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办学的全球背景的分析介绍

一、国际化办学的全球背景

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IAU）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世界大学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11年世界大学排名（THES）指标包括五个方面，分别为“授课”、“论文引用影响”、“研究”、“国际师资和学生以及教师和学生比例”、“工业收入”。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涉及“研究”、“教育”、“毕业生”和“国际化”四个领域，其中“国际化”以“外国学生比率”和“外国教授比率”作为评估指标。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确定为一项教育发展战略，并明确指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根据纲要精神，教育部把“深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确定为2011年度工作要点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巩固双边和多边教育磋商机制，拓展区域合作平台；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制定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规划，完善孔子学院发展机制；全面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并扩大公派出国留学规模，提高国家公派留学质量效益；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等等。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201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本年度中外合作办学、海外办学、留学生输入与输出、教育国际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201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民间教育国际交流要扩大开放共享，充分利用合作办学、科研等各种平台和渠道，促进中外教育优势互补，办好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学位互认、学分转换等教育国际规则制定，促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要创新工作模式，着眼全方位对外开放需求，整合开发社会资源，培育整体优势，打造扶持品牌项目，增强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的活力。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形式上是一种教育合作，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教育资源的共享。但是，从办学主体的意图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合作即竞争”，教育合作是为了提高国家在世界教育领域的竞争力，扩大国家对资源特别是人才和财富的占有份额，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其次，作为一种全球战略，合作即共同担当。教育合作是应对全球问题和人类生存困境，优化人类生存大环境的努力，办学主体所追求的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份额和对整个世界的积极影响。从整个国际教育状况来看，前者表现得更为明显。

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对待始于近代英国，而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得最为全面和充分。17世纪，英国作为号称“日不落国”的殖民帝国，试图通过在殖民地推行英国式教育、推广英国文化、培养殖民地精英来巩固其殖民统治。从1636至1769年间，英国先后在北美资助创办了包括哈佛学院、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费城学院等在内的九所高等学院，这些学院都是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蓝本“设在海外的英国学校”。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承认美国的主权，对美国教育的影响逐渐削弱。随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受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影响，特别是德国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对美国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10年作为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柏林大学创办后，美国主动吸收德国大学制度进行大学改革，全面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美国的高等教育稳步发展起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仅成为经济发达的超级大国，也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教育强国。为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谋求全球领导地位，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把推行“国际教育”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此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输出阶段，教育输出从而成为美国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至此，美国的高等教育完成了从输入别国大学理念和模式到全面向海外输出本国教育资源的转型，逐步成就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优势地位。仅仅经过300余年，美国通过输入世界教育资源积聚力量，然后以占突出优势的高等教育资源全面影响世界，形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美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相比，这一模式具有几个突出特征:一是以世界视野、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提升综合国力、培育国民世界精神和全球意识的国家战略；二是自觉构筑文化熔炉，通过设立海外文化研究机构和资助海外留学等方式了解他国文化，锻造多元合一的“文化合金”，把高等教育置于世界主义框架之下；三是把输入智力资源和文化精华与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巩固国家在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的作用；四是扩大国际教育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内扩大留学生教育，国外扩大合作办学，通过教育输出增加大学的经费收入；五是充分尊重大学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通过宏观调控和财政支持引导大学的发展方向。通过这一模式，不仅确立了美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绝对优势，也使美国在科技、经济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由于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在加强国家综合实力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政府自觉地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确立为一项长期而稳定的国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际教育的介入。留学输出方面，除了支持传统学生海外留学外，2001年联邦政府正式启动“吉尔曼奖学金”项目，向有意赴海外进修的美籍低收入家庭、社区学院学生、残疾学生以及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提供为期一年的海外研习机会，鼓励这些学生到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外的留学目的国学习，以增加学生对这些地区文化的了解，同时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2004年1月国会拨款25万美元成立“亚伯拉罕·林肯海外留学委员会”，负责制订美国学生海外留学的国家发展战略，扩大海外留学。2005年11月该委员会发布了《全球竞争力与国家需要:100万人留学》的报告，计划到2017年每年派出100万大学生到海外学习，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高校本专科年度毕业人数的50%。方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政府自2007年起拨款5000万美元启动新的留学资助项目，而且逐年追加资金，到2011年年度金额达到1.25亿美元。2009年美国参议院出台了《2009年参议员保罗·西蒙留学基金法》，将海外留学教育正式确立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一部分。留学输入方面，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综合改革法》，给予外国留学生的临时工作H-IB签证由每年6500个增加到11500个，绿卡名额增加到29万个；另外，决定给所有在美国大学接受高等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外国学生免除临时工作签证与绿卡配额的限制。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首次联合举办了以加强国际教育为主要目的的“美国大学校长国际教育论坛高峰会议”，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美国政府欢迎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到我们的大学来，我们正加紧工作以便让他们能够来到美国读书”。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我们的大学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打开大门”。《门户开放》（Open Doors）颁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秋美国国际留学生数量已从2000年同期的54万余人上升至69万余人，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20%。其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达到29万余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43%。2010年美国各高校中的国际学生比2009年又增加了3%，创下了历史纪录。^[1]智力资源输入方面，2006年1月美国政府把“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纳入美国2007财政年度“科学交流计划”预算中，大幅增加经费。2009年国会拨款达到2.35亿美元，并将每年资助的人数增加到7500人。这是一项美国和大约150个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始于1946年，旨在吸引未来科学的技术领袖人物。到2010年初，有大约30万人参与该计划，其中已有40人获得诺贝尔奖。境外办学方面，美国的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也在逐年增加。联邦政府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咨询工作组（IAWG）的财政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美国有大约175个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联邦政府直接投资达10亿美元。2008年交流项目扩充到250个，政府投资已达15亿美元。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也直接促成了大量世界高水平大学。这些大学在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各方面都有着优异的表现。在2011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进入前200名的美国大学达到75所，进入前100名的有51所，进入前10名的有7所，可以说，美国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高水平大学。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受“美国模式”的深刻影响。与美国相似，日本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一个从教育资源全面输入到成熟后进行教育输出的历程。战后日本进行了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蓝本的教育改革。虽然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缓慢。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日本积蓄了充足的经济实力，80年代后日本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增长形式，也为了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步伐大大加快。1981年中曾根内阁提出“引进10万人留学生计划”。进入21世纪，开展了“日本留学试验”，以吸引世界各地优秀学生到日本留学。从2001年开始，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量增长速度加快，2004年入学人数已超过10万。2004年开始实施大学法人化改革，主要目的是提升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增强日本高校的国际竞争力。2008年7月日本政府拟定了在2020年接纳30万留学生的目标。文部科学省为配合“30万留学生接收计划”，进一步推动大学对外交流，启动了“全球化30”（Global30）项目，计划挑选30所日本大学开设全英文授课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到2009年8月，全国有13所大学入选，入选的学校优先得到政府给予每年2亿到4亿的财政资助，连续资助5年。同时，日本加快了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实施以培养未来世界学术前沿研究者为目的的“学术前沿学生交换项目”，和以培养亚洲和其他国家的未来领导者为目的的“年轻领导者项目”。从总体上看，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吸引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为振兴日本的经济与科技、谋求国际政治地位所采取的行动。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在冷战结束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与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相抗衡以提升欧洲的影响力，欧盟各成员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进入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999年欧盟通过《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首次正式提出“加强欧洲高等教育之间的相容性，逐步建立协调、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计划，开启了“博洛尼亚进程”。“博洛尼亚进程”的主要目的是整合欧盟高等教育资源，贯通欧盟内部高等教育体系。从高等教育体制兼容性、学历和学分互认、学生自由流动、教师自由流动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行动办法。欧盟2000年3月召开的里斯本首脑会议决定，到2010年要把欧盟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成全世界质量教育的样板，使欧盟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学生和研究人员深造的首选目标。这样，一方面可以整合欧盟内部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使欧盟能够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2001年欧洲教育部长会议上通过《布拉格宣言》（Brogue Declara-tion），进一步探讨落实“博洛尼亚进程”的措施，并提出期望能够在2010年建立一个统一的、高质量的、具有吸引力的欧洲高等教育市场。在欧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伊拉莫斯计划”（Erasmus Mundus）发挥了重要作用。此计划始于1987年，具体行动内容包括促进学生交流和提高师资能力两个方面。在促进学生交流方面，一个国家的学生可以到另外一个欧盟国家学习3～12个月，学分根据欧洲学分体系得到确认；教师培训方面，通过教师交流、联合备课、强化集训、专题联网等形式提高师资水平。到2007年底已有31个国家参与此项目，每年超过15000人参与此项目。欧盟委员会希望到2012年参与此项目的总人数达到300万。除了欧盟内部的高等教育合作，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区域也建立了多方面的合作，对非欧盟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非欧盟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到欧洲留学。为了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欧盟学习，欧盟委员会2002年发起面向亚洲的援助计划“Asia-Link”，以吸收更多的亚洲留学生。1999年欧盟接收非欧盟留学生的人数只有19万人，到2004年上升到53万人。2004年出台的“Erasmus Mun-dus（2004—2008）”项目主要向第三世界提供硕士课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欧盟留学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为了了解其他发达国家和一些快速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等情况，促进国际交流，欧盟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来鼓励欧盟学生到非欧盟国家留学。例如，2004年欧盟国家到中国留学的人数只有295人，到2006年已扩大到9000余人。欧盟还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相关的协议来推动欧盟国家的学生到非欧盟国家学习。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国家到非欧盟国家留学的学生数量快速增长。

俄罗斯联邦的高等教育在苏联解体后最初的几年进入一个低谷。因苏联解体和教育质量下降，导致来自独联体各国的学生人数从1993～1994年度的8万余人下降至1998～1999年度的3万余人。为了改变现状，尽快恢复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发展，俄罗斯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基涅寥夫在1995年指出，要使俄罗斯教育在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实现三个转变:一要满足当前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需要；二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三要实现国际化。此后，联邦政府加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协议等方式，推动并提高本国科研学术水平。1997年，俄罗斯高等学校已与世界68个国家签署了143份政府间和部门间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教育改革措施的实施使苏联时期积累起来的教育资源，如教学与科研实力、社会人文传统以及在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重新发挥作用。2002年，联邦政府决定将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作为联邦教育发展大纲中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并向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开放奖学金项目。俄罗斯相对低廉的学费和国家奖学金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特别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2003年，为了更好地融入欧洲高等教育区，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2006年俄罗斯留学生人数达到6万余人，占全球留学总人数的2.2%；到2009年则发展到13万余人，占全球留学总人数的4.1%。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呈加速趋势。

与美、日、俄和欧盟相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更多的贸易特征，开拓海内外教育市场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加拿大的高等教育留学输入和教育输出是其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启动了大量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此后，加拿大留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尤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增长速度最快。1997年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在加拿大大学和学院联合会上指出，“出口教育商品与服务是加拿大的一项大生意”。教育输出已经成为加拿大的支柱产业。1999年留加学生人数达到4万余人，2008年达到9万余人。2008年留加学生为加拿大经济发展贡献了65亿多加元；教育国际化为加拿大增加了8万多个工作岗位，为政府增加税收近3亿加元，其中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留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达32亿加元。^[2]国际教育不仅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收益，留学生在学习期间亲属、朋友等进行探望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教育输出也是其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杰克逊委员会出台《杰克逊委员会关于澳大利亚海外援助项目的考察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国际贸易教育服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兴产业”。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根据杰克逊委员会的建议出台了新的留学生政策。1988年制定的《高等教育资金筹措法》明确规定，所有赴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必须缴纳全部培养成本，并于1990年起取消学生资助项目。此后，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收入逐年增长，并成为其第三大贸易出口部分。鉴于“博洛尼亚进程”使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增强了欧盟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原澳大利亚的亚洲生源流向欧盟，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与博罗尼亚进程保持平行，使本国的高等教育与欧盟的大学体系接轨，以促进学生在澳洲学校和欧洲学校之间进行流动。2005年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比例达到19.3%，创下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国际学生比例的纪录。同时，澳大利亚也加强了境外分校、远程教育、加盟办学和合作办学等形式的教育输出。澳大利亚教育国际（AEI）在推进教育出口产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协调着国内教育产业与外国政府和公司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则为教育输出提供市场营销支持，在全球推广澳大利亚教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