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第一节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应当说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全球化最早由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视角给出全球化的定义。

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

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年至1982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下野以后成为颇有影响的政论作家。1998年,施密特写作出版了《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一书。

施密特

施密特把全球化笼统地界定为世界五大洲之间、各国之间联系与接触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界定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他描述的四个全球化的事例分别涉及到社会文化(电视文化)的全球化,公司企业经营方针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他在围绕这些事例阐发的论述中谈到世界人口的爆炸,在短短几年内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成倍地增加,技术进步与先进技术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谈到贸易的自由化,工商企业经营的自由化,货币与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发达国家劳动岗位的转移；谈到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新格局。

达伦多夫：《论全球化》

拉尔夫·达伦多夫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家,在西欧政治文化领域独树一帜。1998年,他发表了《论全球化》^[1]一文,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引述他的观点。达伦多夫认为,“信息革命把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变成现实的空间。从电话经过电子计算机到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这是以前的任何技术发展所无法实现的”。

达伦多夫同样没有为全球化作出明确定义,但是他批评了目前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片面认识：“全球化的概念不仅被人们(错误地)想象为一条单行道的路线,而且还是一条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到所有方面、所有的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的道路。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而又危险的错误。”他认为,“全球化是具有极限的。它既有区域上的,也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事实上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98年发表了《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2]一文,明确地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对于市场全球化,必须要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使我们逐渐习惯于另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福利活动范围变得日益狭隘,看到人类共同承受的风险以及集体命运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社会科学绝对没有对全球化这个已经引起人们惊慌失措的事实状况和影响置之不理,而且少数几位社会学家已经用他们的时代预言向广大公众发出警报。”

贝克：《什么是全球化?》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3]一书中把广义的全球化概念划分为客观现实、主观战略与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使用了全球性、全球主义与全球化三个不同的概念。贝克写道：“全球性指的是,在封闭空间的设想全是虚幻的意义上,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集团能够与外界相互隔绝,所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文化、政治相互碰撞,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西方模式也必须为自己重新辩护。在这里,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的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

贝克

贝克提出了他的全球化定义。他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归根结底,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是否理解,这些都与可以感受到的日常暴力一起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一切都被迫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回答。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这些都是原来无法设想的。甚至政府也情愿让一些东西、人物、思想(毒品、非法移民、对于破坏人权的批评)在国外寻找出路。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做出的这一定义也是目前使用最多,最为权威的定义。因此,可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超越一国领土的大规模活动,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样一种经济状态,也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使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连成网络,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国和各种市场之间的距离。全球电脑网络可以使几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国际金融业务在瞬间完成,使资本流动、劳务市场、信息、原材料、经营与管理更加国际化,各国和各企业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国际市场。由于信息技术使全球信息自由传递和交易费用降低,促使所有产业部门争先应用新技术,使技术和创新能力取代传统的价格竞争,经济发展走上了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道路。商品、资本、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迅猛发展的潮流。

全球化是祸是福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它对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的全球性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引发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

国际游资的存在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金融投机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20世纪60年代的美元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表现了国际游资令人震惊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迅速,逐渐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对传统国家主权观念形成巨大冲击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上无法割断的联系,它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原本一国独有的部分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子公司绕过本国政府对他国制裁的禁令去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还可以影响到所在国的经济决策,这是对国家主权理论的一个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的政治协调功能,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功能。

当今超国家实体已经拥有其成员国的部分国家主权行使功能。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在推进经济合作、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被其成员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赋予一定的国家主权行使功能,欧洲联盟的一体化早已超出经济领域而有了共同体意义的独立政治机构与制度框架,甚至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和制宪会议。超国家实体虽然没有主权国家那样的权威,但是,它在主导地区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均被赋予了部分超国家实体的功能。

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在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1年1月欧元利率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

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

漫画：全球化使贫富差距加大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十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

过去几十年,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忽视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目的,导致市场、资本、技术和公司主宰一切,而世界整体的社会进步、人类大多数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主权受到很大忽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日益脱节,诸如各种犯罪、价值观丧失等社会问题因为全球化而恶化了。

漫画：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经济全球化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千年报告》中指出：“半个多世纪前,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时代,没有人想到,当代给予后代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未来会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和“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第一世界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第三世界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

确实有不少人断言全球化利大于弊,也有人说全球化弊大于利。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因为利和弊都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而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某些国际组织推行全球化运动,正像美国《世界日报》所说的那样,“代表着西方强势力量来领导这个全球化运动的正是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大部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给它们本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全球化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确实是利大于弊。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也许将来有极少数具有特殊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个时候从全球化中得益较多,但是,现在还无法证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像上述美国《世界日报》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金融殖民”,“技术殖民”,“转嫁环境危机”等。

反全球化运动

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愈演愈烈,从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发生大规模反全球化运动以来,人们日益注意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关注反全球化运动,首先关注的是什么人反对全球化。德国《世界报》2000年4月1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全球化及其反对者》的文章说：“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这是一支由许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队伍,他们中有环保和消费者利益保护者、社会活动家和工会组织、宗教界领导人以及呼吁和提供发展援助的人。”美国《世界日报》2000年4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防止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的文章说：“2000年4月16日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人主要是劳工。”

2007年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在德国召开,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也随之高涨。当地时间6月6日,大约1万人在会场附近进行抗议,还封阻了部分路段,德国警方在制止过程中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有警察受伤,并有一百四十多名抗议者被捕。

(资料来源：http://www.lqsjw.gov.cn/UploadFiles/200763224139734.jpg)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队伍是由许多国家的多种非政府组织和多方面、多阶层人士组成的,有相当的广泛性。在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又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反全球化人士中,有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会活动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消费者利益保护者、宗教界领袖,有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和劳工,有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阶层的人士。在反全球化人士中,既有全球化的直接受害者,又有全球化直接受害者的利益代表者。在反全球化这个共同目标下,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走到了一起,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反全球化人士走到了一起。

链接阅读

“博韦现象”：一个农民砸了麦当劳

若泽·博韦,是法国中部拉尔扎克山区一个养羊的农民,年近50,蓄着一抹很有特色的八字胡,抽着烟斗,一副典型的法国农民派头。他从1973年起经营着一个有几十公顷土地的农庄,养着一群山羊和肥猪,还生产羊奶酪。但殊不知老土博韦并不土,此前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农民出身,其父为堂堂的教授,卢森堡人,1971年加入法国籍。博韦曾进过大学哲学系,但中途辍学,后来自愿当了农民。1987年,博韦创建了“农民联盟”,这个仅有1.5万名会员的组织,与传统农会对立,影响却远远超过后者。

1999年,是世界全面认识博韦的一年。是年6月,博韦带领一帮法国农民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摧毁了“国际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试验田的3000株转基因稻秧；8月,他率众砸了法国南方阿韦龙省米约市的一家麦当劳；11月底,他带了250公斤法国羊奶酪出席美国西雅图全球化峰会。他之所以带羊奶酪,是因为当时美国对包括羊奶酪在内的部分法国农产品课以100％的关税。博韦一路分送奶酪,一路誓言反对全球化,特别是其流利的英语,使美国人民对其刮目相看,一时成为美国媒体明星,尤其是博韦砸米约市麦当劳之举,为其引来了一场备受世界主流媒体关注的“官司”。CNN等世界媒体领袖居然直播他两年后在米约市法院那小得只能容下几个人的法庭上的“官司”和博韦开着拖拉机到监狱服刑的场面。

西雅图峰会后,博韦走印度,去巴西,同世界各国的反全球化组织联络,成为反全球化专业户。然而,博韦因其破坏活动,屡次遭到法国警方监禁或罚款。但抓一次,老百姓同情一次。这个留着八字胡、烟斗不离手的农民,居然成为法国社会的反美斗士、环保和农村现存生活方式的坚定捍卫者。在法国一时出现了“博韦现象”,法国舆论将其称之为法国家喻户晓的连环画中抗击罗马人入侵的高卢英雄阿斯特里克斯(ASTERIX)的再现,是法国的“田野里的罗宾汉”。博韦反对美国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主导的全球化,认为我们所处的星球不是商品,法国有选择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世界上除了跨国公司外,还有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各国政府不能只充当跨国公司的代言人。

博韦砸了麦当劳

(资料来源：http://www.nmjyzx.gov.cn/UploadFile/2004786525672.jpg)

为什么反全球化?

德国《世界报》说：“他们反对全球化。他们说,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

美国《世界日报》说：“示威者最大的口号是抗议全球化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反全球化运动’打破了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的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揭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和隐藏的社会动荡因子。”

美国《世界日报》揭示了全球化反对者举行大规模抗议的共同主题：“抗议人群呼吁的是,世界经济强权正和一小部分跨国公司联手,打着帮助贫穷国家建设的招牌,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落后国家接受改头换面的金融殖民、技术殖民,并把环境危机等转嫁出去”,“世人所期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家的共同繁荣,是利益和资源更平等的分配,能够使人权和生存尊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可是,事实与人们期待的正好相反,“人们越来越看到世界经济议题背后的虚伪和不平等,以及世界经济体系背后日益严重的南北问题与贫富差距”。

一群反全球化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员,装扮成八国峰会首脑的大头娃娃模样,在德国东部城市罗斯托克海港边又跳又闹。各位领导人的大头娃娃脸上,还有一个皮诺曹式的长鼻子,借此讽刺八国峰会的空谈和不可靠。

(资料来源：http://zzwb.zynews.com/html/2007-06/08/content_237935.htm)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反全球化运动,推动人们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反全球化运动成为另一种全球化,也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研究和思考全球化问题。应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只有利而无弊,也不是只有弊而无利,而是既有利,又有弊。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关于后者,人们都还记得,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另一个例子是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以至经济危机。经济震荡引起政治震荡,从2001年12月20日德拉鲁阿总统向国会提出辞呈,到2002年1月2日杜阿尔德被推举为新总统,阿根廷在半个月内换了5个总统。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殃及邻国乌拉圭和巴拉圭,而且引发了更多的拉美国家社会动荡。

沉痛的历史教训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片面热衷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开始冷静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一方面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可能是风险和灾难。越来越多的人还从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中认识到,机遇和利益多半是潜在的,而风险和灾难则多半是现实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论断为时过早。分析到这里人们就不难理解,2000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为什么在189个成员国中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相当普遍地表现出危机感。日本时事社同年9月9日题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确实感到了危机》的新闻分析说：“产生这种危机感的背景是,担心全球化会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多数国家表示,希望联合国在公平分配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发展中国家尝试融入全球化,期望的是利大于弊,害怕的是弊大于利。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就各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取决于：一、对什么是全球化有没有全面的和足够的认识；二、对全球化给本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有没有符合实际的估计；三、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四、有没有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还取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能否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为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