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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问题与当代美学建设的分析介绍

时间:2022-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面对崇高事象之时,理论家大多采用康德等人的理论加以分析,因而在分析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颇。康德也指出对审美的判断、人的感性对自然和艺术的反应,构成了美学的关注对象。

结语:崇高问题与当代美学建设

康德这里,崇高问题的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高原期”——崇高问题的形而上建构至此已经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在面对崇高事象之时,理论家大多采用康德等人的理论加以分析,因而在分析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颇。究其原因,我们将其归结为在产生崇高感的主体上的同一性预设。而这种同一性的主体却要面对由于文化传统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客体,因而在分析中难免就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并且,对由克服恐怖产生崇高感的心理过程上的描述也出现了问题。在当代的美学发展中,恐怖干脆成了一个独立的痛感经验与崇高并举,出现在了C·科斯梅亚主编的《美学重大问题》一书中。这样一些理论上的瑕疵和疑问也就成了我们研究的起点。为此,笔者采用了跨文化美学的视角,从各个民族的崇高事象出发来探究崇高在文化上的可通约性问题。

我们在总结崇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对崇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首先是客体上的恐怖的问题。伯克、康德主张克服恐怖能够产生崇高;但是,在卡罗、弗里兰那里,我们看到,克服恐怖可以直接产生快感,而不是崇高。因此,我们从历史优先性的原则出发,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对恐怖进行了内涵和外延上的剖析,并且具体地分析了在不同的民族、社会中,克服恐怖产生崇高的具体过程,得出了其中的制约性因素。同时,我们还在文化传统中得出了另一类与恐怖相关的、产生崇高的心理过程,即不可克服的恐怖在一定的情境下也能够产生崇高。实际上,“情境的最为重要的特性是,对于这种情境内的个体来说,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1]。各自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主体在对待文化事象时就已经划分了什么是恐怖的,什么是不恐怖的;什么样的恐怖是可以克服的,什么样的恐怖是不可克服的;克服什么样的恐怖可以形成快感,并且逐渐升华为崇高,而克服什么样的恐怖却只能产生快感。同时,我们还认为在对待不可克服的恐怖的时候,那些恐怖在何时何地,对谁是不可克服的,而对另一部分人却又是可以克服的,并且指出了这些不可克服、可以克服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产生崇高。

在分析崇高与恐怖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涉及了主体的问题。主体是一个实践着的主体,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这种对象化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因此,主体的生命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圣化。这种主体生命的圣化也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文化传统中得以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将这种哲学上的陈述转化为在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就主体的生命圣化所形成的崇高方面进行了切分。实现生命圣化的崇高首先要求主体能够在这一实现的过程中得到凸显,要求主体在这一事象当中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处于文化传统之中的价值观。同时,价值观还是作为类的存在物存在的人的价值观。因此,体验生命圣化的崇高,必须进入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之中才能够达到,同时也正由于文化上的多样性,生命圣化的方式、表现形态也就呈现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而在崇高与恐怖、崇高与生命圣化的关系的论述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崇高感是如何能够得到互相体验的。也就是说,崇高在文化上的可通约性如何得到实现。虽然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认为各种范式、理论及其语词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关系,但他们同时又承认可以通过翻译、交流达到理解。在我们对崇高范畴的考察中,我们研究的重点不是追究各个民族在崇高这个用语上的差异,而是通过进入不同的文化传统,从对文化传统的分析中体验各个民族文化中形成的崇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崇高又是能够得到体验的,崇高又具有了可通约性。也就是说,虽然崇高在不同的文化中其内涵和外延有一些差别,在崇高感的表达方式上也有着各种迥异的形态(这可以用崇高的不同相位来加以表述),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相位看到,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崇高在人的本质力量上的自我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超凡表现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崇高这一概念拥有了复合的特质。

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我没有提出某种对于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为共同的东西,我说的是,这些现象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同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而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关系,我们才能把它们全称之为‘语言’。”[2]维特根斯坦还将这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称之为“家族相似”。崇高也是如此。崇高随着上述的恐怖、生命圣化的内涵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不同表现,其产生的方式和表现形态也是各异的。所有的崇高事象,只有放到文化传统中,我们才能够用崇高这一范畴将其连接起来。因此,我们在研究崇高,甚至在研究审美范畴的过程中,也应当将范畴放到不光是自身历史的纵向网络中,而且还要进行横向的比较,运用跨文化美学分析的方法,从众多的相关事象中找到它们内在的质的联系。我们只是在这种“家族相似”中才能找到一种复合的关于崇高、关于其他的审美范畴的表现形态,由此也就找到了各自文化传统中审美范畴上的可通约性。

我们的美学研究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其一,我们的美学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了。鲍姆加登在《美学》中给美学下了一个定义:“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科学。”[3]在这里,鲍姆加登实际上将美学与“美的科学”等同起来了,因而他认为“美学作为艺术理论是自然美学的补充”[4]。康德也指出对审美的判断、人的感性对自然和艺术的反应,构成了美学的关注对象。黑格尔直接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由此,这些理论家的美学所关注的只是美,注重的是优雅的事象在人的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那种认为美的定义是一个跨时代的、永恒的、普适的和超历史的想法露出了它的窘态,美学的危机也就产生了。拉克斯特说:“提出一个客观的、典型的和独断的定义,是冒着贻笑大方的危险的。”[5]正是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在理性上的独断性导致了后来的艺术对这一概念的大声谴责,这也是即将发生理论革命的先兆。而造成传统美学理论危机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学理论家们仍然信奉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能够起到“净化”的作用的美学观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已经指出,在古希腊社会的艺术中就已经有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之别,并认为酒神型的经验与后来的崇高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人类的这种痛感经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传统美学观对平衡、宁静的追求,不断受到当代艺术的激情、不和谐、冲撞等意识和观念的冲击。博尔格的《先锋派理论》一书在批评阿多诺的艺术自治时就指出,阿多诺的艺术自治是一种理想主义美学的残余,理想主义美学拒绝所有艺术和日常生活相和解的前景,阿多诺没有看到先锋艺术非常直率地把自己的失败当作了其艺术工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利奥塔所说的崇高感成了当代艺术中的主导情感,同时也要看到当代艺术与日常生活已经和解,并且还将艺术活动过程本身加入到了艺术的意义之中。因此,美学不仅要研究静态的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艺术品,而且要研究作为活动的艺术过程;不仅要研究美,而且要研究崇高;不仅要研究在自身文化中存在的美、崇高,而且要注意到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美、崇高的表现方式上的不同。因此,我们的美学理论,包括崇高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也要跟上这种现象呈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其二,以往的美学,更重视与生活有着一定距离、与高雅相联系的美的历史,而实际上,在初民社会、现代的小型社会以及当代艺术当中,都存在着与生活事象密不可分的美学的对象。为此,德国学者韦尔施在研究当代审美化现象时提出要“重构美学”。他认为:“凡是将审美的概念专门连接到艺术的领地、将它与日常生活和活生生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的人,无一例外是在推行一种审美—理论的地方主义。当他或她表面上探究审美世界时,实际上是以偏概全。”[6]他注意到,随着当代艺术、建筑、传媒等大众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当将审美的概念与日常生活相连接,否则就会在理论上造成偏颇。因此,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真正完整的美学”[7]——“超越美学的美学”,即超越原先美学研究给自己框定的范围,超越原先美学高雅化的研究路向。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全面”、“完整”的美学呢?郑元者先生对此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他认为:“美学越是具有开放性,也就越会给美学写作带来更多的实验性意味。”[8]他认为,美学是一门在发展途中的学科,因而美学的写作就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韦尔施的这种“全面”、“完整”的美学只是一种值得我们去追寻的理论的理想化蓝图,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利用人类学所累积起来的丰富的世界各民族的资料,不断“突破不完全的世界美学和美学史”,以期能够“建构完全的世界美学和美学史”[9]。只有在这种来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美的对象得到充分展示的美学伊甸园中,我们才能够领略到美的丰富性、繁杂性,也才能够得出具有复合、开放意味的美的内涵。

注释

[1]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竺培梁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页。

[3]鲍姆加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4]同上。

[5]让·拉克斯特:《美的概念》,巴黎保尔达出版社,1986年,第3页;转引自马克·西门尼斯:《当代美学》,王洪一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6]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7]同上书,第30页。

[8]郑元者:《当代中国美学的四大遗憾》;转引自郑元者:《美学观礼》,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9]郑元者:《美学实验性写作的人类学依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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