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栏目权力与文化构图

第七章　电视权力与文化构图

一

电视较明显的威权可能体现在其传播的广阔性与快速性上，在此我们看到了技术的身影。依据着历史与时间移行的观念，电视的力量当然可认为首先根植于其先进技术所支持的将终端伸向每个人家中与眼前的传播方式。终端机直接向每个家庭与卧室内的普及，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网的建立，给电视权力的广泛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在此基础上生长的才是树木和它的全部果实。在理查德·戴恩斯特看来，电视“在已被定为价值的时间量中充当转换点，在形象的时间和观看的时间之间进行转换，由此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流通”。^[1]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电视将日常生活和文化时间化，对观看电视者是占据了生存的时间；第二，电视在实际中负有经济使命，它“将物质形象通过新的流通框架转换为价值单位”。^[2]由此可见，电视对生存者生命本体属性（时间）及其社会总体基础（经济）都具有触动直至支配的力量（这里不排除电视经常受制于更为明确的权力及其机构，包括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各种力量，从而更显著地形成电视的政治、经济，即电视的价值形象）。

电视无疑属于新时代的手段，是电子与核时代的产物，某种意义上它可被命名为——（但非单一功能的）机器，令人产生数字、金属光泽、新技术等相关的感觉。然而这又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命名，亦非单一政治（如指向异化）的隐喻。同时与那些古老的权力（国家机器、法律等）相比，它却正好借助面目冷峻的技术弥合了与人的距离，和大多数人建立起了亲近的关系。从而其权威的性质可能归属于另一种样态，即更具文化的弥散、复杂与稠密形态。

电视“存在一种文化持续性”，因为“我们在家里、在自己的生活里看电视”，^[3]这说明技术确实保证了这种权力所波及对象的数量，和亲密不可分的程度。而且电视又如此富有诱惑力，它使人们真的看到了远方发生的事情（接近于一种梦想的实现）。譬如观看发生在远处的战争，完全契合于人的视觉欲求刺激、身心却需安全的潜在心理谋划。电视这种仿佛能使人的感官切实延伸着的能力，无法不让人对之振奋、欣悦和怀抱崇敬与畏惧。

福柯说：“根据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要复杂得多。”^[4]权力本身是丰繁的，它源于更广泛的机制和社会文化状态。在所有形态朦胧、语义含混的权力中，电视不失为一种典范。由于电视的权力恰好开始于它的施加对象随手可得（仿佛随意地摁下遥控器）的主动行为，人们很难直接体会到权力固有的压迫感。正因为随手可得，而电视随之呈示的具体内容又同样不失为赏心悦目和为人所需（可视听的新闻、纪录片、专题节目、特殊报道、戏剧、歌曲、电影、游戏直至课堂的讲台等等），这样人们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心平气和地观看与接受。虽然有很多垃圾信息，人们也只是更换频道，或听之任之。

有一种文化批评（葛兰西）认为这种权力可与国家暴力相替换，却又称之为和缓的控制。这主要就根基于电视对个体进行建构的独特情态。电视权力的实现途径不在强迫与威逼中，相反在其对象自愿或不自觉的接受中达成。这就是所谓“电视的长远影响”，^[5]电视可能在漫长的过程中定义现实，它可以为决策、事件等准备公众的思想，其极端的情况是导致人群失去“任何共同的和稳固的人的观念，因而需要”电视的再现，如“广告牌上的形象，各种新型符号——来模拟人类的身份，即便不是为了证实人类的身份”。^[6]

二

电视的权威性质固然明显，它的可质疑性同样突出。由于电视权力是一种专业技术化、而非为社会契约（法律）确定的社会权力，同时它又的确具有弥散的、弥漫的、潜在的、为大众所领会的威权，它的含混与模糊便时而可见。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权威性的形成，缘于信息时代大众文化使人们追赶时尚，“新兴的大众文化引导出一种更注重他人的倾向，人们关注别人如何行事，以保证自己的想法合乎潮流”，^[7]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自然成为一个最醒目的窗口，为人向往与敬畏。另外，当一种事物被认定代表了很多人的观念时，它的广泛的权威性也就产生，电视肯定非常适合于担当这一事物。因为电视权力一方面来自它的传播方式和它所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其权力恰又来自对立面的观众，所谓民意的反映和表达（至于大众为来自自身的威力支配，所谓集体权力的外化，这是许多权力都会出现的一种征象）。这是否可认为体现了民主与大众社会的权力的多重性，——在专制、非信息化社会时代，这不可想象。

正是从这一基点认识，理想的电视权力的合适运用是真实与全面的告知，这包括客观性和准确深刻的评价，使之作为一种文化传递、世界真实形象的呈示和思想启迪的力量存在。可权力的偏移永远是一种更大的可能。对世界形象描述的选择性就常常成为电视权力偏移的一个源泉。由于这种选择权的存在，它足以使电视成为具有内在性权力的装置，可电视恰恰经常在习惯性以及其他尴尬因素的影响下，或者肤浅地图解这个世界，或者曲解甚至涂改世界的真实面貌，或者只是进行着“麻木不仁的复制时，把在最初的言说或制作行为中曾经是独到的、创建性的或完整的东西再生产一遍并使之平庸化”。^[8]这样，电视的权力受到了自身的伤害（一些一度最受人欢迎、似乎使电视显示威力的节目，由于其浅薄终于导致受众厌倦，最终损害了电视的权威）。

或者说，电视的权力既源自权威性，又源自影响力。在这里，商业机制、集团利益都可能导致过分媚俗、娱乐化或对世界解释的片面性，并直接影响到电视告知的可信度和权威完整性。电视权力需要在时常保持公正与客观的姿态中获取，而无比珍视权力的电视一直对以上对立的两方面左顾右盼，如履薄冰——即使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利润增殖，也必须保证自己的后一种形象。

三

电视应该能够帮助人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人应该怎样行事，而对电视权威形成的这一缘由恰好需要证伪。当电视展示即时新闻事件的能力使观众以为正是它使世界降临面前，以为电视就是世界，以致将之等同于巨大世界的威力，观众的错误幻觉心理和生存的局限性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电视威权的施行确实时常依赖于时代的心理，如由于制作大量原创节目、掌握主要传播资源的电视台（中央台及各省台）均位于大城市，在城市化作为发展趋向的当今社会，电视所表达的这些城市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模式等自然成为了人们所向往、认可与模仿之物。大城市以外的人（比之大城市中人）的确对电视倾注了巨大的热情，电视中出现的（遥远的）人物、事件现在是他们真正关注的对象，而以前则是本地的重要人事。对他们说来，电视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具有视听冲击力与满足感的、令人激动的权威，比之从前乏味、琐碎的地方性传闻与人物，对这种无直接伤害权威的认同似乎也在提升着他们的人生位置。电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生存在这样气象万千的世界中，而不是身处周围可怜平庸的小环境。于是他们感到拥有的世界更广阔，建立与认同的价值观更具广泛性与主流意味。当然，另一方面的结果就是某种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丧失，地域和文化差异被忽视。

再如，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设立和对社会情状的指说，电视都会在迎合中实现诱导。在流行的反腐电视（剧）中，圆满的结局必然依赖于更高级领导所体现的正义与法律，这一社会意识与情感法则在很大一部分观众中获得认同或潜移默化；另外像炒股才是积极加入经济活动，上网等同于新生活等。

有一个例证可能说明问题的两方面，当年美国流行连续剧《我爱露西》，这样一出喜剧闹剧竟然被“沙特阿拉伯政府发现，这部连续剧有颠覆的成分，因此禁演。因为露西控制了她的丈夫”。^[9]如此日常生活的编排传导出的观念所以被随意夸大与牵强附会，就基于故事与观念背后电视权力的支持。众多的电视连续剧、小品、游戏把人（的头脑）困束在哪怕结果的无意义中，正像一个专权者的任性行为。换一种说法，电视时常可对大众进行无意义的表达，符合其权力的特性。

电视的优势是图像与声音结合的直观传播，其制造明星、名声、金钱的能力与速度十分可观。观众对电视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其权力的认可与倾慕，他们渴望参与，期待让自己的表达获取权力的地位；他们为明星喝彩或感动，仿佛那是自己的成功；他们希望看到明星们怎样过日子，因为这具有替代（代替大众）性。包括对轻松有趣娱乐节目的参与，哪怕只担任荧屏中出现的现场观众角色，亦感觉一种权力身份的收获（尤其当人在社会中时常感受不到自身权力的情况下，仿佛一种失落得到了弥补）。——从更深一层领会，公众热衷于并参与电视权力，或许正因为电视原来的观点偏离了他们的缘故。（如有一些电视主持人等，“他们早已不接触普通人的想法。他们主要是与其他明星或名流交谈”。^[10]）公众感觉受到了蔑视与轻视，需要赢回。如，《实话实说》一类节目受到欢迎，一些晚会、电视剧受到冷落，都表达了这种意向。

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人们开始将所有电视明星及在电视上露面的所谓社会精英作为权威的偶像，渐渐地人们对这种权力的简单认定产生了疑虑，不满意了。有时候这出于对电视权力的认定有所错位，或价值观上出现了断裂，如果大众意识到电视权力的一方面基础即表达民意，于是感觉到与偶像认定的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否定掉电视的权力，他们只是将兴趣转移到电视的另一些内容，像新闻，普通人参与的谈话节目等。他们希望切实感觉到一种权力的挽回，或起码是对权力的分享（联想到电脑网络，网民对互动方式的迷恋和在网上的充分活跃，就有相似的心态）。

四

与电视的技术性质相伴随的基本权威本已赋予电视充分的话语权，但由于这种权力实现的复杂性，电视常常表现出自身的困惑和急躁。当电视急于投人所好，平庸浅俗就成为它的日常面目，许多空洞的新闻、小丑式的表演、流行的歌曲和笑话、俚语就会充斥屏幕（最近，只要打开电视，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心”的日常智力测验）。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这样可恶然而也有时有效的伎俩，能够逼到每个人眼前，让你不得不看到它。它一千次地重复，而且挤出平和的权力笑容，让你出主意，请你评说，好像你才是支配者，暗示把权力递送给你，即使你厌倦，不耐烦，你自信已看透它，你已经消耗了耐心，承受了权力的奴役。

有一点可以肯定，电视为维持它对人的不间断的影响，其图像、声音在不时地（包括以插播方式）提供着人们渴望的信息、事件与情感。有时当图像失去效应时（观看者可能离开电视机前），声音仍在不懈地召唤着接受者。总之，它不会放过，它会用尽方法。虚构作秀是常规手段，在这方面，电视的表演性已日益渗透入新闻领域，发生的事件经常预先被设计，或有意地制作着，再移位至现实。如电视中传导的现代勇士就常是表演的，无论汽车飞跃黄河、游南极海域等，都暴露着打造的痕迹。更不用提那些开业仪式、某类大型活动等等，电视作为传媒由告知者变成安排与制造事件的手段，渴望表演者自然层出不穷。

暧昧的表达则被集中运用于性的暗示与联想中，如传统的男性注视与传统道德观的合谋，导致一面在图像上极力掩饰（禁止）视觉的快感，以此作为表层主流文化观（男女平等）的装点，另一面却在声音（言说）上掺入大量本能欲望的性别内容（接近日常黄色玩笑的调侃），这从多数电视剧、小品表演、MTV等永远离不开的男女关系的能指突出可见一斑。

五

在电视的虚构性表达中，音乐电视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样式。音乐电视由简单表演越来越趋向更具魅力、图像上更加完整的叙事与观念方式，它越来越靠近事实和世界的某种质地，事实世界也就越来越被它的影响代替。我们可将这类节目看成是对现实世界某种向度的形式上精良的复制，它将原本被限制的、羞怯的欲念艳丽化，使之成为影像而得到可允许的夸张，同时充分地契合“消费的机制”——不断出现又似乎永不能完整实现的可触摸的生存欲望。^[11]这一电视事件的本质是具有诗意的权力性表达（富有情景与意象的浓缩组合），在摧毁着真实生存的诗意（图解与单一的欲望化）。并且深层的思索所需的终极性在此受到了排挤（似乎按照电视内部的生存原则），——与其说摧垮了高级艺术与商业艺术之间差异，不如说扩大了后者的外延度，让其戴上前者的部分面具，却让前者得以理所当然地从人们视觉中隐失，而不被追究。

电视谈话节目却以语言的权力形象直接介入受众内部，它率直地企求着调整、助长与形成各类价值观。通过电视，人们的通常表达就可能得到回应、支持和赞同；权力的含义还在这些观念常被作为定论，不容批判与置疑（人们已在直觉上理解了电视的这类特权）。因此，电视脱口秀既在建立着广泛空间中的对话，又在污染着对话。这种节目会是自由言论的维护者和实现场地（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利地曾获1995年度自由言论奖^[12]），也会是自由本质的消解剂（美国谈话节目最初创造出的名人巨星是一头黑猩猩玛格斯，因为它给人提供着愉快，这确定了它的地位和权益^[13]）。

电视广告也同样依据于电视对大众时间的支配，来实施其袭击受众的话语权。如前所述，电视权力实现在对大众时空的占据上，广告人由此努力购买电视的节目时间，他们出了钱，似乎就已与电视的权力达成了共谋的协议。电视广告大投入的制作精美、鲜艳的图像引人注目，但其获利的目的一般过于明显，所以要以繁盛的播出密度、近乎不屈不挠、无知无畏的呈现方式，伴以强烈祈求、诱惑这样软性的态度来迫使人们接受，起码是知晓。可以说电视广告的效应很能够表达出电视威权的某一面性质，不管它的质地、内涵如何，它反复地发生，使人无可拒绝。但就在这里，电视权力一样显示出复杂情况。有很多人认为，“电视广告是一种堕落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奚落，人们对它不满，嘲笑它，顶多是默认它”。也有人认为，“对于正在上升的新文化来说，电视广告是决定性的符号标志”。^[14]任何广告都有其隐藏的主题，它们蕴含着历史阶段中人的各样需求和幻想，有时足以成为一类文化的喻示，并且是对许多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抚慰（在广告中甚至一只猴子也渴望着身份的提升与转换）。

六

综上所述，电视这一含混不清的权威力量紧贴着每个人存在，大众是电视权力一心渴望与期待的对象。对于电视，所有面对着他们观看着的人群既可笑又可爱，既值得信任又值得怀疑。由于观众们倾向于相信他们对电视有（当他们握着遥控器、不时更换频道、能够起身离去又返回时）控制力，相信他们实在地在操控着电视，这使人们更容易（沾沾自喜、放松警惕）坠入电视权力的怀抱。

然而观众的自大也造成他们经常不会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节目的习惯，这加重了电视权力的虚幻性质。观众这一心不在焉、轻视权威习性的造成，却又因为电视给予他们的已往经验，使他们作出了电视节目总不值得用心观看的判断。（但有一种受众的表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说他们从不看电视，以此表示出对电视权力的回避。而一个不看电视的人强调着这一点，说明他或她已明确感受到了这一权力的威胁。）

实际上，电视权力的面目反映着一个时代与社会的状态，如它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商业的，是表层或深层的大众文化，还是多元的，等等。随着社会与电视方式（技术意义）的发展，电视视觉所占据时间的分化，可能进一步消解其权力的集中与明确性，多元化更可能拼贴出电视权力的新版图。

电视权力的模糊意味并非没有更广阔的意义，尽管在整个社会文化版图上它的身影及所徘徊之处均呈现着含混、虚构、弥漫的特性，然而仍在本质上以一种文化权力的个性在不断地创制着寓意丰繁的符号，将无数漂移的能指依附于图像，在世界面前呈示着一个世界。电视权力的形式又因此生动，虽置于可被批评、指说的处境，不至于面目狰狞。其自身的完善，不仅让世界与人的生存获得丰富，并且会增加世界、社会的透明程度。而对于研究者言，有时关注与解析一种权力才是趣味与必要所在，至于“如果你拥有权力的话会怎样做”，“就只有次一等的重要性了”。^[15]

【注释】

[1]理查德·戴恩斯特：《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理查德·戴恩斯特：《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3]雷蒙·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4]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5][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著：《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6]雷蒙·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7]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8]理查德·戴恩斯特：《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9]帕特里夏·梅伦坎普：《情景喜剧、女权主义及弗洛伊德》，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0]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1]雷蒙·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2]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

[14]马克·波斯特：《鲍德里亚与电视广告》，载《先锋译丛4》，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15]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