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的改革转型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

三、牛津大学的改革转型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

进入19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社会各个领域都在进行变革。牛津大学此时与整个时代的发展显得格格不入，饱受社会各方面的批评。1833年，一些年轻学者和导师还发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即牛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牛津大学的改革。但是，伦敦大学的建立以及城市学院的兴起打破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独霸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局面。牛津大学面临着生存抉择：是保持和改良现有的教育体制还是接纳和创建新的教育体制，是改革传统的导师制教育还是以一种教授学术寡头制来替代。^[37]1850年，英国拉开了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序幕。随着三次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牛津大学逐步从厚重的传统包袱中解脱出来，走上了传承和创新的改革之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牛津大学更加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从一个地区性的单一的文科大学转变为一个文理学科并重的世界性大学。

约翰·H·纽曼

（一）牛津运动的兴衰及影响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1833年由牛津大学的一些年轻学者和导师发起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该运动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因牛津运动的发起者如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约翰·H·纽曼（John H.Newman）和爱德华·B·皮由兹（Edward B.Pusey）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这些主张进行理论说明或论证，故牛津运动亦称为“书册运动”（Tractarian Movement），而牛津运动者则被称之为“书册派”（Tractarians）。值得注意的是，英文“Tract”一词同义于“Liturgy”一词，意为“礼拜仪式或英国国教的祈祷书”；同时，“Tract”一词还指具有政治或宗教性质的小册子。牛津运动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词的含义，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38]

1.牛津运动的起因

约翰·塞尔登

导致牛津运动发起的原因有五个。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府对教会的世俗化。1828年，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取消了《公职人员宗教考试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允许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公职。1829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罗马天主教解放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原则上赋予天主教徒以公民权，减少或取消针对天主教徒的限制。在牛津大学，许多人认为解放天主教徒就是对英国国教会的背叛。第二，伊拉斯都主义（Erastianism）^[39]的威胁。英国19世纪所说的伊拉斯都主义并非是瑞士思想家托马斯·伊拉斯都（Thomas Erastus，1524～1583）的教义，而是英国的伊拉斯都派代表人物、法理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和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17世纪所撰写的教义。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最终的权威不是教会或圣经，而是国家。因此，牛津运动者从一开始就对伊拉斯都主义持反对态度，认为它是神圣宗教最阴险的敌人。第三，法国革命的影响。法国革命带来的新知识，被纽曼称之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认为理性的智慧、教育和文明将治愈人类所有的邪恶和痛苦。这种观点对牛津运动者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才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和最为严肃的个人事情。^[40]这是牛津运动发起的深层次原因。第四，自英国宗教改革以来，人们普遍忽视英国国教所依据的原则和基础，即英国国教的祈祷书和礼拜仪式等。而牛津运动者就是试图去扭转这种状况，希望人们不再忽视英国国教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牛津运动实际上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第五，牛津大学内部有一个纯理性论派（Noetics），从1800年到牛津运动发起前一直在牛津大学有影响。其主张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主义。这使得牛津运动的发起者感到了危险的存在。

约翰·基布尔

2.牛津运动的始末

牛津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都是一些在当时宗教界具有很大影响力、学术造诣很深的人，其中包括诗人约翰·基布尔和艾萨克·威廉姆斯（Issac Williams）、文学家约翰·H·纽曼、迪安·丘奇（Dean Church）、理查德·赫里尔·佛罗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和爱德华·B·皮由兹等。

针对1833年政府通过的《教会财产法案》（Church Temporalities Act），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最知名的院士约翰·基布尔于1833年7月14日（周日）在牛津大学教堂的所在地圣玛丽教堂讲坛上布道，发表了题为《国家的叛教》（National Apostasy）的演讲。他大声疾呼国教徒们要意识到英国国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号召人们拯救国教会。在31年之后，纽曼曾这样写道：“我想，这一天应该是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端。”^[41]

1833年7月25日，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柏林大学的一些学者在萨福克的哈德雷开会，制定了行动纲领。这次与会人员有剑桥大学的知名学者和哈德雷修道院的院长休·詹姆士·罗斯、都柏林大学的威廉·帕默（William Palmer）牧师、萨里（Surrey）的东霍斯里修道院的院长阿瑟·菲利普·帕西瓦尔（Arthur Philip Perceval）以及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院士理查德·赫里尔·佛罗德。此次会议决定建立国教教友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Friends of the Church）。1834年，由7 000名牧师签名的神职人员请愿书和由23万个家庭户主签名的平民请愿书送交给大主教。后来，佛罗德将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称之为“同谋者”，即谋划牛津运动的人。

牛津大学注定是这场运动的主战场，因为牛津大学一直是英国国教和托利派的堡垒，当时的28个学院和学堂的大多数院士都是神职人员。牛津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约翰·基布尔、约翰·H·纽曼、理查德·赫里尔·佛罗德和爱德华·B·皮由兹都曾是奥利尔学院的院士。

《时代书册》

1833年，纽曼利用长假期带着自己的《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到乡村教区牧师住宅挨家挨户请他们阅读书册，其他的牛津运动者也是如此。到1835年时，牛津运动的影响愈来愈大，不仅在牛津大学，而且扩大到其他地方。这主要是因为牛津运动者撰写的书册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就是皮由兹的加入以及纽曼定期的布道。应该说，这一时期是牛津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充分显示了书册派观点的影响力。

但是，1836年理查德·赫里尔·佛罗德的去世给牛津运动带来了很大损失。两年后，即1838年，纽曼和基布尔编辑出版了《佛罗德遗作》（Remains of the Late Reverend Richard Hurrell Froude）两卷本。这给牛津运动带来了第一次冲击。因为佛罗德在他的遗作中抨击了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领袖，所以，引来了公众的批评，并使牛津运动开始受到新教派的攻击。尽管纽曼一点都未动摇，但牛津运动所面临的风暴越来越大。

纽曼为了证明英国国教会依然持有天主教的信仰，还在书册第90期上以完全天主教的观点诠释了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纽曼这种无异于背叛国教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巴利奥尔学院的4名院士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抗议，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也拒绝了纽曼的解释和辩护。于是，牛津运动的情况急转直下。1841年，《时代书册》停刊，又使得书册派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

1842年2月，纽曼被迫离开牛津大学，准备过隐居的生活。1843年2月，纽曼在牛津大学做了最后一次布道；9月，他辞去了圣玛丽教堂牧师的职位。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书册派的反对者依然对书册第90期不依不饶。最后，纽曼于1845年10月正式辞去奥里尔学院的院士职位；同年，他正式皈依天主教。这标志着牛津运动的结束。

3.牛津运动的影响

历时12年的牛津运动虽然结束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以及建筑的影响。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牛津运动注定会留下它的印记。因为书册派很多人都是知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他们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赢得了持久的声誉。在建筑方面，哥特建筑风格的回归正是牛津运动影响的标志。二是对人的心智和灵魂的影响。随着牛津运动的爆发，不仅推动了英国教会的神学发展，而且推动了早在1559年之后已消失的教区生活（community life）的复兴。

牛津运动对教育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参加早期牛津运动的人都是学者和教师，再加上不少牛津运动的追随者、支持者和同情者都根据牛津运动宣传的宗教思想和观点建立了一些学校。纽曼本人后来回忆说：“《时代书册》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教育和社会的意义。”^[42]至于牛津运动对牛津大学的影响，应该说，1870年建立的基布尔学院无论是建筑还是名称都体现了牛津运动的精神。英国知名的教育史学家柯蒂斯（S.J.Curtis）指出：“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里，牛津大学最重要的影响是牛津运动。”^[43]现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普雷斯特则做过这样的评价：“牛津运动对（19世纪）牛津大学的改革运动并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作用。从根本上讲，它是一次朝后看的运动……使得牛津大学卷入了一场宗教纷争，让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改革运动。”^[44]应该说，这一评价是中肯而恰当的。

（二）皇家调查委员会与大学改革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牛津大学陷入了为期百年的“冰河期”，大学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落趋势。而与此同时，面对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牛津大学也处在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上。但由于自身积重难返，大学不得不靠外力介入进行改革。1837年，拉德纳勋爵（John Robartes，Earl of Radnor）指出：“大学的学院错误地解读了他们的院规，滥用了所获得的捐赠，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45]连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对母校的不足如学费昂贵、教师懒惰和酗酒以及对教会的偏爱等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为此，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议会先后成立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46]（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对牛津大学进行调查。

杰罗米·边沁

1.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与《1854年大学改革法》

1850年8月31日，英国议会成立了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开始对牛津大学及其学院的运行状况、遵纪守法、学科课程以及财政收入进行调查。1852年7月，该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提交了一份报告。1854年，英国议会以这份报告为依据通过了《1854年大学改革法》（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Act of1854，简称Universities Reform Act of1854）。该改革法主要内容包括：改组大学管理机构，即将以往主要由各学院院长构成的“七日理事会”改为由选举产生的“七日委员会”（Hebdomadal Council）；对教师的代表机构“全校教职员大会”进行重新组合；打破英国国教在大学的垄断地位，允许非国教人士入学并获得学位；校长可以授权教师开设私立学堂；学院院士职位实行公开竞聘；加强导师制的地位；毕业学位考试从以往仅限于人文科学和数学扩展到现代历史学和法学，并将自然科学、英语及其他学科纳入教学计划之中。

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包括：牛津大学结束了学院院长寡头制的统治，教师参与大学民主管理的机制有了保障，非国教人士开始进入大学学习，教学的中心从学院回归大学，部分现代学科开始进入教学计划等。作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托马斯·赫胥黎曾这样指出：“确实，牛津和剑桥的情况变化得如此之快，因此，当皇家大学调查委员会……完成并呈上有关这些大学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高兴。”^[47]18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正式废除了学生获得学位之前必须参加宗教考试的规定，这标志着英国国教失去了在大学的垄断地位。

2.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与1877年《大学财政法案》^[48]

《1854年大学改革法》虽然对牛津大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英国政府以及牛津大学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仍表示不满，认为该法案的改革力度远远不够。例如，改革尚未触及各学院的财务和捐赠等实质性问题。而且，大学内部也有一股保守思潮力图恢复天主教在大学的统治，这使得自由改革派感到担忧。

为了摸清并取得有关牛津大学或学院以及学堂的财产和收入的具体情况，确定大学的经费是否完全用于教育，1871年，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位校长写信，提出对大学的收入与财产情况进行彻底调查，并建议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于是，1872年2月，英国议会成立了以克利夫兰公爵（Duke of Cleveland）为主席的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873年提交了一份报告。据此，1877年，英国议会颁布了《1877年大学改革法》（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Act 1877），也称《大学财政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49]：创建一个大学公共基金（Common University Fund，CUF），要求各个学院为基金分担一定的比例；建立神学、法律、文学和自然科学四个学部；建立相关委员会负责准备和公布讲座的主题以及选派授课的教授；颁布有关各学科的教授和高级讲师职位的新条令；教授讲座面向所有学生开放，不收取任何费用等。

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首先体现在尽可能地平衡大学与学院收入的差异，使教授、高级讲师和相关专业人士从中受益，而且还为大学的校舍和其他硬件设施的维护提供经费支持；其次，对学科进行重组，使整个教学领域朝着实用的方向拓展，科学悄然与哲学并驾齐驱；第三，使教授制和导师制有了明确分工；第四，随着学院垄断和各种限制的减少，由此产生的腐败也在减少；最后，阶层的偏见和歧视在削弱，摆阔、奢侈之风亦明显减少等。

3.第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与《1923年大学改革法》

第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的背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牛津大学造成的影响。战争不仅使牛津大学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还使牛津大学战后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应该说，这些困难仅仅靠牛津大学现有的资源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于是，1919年，大学正式向政府提出援助申请。

阿斯奎思

为了更好地了解牛津大学的财政资源及其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经济支持，1919年11月，英国议会决定成立第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由阿斯奎思（H.H.Asquith）担任主席。该委员会下设三个分委员会：即牛津大学委员会、剑桥大学委员会和地产委员会。^[50]该委员会于1922年提交了一份报告。1923年，英国议会在该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1923年大学改革法》（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Act 1923）。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修订七日委员会和全校教职员大会的章程；设立总学科委员会（General Board of Faculties）；设立大学讲师职位；重组大学财务委员会；成立房产会计法定委员会（Statutory Committee of Estate Bursars）和跨学院校内会计委员会（Inter-Collegiate Committee of Domestic Bursars）等。

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一是督促大学采取了更加民主的管理模式，全校教职员大会担当起管理大学事务的责任而不受大学评议会的干预；二是学科的组织得到了拓展和改进；三是加强了对大学及学院财政状况的监督等。通过改革，那些经济条件窘迫的学生得到了实质性的资助；院士职位分成正式或非正式职位；限制了教师和学院院长的任职年龄；大学建立了一个开放的退休基金。

通过上述三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努力，牛津大学在学院制主导的体制下分享了部分权利，并逐步建立起两者之间同等的关系。随后几届英国政府都认为，无论是在机构管理上，还是情感应对方面，牛津大学都为将来的自我改革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

（三）妇女入学与女子学院建立

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学开始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19世纪末，伦敦大学率先开启了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接着，剑桥大学于1869年和1872年先后创建了两所女子学院，即格顿学院（Girton）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以剑桥大学为榜样，牛津大学于1878年建立了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到1920年时，牛津大学的女生正式获得了大学颁发的学位。

1.女子学院的创立

随着19世纪70年代英国大学推广运动的展开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妇女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1878年，牛津大学也参与了大学推广运动。同年，还成立了促进妇女高等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主要为女生提供讲座。牛津大学一些教师如斯塔布斯（Stubbs）、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等也提出接受女子参加大学考试的建议。在这样的背景下，牛津大学在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和托马斯·阿克兰（Thomas Acland）等一批教育改革者的领导下，为女子学院的建立营造了舆论氛围。^[51]尽管有抵制和阻力，牛津大学还是于1878年建立了第一个女子学院，即玛格丽特夫人学堂。1879年，牛津大学又建立了第二个女子学院——萨默维尔学院。起初，这两所学院规模都不大，前者只有9名学生，后者为12名学生。从1883年到1887年，由于学生规模不断增加，这两所学院都进行了扩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两所学院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萨默维尔学院已经发展到100名学生。战后不久，玛格丽特夫人学堂也有100名学生。后来，牛津大学又先后于1886年和1893年建立了圣休斯学院和圣希尔达学院。至20世纪初，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众多变革以及女子学院的迅速发展，英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最终被打破。1920年，牛津大学女生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与男生一样的获得大学学位的权利，这比剑桥大学还早一年。

2.女性争取大学正式成员的资格

牛津大学女生获得大学正式成员资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40年的风雨历程。1907年，寇仁勋爵（Lord George Nathaniel Curzon）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后不久，写信给牛津大学七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大学改革的建议，其中就包括授予女生学士学位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牛津大学也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这项建议。然而，当时，人们对接纳女性担任大学有影响的或权威性的职位的态度并不积极。该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女生有权获得学士学位，但不能获取硕士学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牛津大学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人们以更加平等公正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战争期间，留在后方的女性发挥了很大作用，她们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面对牛津大学根深蒂固的男性为主导的种种偏见，女子学院仍然无法获得与其他学院一样平等的受尊重的地位。1918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英国国民参政法》（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也称《妇女选举资格法案》（The Qualification of Women Act），该法案使得英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利。1919年，议会又通过了《反性别歧视法案》（Sex Disqualification or Removal Act）。这两个法案成为牛津大学颁布的关于授予女性大学正式成员资格法令的前奏。1920年2月17日，全校教职员大会讨论了法学家威廉·马丁·吉尔达特（William Martin Geldart）和林赛（A.D.Lindsay）教授的动议，正式接纳女生为牛津大学正式成员。同年5月，女生最终获得了进入所有专业（除了神学）学习并获得学位的权利。对此，牛津大学促进妇女高等教育协会干事长安妮·罗杰斯（Annie Rogers）这样写道：“战争使得妇女的地位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而这在6年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52]

3.女性争取大学的其他权利

尽管牛津大学的女生获得了大学正式成员的资格并获得了取得学位的权利，但大学仍是男性主导的天下，女教师和女生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二等公民。甚至还有人曾建议取消女子学院，这说明英国社会对女性教育仍持怀疑态度。

因此，1952年成立的圣安妮学院（St.Anne’s College）是为那些没有任何学院可以依附的女生而设立的。在男女平等主义者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1893～1970）看来，牛津大学女子学院真正与其他学院平起平坐是在1959年，即女子学院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了牛津大学“正式学院的地位”。^[53]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女子学院被纳入大学公共基金资助体系，这样可以使那些经济上拮据的女子学院聘请更多的院士。直到1964年，牛津联盟会^[54]（The Oxford Union Society）才接纳妇女为该联盟的成员。到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的男性才将女子学院师生看成对手，而不是被保护的弱者。

相对于剑桥大学而言，牛津大学对于女子学院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尽管由于英国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使得牛津大学有时身不由己，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身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两性的平等。

（四）从单一文科转向文理学科并重

19世纪初期，由于英国国教在牛津大学处于统治地位，古典学科和神学依然主导着大学的课程内容，大学仍然是在为教会和国家培养统治人才。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一系列改革的展开，牛津大学逐步加强了理科教育。特别是在1914年至1939年期间，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和科学研究发展迅猛，涌现出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知名学者，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这改变了牛津大学过去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学科布局，使其逐步成为文科和理科并重的世界知名高等学府。

1.学科的分离和扩大

进入19世纪后，牛津大学对学科发展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即分离（separation）和扩大（enlargement）。所谓“分离”是指从原有学科类别中分离出的学科。所谓“扩大”是指新增的学科。

从19世纪初开始，科学开始缓慢地进入牛津大学。1803年，牛津大学设立了奥尔德里奇（Aldrich）化学教授职位。1822年，先后设立了矿物学高级讲师职位、解剖学高级讲师职位和钦定医学教授职位。1834年，又设立了植物学教授职位。1839年，牛津大学对公共讲座重新制定了条例，引入了新的讲座、书目和学科。随后，又设立了现代语言教授职位。与此同时，1807年，牛津大学对考试法进行了几项重大改革，废除文学硕士学位的考试，把数学和物理学科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对两个科目分别设优等生等级考试类别，按学生的成绩分为一、二、三等级。1808年，引入了现代意义的学位初试（Responsions），基本内容包括希腊语、拉丁语、逻辑和几何。^[55]

尽管如此，牛津大学一些学院的导师仍不满足，他们指出，由于牛津大学已经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大学教学应该更加专业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进行科学研究。1850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也建议，大学课程应该为学生未来的专业发展做更多的准备，开设自然科学可以为医学奠定基础，开设法学有助于律师行业培训的发展等。

根据《1877年大学改革法》，牛津大学在很多学科都设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和高级讲师职位，这些学科包括法律、自然科学、逻辑、历史、文学、语言、语文学、考古学以及《圣经》解读等。1882年，牛津大学设立了4个学科部：神学、法律、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部，每个学科部都有权开设自己的系列讲座。之后，大学又将人文学科部分为人文科学、东方语言和现代历史3个学科分部，自然学科部分为医学和自然科学2个学科分部。

早在1914年前，人们对开设现代学科以及完善教学管理的呼声就持续不断。为此，牛津大学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学科委员会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考试的规则得以重新制定，学位初试中的口试被取消。此外，牛津大学又开设了一批新的学科，如英语和英国文学、现代语言学科以及林业学科等。同时，大学还引进了新的研究学位，并设立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以及工程学教授职位。这表明牛津大学的学科改革是大势所趋，自然科学学科开始不断“侵入”牛津大学以文科主导的传统学科领域，传统的学科已难以维持其垄断的地位。

亨利·阿克兰

2.加强理科教育和科学研究

19世纪中期以来，牛津大学的学科门类和数量都有很大增加，科学和历史迅速成为与古典学科和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1855年，在钦定医学教授、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亨利·阿克兰（Henry Acland，1815～1900）爵士的努力下，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破土动工。1872年，牛津大学建立了克拉伦登实验室（Clarendon Laboratory）。尽管如此，牛津大学依然将教学看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此时的牛津大学在研究方面与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新大学根本无法相比。甚至剑桥大学在数学、物理、工程学和病理学等领域的成就以及在皇家学会担任主席的人数，都令牛津大学相形见绌。

然而，从1900年起，牛津大学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牛津大学已有5所学院拥有化学实验室，化学专业因而变得很强。从1918年到1939年间，牛津大学一些科技人员的科研水平日益凸现出来。1934年，牛津大学还设立了理科校区（science area），主要由拉德克利夫（Radcliffe）科学图书馆、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一些新建的自然科学实验室构成。到1939年时，牛津大学已经拥有一些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知名科学家，特别是化学家，他们获得了众多的学术荣誉，并在一些学术团体担任重要职位。牛津大学开始在国内和世界科技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有5位牛津大学的在职人员获得了诺贝尔奖。牛津大学在科研领域与剑桥大学的差距大大缩小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牛津大学在校生人数4 830人，在全英高等院校中排名第二；20世纪30年代末，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数量为119人，在全英高等院校中位于第五位。^[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