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的分析介绍

四、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

全球化媒介广义是指在瞬间能够把信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使各国公众就像同一个村庄的村民一样直接获取信息的媒体,包括全球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狭义是指国际互联网及其多向、立体、互动的信息传播效应。媒介全球化不仅是今天媒介工作者的一种观念,而且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种行为,因为他们在新闻报道中不得不把眼光转向世界,他们的足迹也随之踏遍世界各个角落。

1.全球化媒介的雏形

全球化媒介是和全球化运动相辅相成的产物。理想的全球化状态是全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各国经济一体化、政治事务密切合作、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与和谐相处。全球化媒介是全球化运动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具有把世界变成全球村的功能,要求各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接收、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技术条件和权利。全球化媒介是世界整体步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果,除个别国家的统治者惧怕网络的普及发布于己不利的信息,因而加以控制外,多数国家实行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不再堵塞信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网络技术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已经形成一个快速、立体、交叉的世界共用的媒体雏形。跨国媒体公司和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扩张到全世界,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送到了全球各地,形成了传统媒体的全球化。通过合资企业和其他经济上的结盟形式,各国媒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整合,许多信息产品通过数字传播走向世界,媒体的生产和消费也出现了全球化倾向。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跨国的主流媒体的权力剧增,发达国家的政府难以对其全面控制。它们有支配全球意识形态的实力,像一个操控人类思想的新型帝国,企图充当各国民主的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全球传播,各国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是推动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各国人民稳步达到全球化的预定目标,需要全球传播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全球化的结构性变革。在现阶段,大众媒介都受民族国家或跨国集团的控制,互联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国的控制,只能是民族国家的媒介,在本质上是和全球化对立的。联合国这个世界各国最大的联盟没有创办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出现“UN”的媒体,但现在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超越国界的少数新闻集团和大型网站。它们一面发出全球化的声音,一面为一些经济集团的利益而忙碌。无论作为经济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全球化都缺少与其匹配的国际传播实体与传播内容,这不能不滞缓全球化的有效进程。

2.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国家间的信息与文化交流或宣传活动称之为国际传播,而狭义上的国际传播是指利用广播、电视、报纸、通讯社等传统媒体向其他国家发送新闻或文化产品开展宣传战。1927年,荷兰有家电台以短波的方式向当时的殖民地印尼进行广播,是最早的国际广播,被认为是国际传播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广播迅速发展,覆盖面广,发挥了战争宣传的威力,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依据经济、政治、传播设施的实力,垄断了国际传播,形成了单向的、控制世界信息的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的阅听群不是指本国受众,而是指对象国的受众,其内容带有鲜明的政治宣教色彩。作为西方强国控制世界的手段,国际传播反映了世界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话语权,形成了以单向流通为特色的媒介霸权,国际传播不平衡的制造者成为最大的传播者,即国际传播的中心国家。被倾销信息的边缘国家成为传播不平衡的受害对象;而边缘国家总是充当中心国家的配角。1979年,卡尔·诺顿思丞与赫伯特·I．席勒编辑出版的《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一书,将“国家主权”作为分析当时国际传播问题的关键概念,认为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害。

随着全球化思潮和媒介全球化的出现,全球传播开始兴起。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跨国、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倾泄。随着媒介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的界限和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受到更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全球传播的冲击。

全球传播是指在全球意识引导下,以认识到地方性事件具有全球性、相互承认文化差异的全球主义为基础,以网络媒体为主要形式的对各国的信息传播。全球传播建立在价值观、知识、利益三个层次上,是对诸如义务、合作、同情、差异性、平等参与等人类正确价值取向的选择,但政治标准与技术能力差异也在阻止各国的这种选择。伴随资本、人员、信息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成为全球传播的一部分,网络正在不断整合全球意识。全球传播中“超国家领域”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响,传播的不平衡依然存在,美式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和虚拟影像文化在各国迅速倾销。

全球传播不同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按照单向或双向模式、线性或循环模式传播信息,全球传播则呈现出蜂窝模式,表现为网络互动形态。在全球化时代,一条重要的信息一旦出现在网络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者都能发出信息与之呼应。正像蜂窝的多维、互接的均衡结构一样,传播者如同蜂窝上的每个小巢,成为信息的发出和接收单位。全球传播模式以先进文化为中心,以信息路径整合人类的认识,达到先进文化世界化的目标。任何先进的民族文化,在蜂窝模式的辐射中,被不断充实、修补而成为一种全球文化。

3.全球传播的平等权利

从1973年开始,当时的不结盟国家发起对世界传播秩序的批评,针对国际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和西方国家的“单向传播”与控制,提出“消除信息领域的殖民化”、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不结盟国家认为,世界信息的流通处于不合理、不平衡状态,发达国家控制了优势的传播手段和信息决断权,歪曲了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权被剥夺了。这种信息依附关系是殖民地的后遗症,必须改变不平衡的世界信息秩序,保障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参与国际信息交流的权利。发达国家应为实现上述目标显示出诚意,提供援助。

以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控制的媒介反对这场运动,不赞成争取“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这一运动干涉了新闻与信息的自由流通原则。信息传播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是贸易事宜,应按照商业逻辑来操作,不存在谁控制和被控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内控制信息,对外反对别国的信息自由流通,但又争取本国政府在全球的信息自由,是自相矛盾的,是不能接受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声讨虽然态度坚决,但“这场运动的许多做法只是‘乞讨’,要求西方媒体缩减赢利性经营(同时得不到任何回报),要求西方政府本着博爱精神为第三世界通讯事业投资或捐赠资金。确切而言,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17]

落后国家获得全球传播的平等权不能倚仗发达国家的让步。全球化本身是一场竞争,任何国家都不会把信息传播优势让给别人,传播的平等权只能靠各国自己去争取。争取的道路只能有一条,即重视经济的增长,支持本国传媒的快速发展,以民主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媒介市场。传播内容始终是全球信息秩序的标杆与旗帜,传播人民的解放、平等、幸福和人道主义,对别国受众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占据传播强势的地位。媒介如果缺少人民的声音,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真相,时时充斥着统治者的发号施令和对统治者的赞美,要求世界各国受众为之欢呼,是同人民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合理的秩序。

在数字化传播时代,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更加拉大,传播的不平等更为明显。在20世纪末,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目前世界性大型数据库近3000个,其中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设在美国。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的家庭87%拥有电脑,68%家庭上网,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7%有电脑,2%与因特网相联。^[18]显然,西方国家及其居民处于全球传播的优势,与其说这是“文化帝国主义”,不如说这是信息技术发达和信息工具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传播权的平等不仅在于国家是否有大型的媒介,公民手中是否有更多的电脑,而且更在于公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和多少信息,是否有权掌握和利用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

全球传播的平等权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中自然实现的。世界上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技术与工艺,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化世界,也是一个有社会结构、社会制约及其稳定形式的世界。以变动为特性的人的活动正以不同方式造成各种文化,人民的自愿接受是信息秩序的基础。先进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必然走向世界,落后文化只能是民族的,甚至仅属于少数落伍分子。这种文化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必将最后消失。全球信息秩序从来都是先进文化流向落后文化区域,如果强使落后以至反动文化逆向进入先进文化区域,只能是一种幻想。面对技术、社会、政治的新现实,工业化时代的思想越来越使人感到格格不入,在今天,只有把说明世界发展方向的真实信息和人类生活的真相传播给全球,平等分配信息权才有实际意义,并会自然实现。

【练习与思考】

1.掌握黑体字的概念。

2.叙述原始新闻产生的原因和形态。

3.印刷媒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4.论证各种电力媒介的形态。

5.如何认识新闻媒介的特点与性质?

6.谈谈你对媒介全球化的认识。

【注释】

[1]《世界上古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3]参见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参见[德]亨利希·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5]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6]郭步陶:《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页。

[7]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2页。

[8]参见陶涵:《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9]参见[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10]《麦克卢汉精粹》,第456页。

[11]据世界报业协会2002年公布的资料。

[12][美]G.威尔:《日报期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71页。

[13][加拿大]弗兰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14]栾轶玫:《从“传统广播”到“播客广播”———广播进化的理论路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9期。

[15]郝黎:《传播理论发展的人性化思考》,载《新闻前哨》2004年第5期。

[16]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17][美]爱德华·赫尔曼等著:《全球媒体:全球媒体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18]陈庆修:《数字化新概念》,载1999年6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