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的繁荣时期（20世纪中期～21世纪初期）

四、牛津大学的繁荣时期（20世纪中期～21世纪初期）

经过19世纪以来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到20世纪中期时，牛津大学以其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和高水平的学科而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津大学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繁荣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牛津大学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从过去的私立大学转变成为接受国家资助的“国立”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又有了新的进展；学院制传统在创建新的学院过程中得到传承和革新；大学与工商企业联合走上了一条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在其繁荣发展的道路上，牛津大学面临一个又一个挑战，最终，牛津大学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克服各种困难，使得这所古老大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的世界高等学府，以“牛桥”（Oxbridge）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向“国立”大学的转变

1919年以前，牛津大学与其各学院之间在财政收入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尽管阿斯奎思委员会在大学和学院之间的收入分配上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大学自身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随着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牛津大学开始定期获得国家的公共经费支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牛津大学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公共经费在其总经费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实际上，它已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在众多影响牛津大学转变的因素中，大学从过去主要靠私人捐助转向主要靠公共经费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只占大学收入的三分之一。例如，1928～1929年度，英国大学（不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的议会拨款只相当于它们收入的35.9%，牛津大学的比例低于30%，剑桥大学的比例为25.6%。^[57]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即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是合法的和必要的，但资助只是补助大学自身的财政赤字。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和牛津人都认为，独立的财政手段可以为大学提供最为稳固的学术自由基础。二战后，这种共识被颠倒过来了。因此，英国的大学开始从大学拨款委员会获得它们用于运作开支的大部分经费。到1949～1950年度，政府的拨款占大学总收入的61.5%。牛津大学也不例外。到1952年，政府的拨款已占牛津大学年开支费用的60%以上。^[58]

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对大学作用的新的认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间的关系，对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重建和建立福利国家方面发挥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正如大学拨款委员会1964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二战后，英国致力于实现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目标。《1944年教育法》（The Education Act 1944）注定会导致大量的学生进大学深造。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了战前人们的想象。必然会导致社会对理科毕业生和专业研究活动的增长需求。”^[59]

1945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建议将“年拨款额翻倍”。这样，每年政府的经费从大学预算的三分之一提高到50%还多。为了反映政府在经费额度上支持大学的这一变革，英国议会还修改了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章程。到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不仅仅是一个咨询组织，而且还承担了“与大学和其他机构协商支持大学发展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以确保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满足国家的需求”。^[60]

二战后，政府和公众都对大学可能带来的成就给予很高期望。左翼和右翼政治家都带着乐观的态度期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能为振兴经济发挥作用。家长和左翼政治家要求大学扩招，急切期待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社会机会的均等。舆论的倾向是，英国社会如果还消灭不了阶级，但至少是富足的和开放的。于是，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带着新大不列颠的梦想和新的使命开始运作，给大学划拨的经费比1945年多出一倍。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政府大幅削减了拨给大学的公共经费，但政府支持大学的宗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大学获得政府公共经费的规模、拨款方式以及政府分配经费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HEFCE）成立以来，牛津大学所获得的科研经费金额一直处于全英国大学的前列，而这笔经费收入也一直是牛津大学各种收入中的最大一部分。2008年度，牛津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拨给的经费为1.19亿英镑，是全英所有大学中最高的。^[61]政府经费的支持为牛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牛津大学的学科建设及其规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这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有其独特之处。

从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到1989年成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和1993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政府通过不断地调整财政支持政策，促使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办学效率，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等，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保持领先水平。

（二）进军自然科学领域

从1914年到1939年，牛津大学成功实现了由一个单一的文科大学向文理学科并重的大学的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后的快速发展却是在1939年后。牛津大学加大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投入，在资源、师资和学生三个方面齐头并进。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还是很少的，落后于英国的其他大学，如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然而，到60年代时，牛津大学已成为一个文理学科均衡发展的现代化大学。牛津大学这一时期形成的学科布局，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本没有改变。

1.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牛津大学和学院的教师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1923年和1974年这两个年份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1923年，在从事教学或研究的学院院士和大学教师中，约70%的教师属于文科学科，26.6%从事科学或技术，只有3.3%讲授社会学科^[62]。到1974年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牛津大学约43%的教师属于科学或技术学科，38%从事文科教学，19%讲授社会学科。^[63]（见表一）

表一　1923～1974年依据宽学科领域划分的牛津大学师资情况表（%）

资料来源：历年的牛津大学校历。

注：百分比进行了四舍五入。^[64]

然而，当大学拥抱自然科学的时候，学院却袖手旁观，并未表现出欢迎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学院逐步开始接纳科学家进入学院的领地。一些历史较为悠久、规模较大且最有威望的学院如基督教堂学院和女王学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肯对理科教师敞开大门。（见表二）

表二　1964～1989年间牛津大学学院的科学技术导师和讲师情况表（%）^[65]

（续表）

随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即从1938年的不到10万英镑增加到1964年的400万英镑，牛津大学每年对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也相应增加了。例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牛津大学基本建设和设备的投入从1956～1957年间的18.3万英镑增加到1966～1967年间的120万英镑。这些投入都花在了牛津大学的理科校区和新的核物理实验大楼上。70年代初，新的动物学和心理学实验大楼也相继竣工。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牛津大学本科生大量转入自然科学专业，尽管这一趋势仍然落后于理科教师人数的增长。1938年，牛津大学本科生中59.1%攻读文科专业，22.5%攻读社会学科，只有18.2%攻读科学和技术专业。而到1961年，攻读理科的学生已达到31%，社会学科基本保持在21.4%，文科则下降到47.5%。到1992年时，攻读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则达到42.5%。（见表三）

表三　1923～1991年牛津大学本科生攻读宽学科领域的情况表（%）^[66]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945年到1973年，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共获得6次诺贝尔奖，比整个法国只少一次。^[67]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牛津大学的自然学科已跨入世界顶级大学的行列。在历次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牛津大学的综合排名都在前10名之内。在200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牛津大学的综合排名为第五位。在学科排名榜上，牛津大学自然科学领域排名第五位（92.5分），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排名第三位（84.1分），工程和信息技术领域排名第十一位（59.8分），艺术与人文学科排名第二位（96.5分），社会科学排名第三位（85.1分）。^[68]

2.推动牛津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原因

牛津大学自然科学学科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公共舆论改变了牛津大学校内外对科学和技术重要性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人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为科学的力量通过雷达、喷气发动机、青霉素、火箭和原子弹等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公共舆论的强大支持下，1942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ce Advisory Council）来甄选和资助战略项目。战后，政府的报告也都将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教育上。

二是国家在经费上加大了支持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力度。这是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资助特定领域而实现的。1944年后，大学拨款委员会将有关医学教育、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报告提交给英国各大学，并附带一揽子财政资助方案来扩大这些领域的研究。在对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经费支持上，国会、财政部和大学拨款委员会配合默契。

三是牛津大学的分权制和两级组织机构，使得经费大多被用于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项目上。随着大量校外的资源进入牛津大学，每一笔款项都要经过七日委员会和总学科委员会的讨论和表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大量经费拨款，牛津大学加强了它的自然科学学科师资队伍和设备建设。在实验室里，教授拥有企业老板的权力，可以组织开展系列自然科学实验活动，以对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

四是从事科学实验的自然科学学者得到牛津大学权力管理层的支持。身处牛津大学权力管理层的这些人都受到政府和民众对自然科学态度的影响，对支持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得到更快的发展表现积极。

当然，牛津大学始终存在着文理学科的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是学院教师和实验室研究者之间组织结构上的分歧。

（三）传承与创新学院制的传统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其核心内容是学院的自治权利。作为牛津大学的基本单位，每个学院都拥有自己完整的学习和生活体系。学院制传统支撑着牛津大学作为一个学者共同体的存在，独立的学院制成为牛津大学立校的根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既继承传统又进行变革，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创建招收研究生的学院以及开设新的学科过程中，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传统得到了传承和革新，从而回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1.学院制传统的革新

从12世纪到21世纪初，牛津大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8所独立学院的联邦体。每所学院无论规模有多大，其学生构成和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使得牛津大学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几个世纪以来，学生的构成或教育活动的重大变化都是首先在新的学院的创建过程中发生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牛津大学创建独立的学院接纳不同类别的学生以及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着。

除原有的20所招收男生的学院外，牛津大学从1878年到2008年又创建了14所招收本科女生或研究生的学院。其中，六所女子学院分别是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圣安妮学院、圣希尔达学院、圣休学院、萨默维尔学院和圣凯瑟琳学院。八所研究生学院分别是纳菲尔德学院、利纳克尔学院、圣安东尼学院、圣克洛兹学院、沃尔夫逊学院、凯洛格学院、坦普莱顿学院和格林学院。这些研究生学院都在1958年至2008年间获得了特许证。需要指出的是，格林坦普莱顿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学院。

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办人艾伦·布洛克（Allan Bullock）认为，在新的学院的创建过程中，“一个学院制的大学如果能将新的学科与不同生源的学生融合在一起，那它就最能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建的学院就要承担起现代化混合体的责任”。^[69]二次大战后，牛津大学扩大理科招生，加大科研力度，并开始与工商界合作，这些都是在保持学院制传统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新举措，为牛津大学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新学院的创建过程中，学院开始寻求英国工商界的资助。1956年，创建圣凯瑟琳学院所需要的经费预算是1937年创建纳菲尔德学院时所需经费的两倍。如何筹集这样一大笔经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于是，牛津大学时任注册官道格拉斯·维尔（Douglas Veale）勋爵以艾伦·布洛克的名义给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写信，请求他们资助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最终，除一半的费用由英国工商界人士支付外，创建该学院余下的经费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捐助的。

创建圣凯瑟琳学院还表明，当弗兰克斯委员会将牛津大学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时，牛津大学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学生和捐助者。在英国的其他大学中，只有伦敦大学在留学生数量上能与牛津大学抗衡。来自国外的各种经费，为牛津大学学院校舍的扩建和教育资源的增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牛津大学20世纪后半期创建的学院体现了其学院制传统模式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依靠英国工商界和国外捐助者是其学院制传统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莱昂内尔·罗宾斯

2.创建研究生学院

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代。作为对罗宾斯委员会（Robbins Commission）的回应，牛津大学扩大了招生规模，特别是攻读理科学生的名额。同时，牛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从1956年至1966年，尽管牛津大学学生的总人数从7 000人增加到10 201人，同比增长了30%，但研究生的人数则增长了一倍还多，从1 110人增加到2 609人。就英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人数而言，牛津大学在研究生人数和相对比例方面仅次于伦敦大学。（见表四）

表四　1923～1990年牛津大学学生构成^[70]

到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已有6所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学院分两种类型：一类是以某一特定学科为主，面向所有学科的学生开放，例如，纳菲尔德学院以社会学科为主，圣安东尼学院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主，格林学院是以临床医学为主；另一类是招收各种学科的学生，例如，圣克洛兹学院、沃尔夫逊学院和格林学院。

奥利弗·弗兰克斯

通过对纳菲尔德学院、圣安东尼学院、利纳克尔学院这三所研究生学院的调查和评估，《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The Franks Commission Report）^[71]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牛津大学取得世界级大学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2]弗兰克斯委员会认识到，牛津大学的国际地位依赖于其对学术界的直接贡献，包括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正如弗兰克斯委员会主席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1905～1992）勋爵对全校教职员大会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要想屹立于国际学术强手之林，牛津大学需要认真考虑其科学研究的规模和质量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73]二战前，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人数少且质量差。1938～1939学年，住校的研究生只有536人，占学生总人数的11%；在二战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但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人数真正大幅增加是在弗兰克斯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弗兰克斯委员会的计划，牛津大学制定了从1966年至1986年期间大规模增加研究生人数的目标。据统计，1966～1967学年，研究生的人数增加到2 31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23%；1986～1987学年，研究生人数又增加到3 53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27%。^[74]由此可见，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弗兰克斯并不赞成美国式的“大规模研究生院”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与牛津大学学院制传统格格不入。因此，《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还是建议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都能在学院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同时，该报告还建议，牛津大学应该为这些研究生建立新的研究生学院。

牛津大学创建圣克洛兹学院和沃尔夫逊学院的目的是为那些没有任何学院归属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让他们有归宿感。格林学院是从临床医学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于1979年正式招生。到1986年时，学院已有132名研究生。2008年10月，格林学院和坦普莱顿学院这两所学院宣布正式合并，成立格林坦普莱顿学院。新的学院仍以研究生为主，是强强联合的结果。^[75]

从上述新建的研究生学院可以清楚地发现，牛津大学的学院制在不断扩大、发展和革新。牛津大学建立研究生学院并没有破坏学院制的传统，也没有墨守成规，而是不失时机地对一些新鲜事物做出正面的反应。

（四）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模式

牛津大学走产学研（Business，Learning and Research）结合的道路既是英国社会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作为高等院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模式——大学科技园率先在美国诞生，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70年代初，英国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剑桥大学科技园，由此引发了英国高等院校兴办科技园的第一次高潮。在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导下，特别是在剑桥大学科技园的示范作用下，牛津大学的科技产业开始起步。80年代末，牛津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即莫德林科技园区（Magdalen Science Park）。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鼓励高等院校参与竞争，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因此，牛津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牛津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Isis Innovation Limited）和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Begbroke Science Park）成绩斐然，受到全球的瞩目。

1.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创办

牛津大学是现今欧洲最具创新活力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在创造就业机会、财富、技能以及创新方面也走在英国大学的前列。牛津大学不仅在英国知识转让和商业衍生领域居于领先地位，而且还是制定大学知识产权政策的开拓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该公司在科技成果转化、专利申请以及创建衍生公司方面为英国大学树立了榜样。

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创办于1987年的牛津大学研发有限公司（Ox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td.），该公司于1988年被重新命名为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它是牛津大学的独资技术转让公司，其业务主要是管理和经营牛津大学的知识产权事务；与牛津大学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一道通过授予专利权和签发许可证、创建衍生公司、提供咨询以及销售高科技材料等方式，确认、保护和营销科技成果如生物和物理科学材料；为研究者提供商业咨询，资助专利申请和诉讼费，协商开发和达成创建衍生公司协议等。公司负责牛津大学所有科研活动领域的科研成果的专利申请和转化业务，包括生命科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等学科领域。

自1997年以来，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已创办了66个衍生公司，为牛津大学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股份利润。目前，这些衍生公司的市值约为20亿英镑。公司平均每周提交一份专利申请，管理着400多个专利申请族（patentapplication family）和200份专利许可证协议。^[76]2001年6月，在首次举行的“英国最具创新活力大学”的评比活动中，牛津大学击败剑桥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而一举夺魁，其创新能力让同行刮目相看。

2008年，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产值从过去的350万英镑增加到470万英镑，对牛津大学的贡献从170万英镑增加到250万英镑。技术转化协议签署的成功率从过去的50%，增加到74%。^[77]通过科技转化，牛津大学不仅获得了许多知识产权，使得大学资金来源多样化，扩大了财政自主权，而且，还为牛津大学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科研队伍。正如牛津大学前副校长考林·卢卡斯爵士（Sir Colin Lucas）所指出的：大学确实要对经济做出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是探索事物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大学的事业在于从物质方式和精神方式两个方面探索整个人类的经验及其自然环境，教会青年人去思考，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这些都是大学的使命，毕竟推动经济的发展只不过是大学一个方面的功能。^[78]

2.高科技园区的创建

牛津大学参与科技园的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牛津郡经济合作伙伴组织（Oxfordshir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成员。牛津郡经济合作伙伴组织成立于1988年，融牛津郡地区的商务机构、地方当局、高等院校和企业为一体，旨在打造世界级的经济产业带。在该产业带中，有1 500家高科技企业与牛津大学建立了联系。牛津大学在其周边区域先后创建了2个高科技园区，分别是莫德林科技园区和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它们与附近的牛津郡的米尔顿科技园区（Milton Science Park）一起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高科技产业带，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被称之为促进地区商业群体成功崛起的“经典范例”。^[79]这里仅以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为例。

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的前身是贝格布鲁克山农场（Begbroke Hill Farm）。1998年，牛津大学出资买下这一地块。从1999年起，该地块成为牛津大学材料系的所在地，并很快吸引了很多技术创新公司到这里落户，寻求与大学开展研究领域的合作。科技园开始在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环境技术、汽车和材料领域为产业提供研发、教育和培训、技术转让以及高端服务。至此，占地10英亩、投资2 500万英镑的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逐步形成，并于2000年6月22日正式开园。时任英国科学和创新部大臣的塞恩斯伯里勋爵（Lord Sainsbury）出席了开幕式并指出：“科技界与产业界的合作可以为英国在创造财富和就业方面发挥宝贵的作用。”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科林·卢卡斯爵士则相信，集产学研为一体的贝格布鲁克科技园一定能够成为其他科技园的典范。^[80]

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是欧洲第一批高科技园区之一，实现了将牛津大学在材料、化学、物理和工程领域的一流科研与英国一流企业所属的技术创新公司和商业实验室融为一体的办园目标。为了更好地为科技园区内和即将入园的企业服务，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建立了创新技术和企业服务中心（Begbroke Cent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其宗旨在于为那些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的创业公司和衍生公司提供独一无二的企业发展环境。与此同时，该中心还定期举办发布会，让科技园区内的企业了解牛津大学世界一流的科研项目，提供与专家交流的机会。目前，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的主要高科技公司和企业有28家之多，涉及水生物科学、临床生物医药、法医光纤鉴定、生物传感器、基因技术和基因组学、激光医疗诊断、离子治疗、纳米材料、汽车安全保障系统和科技咨询等高科技领域。

2003年，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会同牛津大学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和萨德商学院等单位联合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促进大学专利转化项目的建议书，得到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支持，申请获得了英国高等教育创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100万英镑的经费支持。科技园利用该笔经费设立了两类企业研究员职位（enterprise fellowship），分别是技术研究员（technology fellow）和商务研究员（business fellow）。担任技术研究员的人是那些一直在从事科学研究并持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专利的人，其主要职能是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创业公司。担任商务研究员的人则是那些有科技产业经验和MBA专业背景的人，其主要职能是协助技术研究员进行项目谈判和商业运作。2004年，英国政府在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向全英大学科技园区推广了由政府、大学科技园和私人投资共同参与支持的“高等教育创新基金”项目，形成了一个多方关注、互利共赢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平台。^[81]2005年，科技园又增设了知识转让研究员职位（knowledge transfer fellow），其主要职能是与大学的教学系部和校外企业持股人设计和开发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重点的课程、研讨会、网络和其他学习活动。^[82]

在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还设有牛津大学知识转让合作办公室（Oxford University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Office）。该办公室是为刚毕业的学生提供一个能在具有战略潜力的项目公司里工作的机会，将学术研究转化成技术创新。

在招商引资、与企业联姻的同时，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还致力于提供各种教育和教学活动，例如提供学习设施、举办专题报告会、开设研讨会、认证课程等。科技园基础课程涉及两个快速发展的科技领域，即纳米技术和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园既为中学生举办专题报告会，启迪科技创新和商业开发的意识，又为非专业人士开设研讨会，介绍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创新成果。同时，科技园还为大学相关专业提供实习基地。

由此可见，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是将产学研融为一体、形成新的合力的最好示范。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依托牛津大学强大的科研队伍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借助企业的研究资金，使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商业机会，最终达到大学和企业的互惠互利。

牛津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就与教会和王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创建初期，牛津大学就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大学的教师、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都在为教会服务。作为回报，罗马教廷赋予牛津大学各种特权，使之成为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的组织。当英国的王权与罗马教廷决裂后，牛津大学又与政教合一的王权联姻，为英国国教会和政府培养管理精英，而作为回报，牛津大学得到了独立的自治地位和经济上的大力资助。当19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与英国国教正式脱离关系后，牛津大学又成了保守党的大本营。尽管有一段时间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但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牛津大学一直被视为培养精英的摇篮和进入仕途的后备人才基地。

作为一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跟随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革，走在英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前列。牛津大学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式的，这一点也反映了英国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继承传统对于牛津大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传统，学院制的牛津大学今天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传统，“牛桥大学模式”才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朵奇葩。牛津大学最独特的传统就是学院制，而学院制的传统则在于学院制、寄宿制和导师制的有机构成，这成为牛津大学的灵魂。尽管它也有不少弊端，但牛津大学却从中找到了其存在的价值和优势，并传承至今，成为牛津大学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法宝之一。当然，牛津大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根据时代的精神进行创新，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以及服务社会方面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和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迄今为止，人们依然愿意把牛津大学看成是以人文学科见长的世界知名高等学府。但实际上，自二战以来，随着其自然科学学科的长足发展，牛津大学已成为一所文理并重的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发展自然科学学科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牛津大学改变了以往为少数人提供精英教育的模式，开始以平等主义的理念提供精英教育，学科范围不仅仅限于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而开始拓展到现代人文学科和现代科学领域。学生的构成逐步多元化，使以往凸现贵族特色的英国大学转变成为平民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做得出色。这些变化反映了牛津大学自我调整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及其灵活性。

牛津大学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教学功能，因此，在20世纪初它就成为世界一流的教学型大学。但是，随着欧洲大学的现代化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牛津人逐步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并奋力直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使牛津大学成为文理学科并重的现代化大学，教学和科研得到了均衡发展。由于牛津人不很重视甚至排斥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对产学研一体化进行探索，例如，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创办，以及莫德林科技园区和贝格布鲁克科技园区的创建等。牛津大学终于冲破传统的羁绊，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进而推动了牛津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牛津大学对英国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自中世纪形成以来，牛津大学为英国统治阶级培养了大量的社会精英，这些毕业生在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精英阶层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牛津大学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因为牛津大学培养的英国首相、议会议员、主教、知名学者以及外国政治家等，都成为牛津大学扩大其影响的活广告。这些人不仅为牛津大学带来了重要的社会效益，而且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牛津大学一流的科研和学术成果不仅为牛津大学带来了诸如诺贝尔奖这样的声誉，而且通过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艾西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等为牛津大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牛津大学还吸引了大批海外的优秀学者和学生前来任教和求学，这更加提高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牛津大学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注释】

[1]关于牛津大学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英国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其中，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亨利·阿斯顿（Trevor Henry Aston）在他总主编的《牛津大学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八卷本中分为6个时期：（1）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形成初期至1500年）；（2）16世纪时期（1500年至1600年）；（3）17世纪时期（1600年至1700年）；（4）18世纪时期（1700年至1800年）；（5）19世纪时期（1800年至1914年）；（6）20世纪时期（1914年至1990年）。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爱德华·马利特（Charles Edward Mallet）在他主编的《牛津大学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三卷本中分为3个时期：（1）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形成初期至1500年）；（2）16世纪和17世纪时期（1500年至1700年）；（3）现代牛津时期（1800年至1924年）。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布豪斯（Christopher Hobhouse）在他著的《牛津大学的过去与现在》（Oxford As It Was and As It Is Today）一书中分为6个时期：（1）中世纪时期；（2）文艺复兴时期；（3）宗教改革时期；（4）古典的牛津大学；（5）19世纪的牛津大学；（6）现代牛津大学。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普雷斯特（John Prest）在他主编的《牛津大学插图史》（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一书中分为3个时期：（1）从12世纪开始；（2）从宗教改革开始；（3）从19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著者注

[2]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23.

[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M］.陈维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

[4]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Aston，T.H.（e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22.

[5]J.I.Catto.The Early Oxford School［M］//Aston，T.H.（ed.）.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25.

[6]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01.

[7]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287-290.

[8]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1

[9]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62-167.

[10]捧持，牛津、剑桥大学校长权标的属员。

[11]圣灰星期三，基督教的一个节日，也称“圣灰节”。一般为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在圣灰节，人们会洒灰于头顶或衣服上，以表明悔改或懊悔。

[12]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89.

[13]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4.

[14]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59.

[15]1534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颁布的第一个《至尊法案》。

[16]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94.

[17]1559年的《至尊法案》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颁布的第二个《至尊法案》。

[18]安立甘宗（Anglican Church），也称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或（英国）圣公会，是继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和东正教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的基督教第三大教派。“安立甘”是英文单词“Anglican”的音译，意思是“英国国教会的，英国圣公会的；英国的，英国人的，英国文化的”，作名词的意思是“国教徒或圣公会的信徒”。

[19]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8.

[20]［德］彼得·扎格尔.牛津历史和文化［M］.朱刘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9.

[21]Oxford.University Statues and Regulations［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2]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47.

[23]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14-315.

[24]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36.

[25]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213.

[26]［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3.

[27]杨贵山.权威与信誉的象征：牛津大学出版社［J］.出版参考，2001（3）：29.

[28]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11.

[29]裘克安.牛津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37.

[30]亨利·萨维利爵士（Sir Henry Savile，1549～1622）毕业于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曾任伊丽莎白一世的希腊语教师、默顿学院院长和伊顿公学校长。1619年，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资助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几何学教授职位和天文学教授职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还有不少由个人赞助设立并命名的教授职位。

[31]威廉·萨德利爵士（Sir William Sedley，1558～1618）是肯特郡的一位贵族。根据他1618年的遗愿，牛津大学用他捐赠的2 000英镑购置了一块房产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自然哲学教授职位，这是牛津大学最早的自然哲学教授职位。

[32]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244.

[33]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52.

[34]Nicholas Tyacke.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V［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805-807.

[35]顾明远，梁忠义.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213.

[36]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56.

[37]E.G.Will.University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A Study of Henry Halford Vaughan 1811-1885［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1.

[38]S.L.Ollard.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M］.Oxford：Mowbray，1963：12.

[39]伊拉斯都认为，基督徒的罪孽应该由国家惩处，而不是由握有神圣旨意的教会来进行。这一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国家在教会事务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伊拉斯都主义。

[40]S.L.Ollard.A Short 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M］.Oxford：Mowbray，1963：10.

[41]Basil Willy.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M］.London：Chatto ＆ Windus，1995：76.

[42]T.H.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M］.//D.J.De Laura（ed.）.Newman’s Chronology.London：W.W.Nortor ＆ Company，1968：XIII.

[43]S.J.Curtis.History of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M］.London：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Ltd.，1967：451.

[44]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63.

[45]John Prest.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63-65.

[46]皇家调查委员会在英联邦等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针对重大事项或有争议的问题如政府组织机构、少数民族待遇、公共事件以及经济问题等由国家首脑如君主和总督根据政府的建议成立并授予专利特许证（Letters Patent）的重要公共调查组织。政府一般都为皇家调查委员会制定“受权调查范围”（Terms of Reference）以及运行终止日期。委员会通常由一位知名人士担任主席，其成员大多为退休的高级法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发布，其内容包含有调查的结果以及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政府可以对报告的建议内容进行立法，也可以不予理睬。委员会运行可以持续数年。

[47]［英］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平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31.

[48]《大学财政法案》实际上是《1877年大学改革法》（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Act of1877）。因为此次改革法主要涉及大学的财政改革，所以一些史学家将后者也称之为《大学财政法案》。

[49]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340.

[50]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32.

[51]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430-432.

[52]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the Twentieth Century，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349.

[53]Vera Brittain.The Women at Oxford：A Fragment of History［M］.London：Harrap，1960：238.

[54]牛津联盟会（The Oxford Union Society），也称牛津联盟（The Oxford Union），是英国牛津城的一个辩论协会，其成员主要来自牛津大学。牛津联盟成立于1823年，是英国第二个最古老的大学联盟（剑桥联盟会历史最长），以其激烈的唇枪舌剑而闻名于世，是许多英国和其他国家未来政治家一试身手的好地方。需要指出的是，牛津联盟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人们经常将牛津联盟与牛津大学学生联盟（Oxford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简称OUSU）搞混，后者则是隶属于牛津大学的学生组织。

[55]Charles Edward 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Vol.III［M］.London：Methuen ＆ Co.LTD.，1924：167-169.

[56]Jack Morrell.Science at Oxford 1914-1939：Transforming an Arts Universit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434-435.

[57]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Returns from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ceipt of Treasury Grant 1928-1929［G］.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30.

[58]Brian Salter ＆ Ted Tapper.The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M］.England：The Woburn Education Press，1994：201.

[59]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5

[60]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6.

[61]http://www.ox.ac.uk/research/about_research_at_oxford/index.html［OL］.［2009-10-12］

[6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Calendar 1923-1924［G］.

[6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Calendar 1974-1975［G］.

[64]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11.

[65]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18.

[66]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12.

[67]Brian Harrison.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the Twentieth Century，Vol.VI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262.

[68]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hybrid.asp？typeCode＝430＆pubCode＝1＆navcode＝105［OL］.［2009-12-18］

[69]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43.

[7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J］.1966（13），（23）；1987（7）；1990（1012），（1013）.

[71]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为了响应英国政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呼声，满足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成立了以伍斯特学院院长奥利弗·弗兰克斯为首的弗兰克斯委员会，委员会对牛津大学的内部管理、财政、招生和学科调整进行调查并提出改革建议。委员会由7人组成，弗兰克斯任主席。1966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之后，牛津大学的内部改革随即展开。

[7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J］.1966.

[73]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64.

[74]Joseph A.Soares.The Decline of Privilege—The Moder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64.

[75]http://www.gtc.ox.ac.uk/about-gtc/history-and-architecture/the-merger.html［OL］.［2009-10-14］

[76]http://www.ox.ac.uk/about_the_university/facts_and_figures［OL］.［2009-10-11］

[77]http://www.isis-innovation.com/about/index.html［OL］.［2009-10-11］

[78]［英］考林·卢卡斯.21世纪的大学［G］//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一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6—88.

[79]郭晓娟.加强孵化器功能，促进专利产业化——英国牛津大学科技园的成功之道［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6（2）：62—64.

[80]http://www.ox.ac.uk/gazette/1999-00/weekly/220600/news/story_1.htm［OL］.［2009-12-18］

[81]郭晓娟.专利产业化与大学科技园建设——以牛津大学科技园为例［J］.东岳论丛，2006（2）：194—195.

[82]http://www.begbroke.ox.ac.uk/business/enterprise_fellowships.php［OL］.［200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