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文化变迁的分析介绍

当代的文化变迁

文化实践的统计数据，特别是法国文化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收集的法国数据，展现了一幅复杂的图景。该图景可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这些数据表明，文化活动的等级确实存在，且几乎不随时间而改变，这说明文化合法性的社会学观点是有道理的。1997 年，68％的法国人没看过舞台上的舞蹈表演，72％的人没去现场听过古典音乐会，43％的人没看过专业的戏剧演出。阅读与学历、社会等级有关：在农民当中，每年读书50本以上的不到1％，每周去图书馆一次以上的只有7％，而在干部当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和19％。奥利维埃·多纳（Olivier Donnat）在多部作品中指出，20世纪下半叶发起的文化民主化运动（鼓励人们参观名胜，去看、去听那些特别值得欣赏的名作）实际上没有成功，但是，被推崇的文化活动吸引的参与者人数却在缓慢增加，父母和年轻子女的文化实践关系缓和了，文化传递的宿命状态减少了。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书本阅读率在下降，许多人为此惊呼， 80年代以后，更有人泼墨痛陈法国社会的知识退化。实际上，书本阅读率下降说的是以书写为文化唯一入口的意识形态退化了：阅读发生了位移，它走下了神坛，而不是在消亡。西方社会读书人的数量实际上增多了，小学生的能力没有本质的变化。克里斯蒂昂·博德洛（Christian Baudelot）和罗歇·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比较了学校和军队的考试成绩[《水平在提高》（Le Niveau monte），1989]，发现当代的学生在语法和逻辑方面比世纪初的学生强，但在文字拼写方面相对弱些。此外，学校还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20世纪初，只有1％的法国人读完中学，1940年还有一半的法国人不识字），完成了学校使命的变迁：从重在启蒙和培训的国民训导，变成不那么主导同时也不那么受尊重的教育，其间经历了许多动荡。阅读减少了，还有调查方面的主观原因，因为七八十年代的受访者会拔高自己的阅读消费，而现如今，不读书听起来也没什么吓人的，读书少的人即使说实话也不像以前那样勉强，读书多的人反而可能压低自己的阅读实践，因为荣耀感不复存在了。还有，阅读的减少主要是大读书家（自称每年读书50本以上）消费减少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身份变了。不久前，阅读还是一种主要的文化活动，处于社会复制战略的核心位置，如今它已相对平庸化，学业成功与阅读的关联弱化了，阅读呈现多种形态。对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基本不读书或很少读书的人而言，书是个吓人的东西[克里斯蒂昂·博德洛等人：《可是他们依然在阅读……》（Et pourtant ils lisent…），瑟伊出版社1999年版]，与此同时，人们阅读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化，承载这些内容的物理材料也越来越多样（手稿、新闻杂志、电子文本等），阅读地点也不再局限于私人空间（图书馆、多媒体数据库等公共空间增加了）。正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指出的，阅读不再谨慎地遵守生产和消费的分界。对大众文化或智者文化的爱好者、网站的创建者和大学生来说，书写、出版和阅读不再对立。

引人注目的第三点是，分界模糊化是随着业余文化实践的发展而出现的特殊情况。通过积极参与音乐、摄影、绘画、手工艺和录影等活动，人们重新定义了文化实践，也使收藏品的种类更加多样。近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拥有收藏，其中10％从事绘画，11％从事写作（多纳：《法国人的文化活动：1997年调查报告》，法国发现出版社/法国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艺术藏品不再是公共或私营机构的专利，电子技术（录音和放映）的扩散把对艺术的拥有推向家庭，对“中等艺术”的频繁光顾不应被看做简单的文化替换，它是真正跨阶层的意义追寻。

视听普及是本世纪最惊人的现象。2000年，法国仅电视消费就达到每人每天3小时40分钟，在美国和英国均为4个小时。如果按全年的消费计算，西方社会的人看电视的时间和上班的时间一样多！但是，文字阅读和视听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清楚的竞争，只有非常特殊的人群例外。人们在荧屏前、收音机边或为hi- fi频道花费的，是因工作时间缩短、退休时段延长、中级和高等教育普及而增加的休闲时间。巨大的电视消费量令人反思电视的功能、效果和社会用途，这一点不难理解。公众常被指责为被动掉进电视的陷阱，被画面的力量欺骗，只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是因为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才打开电视的，普遍的情况是观众对着电视，爱看不爱，随便听听，这便是公众被动性的证明。但是，电视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见附文），“调台”（zapping）和全面搜台（tapisserie）也是有意义的活动。电视构成了一个分享共同仪式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群体，其他文化活动都不像电视消费这样四海一致：96％的家庭有电视，电视提供的内容是企业和学校里仅次于工作和学业的第二大话题。当然，电视消费是不平等的，有一小部分人口消费过量，他们年龄偏高，大多来自底层，女性居多。10％的公众代表了近30％的收听，30％的公众代表了60％的收听，最抗拒者占公众的10％，但是只代表1％的收听。大量消费电视的人，或曰“大众”，即便在文化上被统治，也不应被视为异类，不能把他们同其他文化消费者截然分开或对立。统计数字足以驳倒此类假设：大众比“精英”更挑剔（有文凭的巴黎人是最不知道自己打开电视要看什么的人），他们期待看到多样化的节目（什么节目都消费）。电视新闻、新闻报道、纪录片、文化节目都有特定的观众，因为这些节目的观众是经常使用电视的人。看电视看得不那么多的人，看电视的时候并不以高级节目为中心。有文凭的人看电影和体育节目比一般大众看得还多些！

最后还要指出，消费全球化和消费者未成年化，是当代文化的突出特征。这两点相辅相成，因为如果没有代际竞争，国际传媒的进入就不会发生——一般说来，把外国产品本地化的都是年轻人。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主持的欧洲青年与电视调查发现，关于这个年龄段的种种陈旧看法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年轻人对电视的喜爱是非常温和的，他们都重视电视（因为同龄人都在看，电视是话题的来源），但态度并非千人一面：4至14岁的电视消费相对比较少；12至19岁的更喜欢看电影和跟朋友外出；电视和计算机并没有与阅读构成竞争。年轻人发明了自己的文化，比成年人的文化看起来更匀质、在源产国文化的基础上糅杂更多种文化，也更看中音乐和广播。如多米尼克·帕斯吉耶（Dominique Pasquier）所言，这种文化是个体和集体学习成长的素材，年轻人通过文字和画面掌握编码，学会解码，实践人与人的关系并争取日臻熟练。年轻人的文化会向成年人扩散，而不是反之。计算机和网络就是这一趋势的绝佳证明，率先掌握它们的都是年轻人，这彻底推翻了文化继承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