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缺文化的电视的分析介绍

第二节　欠缺文化的电视

一、电视是文化的载体,要提高文化品位

有人说,中国电视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文化,缺人文精神。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偏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电视是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标志。电视肩负着以崇高的思想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重大任务。

过去我国电视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将一如既往,加大宣传力度,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文化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它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民族心理、民族语言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事风格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电视文化是电视的派生物。电视文化的生成、发展、崛起、繁荣,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和标志。电视文化对人类社会的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情趣、认知、审美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冲击力。

当前电视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特殊的文化现象:一是电视文化中出现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交叉并存的局面;二是文化创新大于文化传承;三是文化吸纳大于文化净化;四是文化形式大于文化内容;五是文化趋同和融合大于文化冲突和民族个性;六是文化的世俗性、平面性大于文化的高雅性和深度感。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世纪末大众文化的兴起,反映了艺术功能的变化,也反映了电视文化转型,但存在过于重视消遣性、娱乐性而忽视文化中理想与情操的追求的倾向;过于关注和撷取城市平民、乡村农民的生活“俗态”和“庸常生态”而忽视境界的升华和文化意蕴的挖掘的倾向;强调“写实”而忽略了“善”,忘掉了“美”,特别是缺少崇高美的展示之弊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出一种“去理存欲”的“欲望化”和浓重的拜物情结,实质是迷恋及时行乐的生活。

电视是文化的载体,它兼收并蓄,熔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于一炉。主流文化强调主旋律,体现政府导向;精英文化强调内容的品位、内涵以及风格的文雅;而大众文化则以感性、消费、通俗、流行、平面、活跃为特征。当前要千方百计提高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的情调,电视娱乐性节目应该多点文化含金量,朝着开心、益智、怡情、悦性、美感的方向发展。

二、具有巨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生存状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含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反映在诸多制度中的人的主观心态等)和精神文化的总汇。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式样,它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连续性。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巨大影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的源泉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民族魂。

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3]。李宗桂先生则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人本主义,二是重道轻器,三是经世重教,四是崇古重老,五是德政相摄,六是重整体协同。^[4]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既有“西学中用”、“西学东渐”的一面,又有“中学西传”的另一面,为丰富人类的文化、精神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过四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外来文化输入:

第一次是汉唐至元代,佛教伴随印度文化的输入,到隋唐以后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吸收,首先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到宋朝以后佛教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宋明理学,即新儒家学说。第一次外来文化输入可以以张骞通西域、唐玄奘取经等为佐证,另一方面,当年印度、尼泊尔的艺术仍渗透在我国尚存的建筑、雕塑、绘画、歌舞等诸种艺术中。

第二次是16世纪以来天主教和耶稣教伴随西方文化的输入。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第一次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开了“中学西传”的风气。来华的教士把《论语》、《道德经》、《诗经》等纷纷译成西方语言文学。继之,利玛窦的《天主教入中国史》、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等先后在西方出版,经过众多传教士、翻译家、学者们的长期努力,终于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汉学。

第三次是晚清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时期。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殖民侵略的鸦片战争,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外求的新篇章。围绕着“中、西、体、用”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入近现代文化的启蒙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既继承和变革了中国五千多年民族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与融合了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思想。

著名的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大师与学者们,他们或翻译出版书籍,介绍西方文化,或演讲启蒙,或与西人进行学术交流……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西方世界的理论著作、美学著作、高校教材、文艺作品、电影作品、电视节目、科技书籍、人文理论等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进我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走出国门考察访问,频繁交流,可谓盛况空前。其视野之广阔、思想之拓展、影响之深远、效果之明显、成果之辉煌也是令人欣喜万分的。

三、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新时期的文化转型。其主要特征是:

1.文化开放和经济开放结伴而行,相辅相成。经济开放必然引起、带动和促进文化开放;文化开放则是经济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又能加深、拓展和巩固经济开放的局面。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过去我们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闻媒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我国名目繁多的文化艺术往往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二者交相扶持,相得益彰。电视既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又是特殊的产业和精神商品;既有政治属性,又有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电视体制将进一步实现集团化、企业化、市场化,尽力扩大电视广告收入等资金来源。

2.电视文化功能从以前提出的政治宣教功能为主,转向以新闻、娱乐为主的融宣传教育、信息传播、知识传授、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效应。“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目标是给人愉悦。”^[5]从而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相互融合的电视文化发展的形态。

3.文化状态从隔离时空文化转向即时性的同步时空文化。卫星电视的直播、转播,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运行,“第四媒体”电脑网络、口播新闻、现场报道等共同推进了同步时空文化的实现。

4.文化变迁从“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相对稳定、持久状态,转向“昙花一现”式的动态变化的“快餐文化”和“时尚文化”,往往也带有鼓噪而来、转瞬而去的“泡沫文化”特点。

5.文化层次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转向以娱乐本体的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为主体。通俗读物、广告片、流行歌曲、游戏类节目、电视评书等风靡一时,往往以快乐原则代替经典艺术的审美原则。在审美活动方面,从强调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转变为强调亚审美活动的功利性、娱乐性。

6.文化形态由“苦读”、“凝思”、“静观”、“想象”、“细品”型的书斋文化转向消遣性、刺激性、参与性、消费性、快乐原则的视听音像文化;从“孤芳自赏”到投入文化市场,寻求消费对路;文化市场逐步形成并迅速左右着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

7.文化重构的方法由分析转向综合甚至拼贴。板块式、杂志型、晚会类综合型的电视节目大量涌现;综合、拼贴成为电视编导的主要手段。

8.文化性质从传统的农业文化、工业文化转向具有世界性、全球化的信息文化。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后,随着广播电视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发达而进入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使得当今成为“知识与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信息的无国界的流动使文化开放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性质。电视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标志。善于吸取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成为电视文化的存在的前提。

9.文化传播由单向走向双向互动,接受方得到空前尊重。观众的电视遥控器是制约传播方的法宝,收视率高必然广告效益好,就会走向良性循环;反之,便走向恶性循环。

10.文化的民族特色将进一步强化和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在当今电视文化时代参与到与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的交流当中,才有可能更充分地与时代精神汇合而大放异彩,才能够走向世界。

“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是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宝贵经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说经济开放将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那么,文化开放则不会出现“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一方面,全人类的文化共性和价值观念有所靠拢;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将进一步强化,个性更突出。中华民族文化将吸收国外现代化的进步观念,冲击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改弦更张,和世界接轨,同时坚持本土化特点,保留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