着时间和时序的物象被推到了前台，从而造成了“以象系时”或“以象系俗”的内在规定性。例如因为春季举行春播的生产活动和会男女、嫁娶等礼仪，所以春季出现的物候就成了相关活动的隐喻，这在《诗》中大量存在：如《桃夭》的以“桃花”喻新娘，《氓》当中则用“桑之未落”与“桑之落矣”喻女子未嫁与既嫁的状态，《摽有梅》中用梅子成熟的程度比喻女子的年岁等。这类特殊意象的出现与农事诗的流传是分不开的。

对世界基于时间的把握方式对于诗歌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时序”观的哲理转化完成的。物候和天象指示的时序暗示人们，这个季节应当做这事，不应当做那事……因为古来即是如此。《国语·周语》云：“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不仅自然天地不宜失其序，人事亦是如此。《周易·艮·彖传》云：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金景芳先生解释说：“‘时止则止’，时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时行则行’，时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时是决定性的因素。”^[25]知时即可顺时而动，豫知吉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故《豫·彖传》云：“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庄子·逍遥游》亦主张“圣人”应“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司马彪注：“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陆德明：“辩，变也。”即顺应自然，因时而动。《孟子·梁惠王上》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荀子·王制》云：“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显而易见，孟子、荀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周易》、《庄子》这种与时偕行，顺时而动，行止不失其时的哲学思想，与《七月》所蕴藏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儒道诸子的时序观念显而易见是对农事诗观点进一步抽象化的结果。

在农业社会里，农事与祭祀等任何事情，都体现着得时则吉，失时则凶的观念。表现于诗歌，就是从《诗经》开始而在《楚辞》中展开的人生际遇的“得时”、“失时”主题的形成，这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予以探讨^[26]，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