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的电视娱乐节目探析

已经很难追溯中国最早的电视娱乐节目了，央视所打造的综艺节目《曲苑杂坛》、《综艺大观》等等栏目算是中国娱乐节目的先河，不过与现在的娱乐节目相比，在定位、方式、互动性和商业开发程度上已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事物。

（一）娱乐节目诞生的社会背景

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雕塑史》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艺术之始在雕塑”。

当然这不是本章要论述的，通过这一句话，我们要清楚一个道理，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今天，不论生产力水平高低、社会形态异同，人类本质上是有对于美的追求的，人的生存在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审美生存。

时至今日，也是一样。只不过今天的审美对象和标准更加多元。娱乐节目的诞生，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是一元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进行了延续至今的文化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 1991年为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 1992年~ 2001年为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 2002年至今为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体制自身的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体制上的限制减少之后，将广告、印刷、发行、电视剧等一般节目制作部分从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分离出来，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经营发展。这样一来，各个地方卫视台纷纷进入了市场竞争当中，开放视野，解放思想，逐步在各个地方台出现了博人眼球的娱乐化倾向。这种娱乐化的倾向，当然并不是我所追求的主流价值，但是却是世俗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具体体现。尽管有人批评这样的变化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等不良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看到，思想的解放不仅带来了俗文化的崛起，深刻的学术探讨同样在这样的土壤中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整体国家面貌的宏图大略，同时也是改变国民面貌的、使之走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民众的审美需求被大大解放，审美情趣也更加丰富：同样一个人，可能既观看娱乐节目，又阅读黑格尔哲学，这是对人的解放。

（二）市民意识随着经济领域市场化的变化是娱乐节目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现代化的建设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孙立平先生所说的“转型”，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社会风貌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这种转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转型，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外来文化对于现有本土文化的影响；第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三方的相互影响；第三是这三种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域的表现。

文化的影响在现实中很难将其模块化，之所以区分开，就是为了更加便于说明。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观念的演变，私人、公共、国家的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特别是私人领域演变，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而私人领域的逐渐萌发，就是随着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正是综艺娱乐文化兴起的社会土壤。

最早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只有天下的概念，国家首脑被称为天子，他的领土就是天下。在先秦时期，不论春秋五霸或者战国七雄，国家概念也是不分明的，更倾向于一种地域的划分，这一点，在当时领土转换，人力资源的流动中是显而易见的。

秦以后，有了王朝和天下的概念，而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直到19世纪，中国有了世界的意识，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同时诞生。但是，公与私的概念是早就有的：春秋时期的“公”是指的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公”是指国君以至国事“私”指大夫以至家事。所谓“私肥于公”是“政在大夫”或“政将在家”的意思，私并不是私有土地的私，孔子“张公室，抑私室”就是为国君争权。春秋时期关于“公”与“私”的问题是围绕着“公室”与“私门”的斗争展开的。所以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公私观念，主要是作为“忠”的含义被运用的，所谓“无私，忠也”。

孟子重义轻利，主张以义制利，两者不可兼得时，舍私利而取公义，但并没有完全把公义与私利对立起来没有绝对以公义排斥私利。

荀子对公私问题作了系统的概括。首先，赋予公、私以更广泛的内涵。“公”除指“公利”、“公义外，兼有“公道”“、公平”等含义。“；私”除“私利”外，亦兼有“私欲”、“私见”等含义。荀子强调公与私完全对立，还把公道、公义作为区分明君与昏君的重要标志。其次，荀子不仅将“公正无私”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求，还将其推广到政治制度方面。他讲君子就是“能以公义胜私欲”（《修身》）的人，这是道德修养要求。他更着重讲“公道”“公平”要体现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诸政治制度中，办理诸政治事务只有“隆礼至法”才能体现“公道”、“公义”（《君道》）。荀子把“公正无私”与“隆礼至法”联系起来。

商鞍、韩非的观点很统一，他们都是主张存公废私的，并认为要用法来维护公利。“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诡使》）当然，在先秦时期的“公”，主要是指国家的利益，实质就是国君的利益，主流的观点就是不顾私利，除了杨朱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外，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其间的公私关系的变化也是理解很多传统文化的视角。在宋明理学阶段，依然是“公”重于“私”的。

张载将“公物”与“私己”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说：“小人私己，君子公物。”（《正蒙》中正篇）“公物”就是顺吾性理而为，体认到万物皆我同类，“私己”则是人为设定己与物的界限，将私家作单独考虑。

程颢、程颐，二程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区分开了君主以“公“为幌子的私利目的与真正的养民、保民为公。在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演进中，“私”包括个体的利益、欲望、情感、心意等许多含义，而“公”则多指生民、国家、社会、宇宙的共同利益或为此而产生的道德意识。尽管不同儒者所阐述的公与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

到了晚清以及五四时期，中国观念的中“公”与“私”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在五四时期之前，中国是十分摒弃私人领域和其相关的概念的，笔者认为无法形成私人领域，正是无法形成公共社会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一直处于梁漱溟先生说的“治乱循环”的状态的原因。

严复是中国近代最先引入西方社会思想的学者，他十分关注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是也持批判态度。西方学者密尔所谓“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作为一种实际的价值，它应当是对自我活动范围有具体保障的价值。严复认为，这种自由因“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立以为教者也”。由此可见，中国历代是没有发展，并且缺少发展私人领域的土壤，严复进一步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说明自由有限性的道理，他认为人不是孤立于社会的单独的个人，人“自人群而后”，就应遵守社会中共同的规则。这也就是西方很多国家的社会和法律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除此之外，涉于当时的环境，严复还提出了“国群自由”，希望国家间互不干涉，并且个人自由应该为保卫国群自由而牺牲。但是，严复对于个体自由的论述很明显的表达出了：私人领域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且这个社会是公共性质的，人们构成社群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要保障这种利益就要面临一个矛盾性的命题，个体的利益不可能无限扩大，而必须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的表现形式既形成了社会（一种文化和传统权力），又形成了国家（一种法律和暴力的权力）。三方是并存的，处于一个和谐状态的时候，是健康的。

严复之外，梁启超的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对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发现西方社会公私的主体分别是国家与国民，而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公”的主体是“朝廷”而非“国家”，作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的“私”的主体是“家族”而非个体。所以，中国只有“家国”而无“国家”，有“族民”而无“国民”。对他而言，建构公私秩序首先需要实现公私的主体之转化：“家国”转为“国家”、“臣民”转为“公民”。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公私”概念进行的新的定义，也再次反映出了中国文化中私人领域的现实，就是在一定的定义下是不存在的，而且是在各种权力的分割和影响下的：重整体、轻自我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

清末的思潮被斯宾塞的国家有机体论和卢梭的自由主义所影响，在政治体制上受到日本的影响，国民与国家的概念被视为高度一体化的整体。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体概念逐渐深入，国民与国家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的概念被祛魅，变成了人为构建的、为保护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当时国民党内的一流理论家朱执信在《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的文章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手段，而非永久生活的标准。

由以上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是“没我的”。个体是在人伦网络中被定义的，个体的价值必须依存于群体才能实现。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一个中国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中国公私文化中的“私”并不是指“个体”之私，而是群体（一般而言这个群体指的是家族）之私，个人不存在独立利益。而无私往往意味着社会的机械团结，“无私”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无公”，缺乏对于私人领域的意识导致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社会。

最重要的，公共性的社会基础是形成民主法治国家基础。在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论述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互相依存的，私人领域是形成公共领域、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

（三）媒体多元化及激烈的收视竞争是娱乐节目产生的直接原因

电视媒体的开放，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信息放大，不仅仅是传播形式的多元化，更重要是内容的多元化。很多传统的、主流的声音将一些娱乐节目定义为无厘头的、媚俗的，但实际上这是价值多元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这里，娱乐文化似乎对于善恶之别、是非之分了无判断，它既不打算弘扬什么，也不打算批判什么，尤其是对非道德一面的描述和展示。

娱乐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性还表现在它对意义的解构与戏谑，以及对于无意义的表达。很大一部分娱乐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所展现的价值的终极意义，而且它也不追寻终极意义。它注重的无非是个体的休闲、娱乐和游戏，使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中获得身心放松，既无益于社会，又无害于社会。而这种无价值，正是娱乐文化的一种价值。比如，“韩乔生语录”、“知音体标题”、“梨花体诗歌”、“黄氏响声丸”等都属于这种无意义的娱乐。

就以著名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来说，“海选”一词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表达，节目引发了讨论热潮和极高的收视率。中国传媒大学心理研究所的调研组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观众观看这个节目，心理动机就分为：从众心理、社会比较心理、替代性满足心理、依赖心理等等。由此可见，超女正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阶段，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展示普通人的多元化平台，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心理投射对象。节目在播出的档期，适当放大不同选手粉丝的声音，使受众中最为狂热的群体有了一个展示的时机和空间。选手的花边新闻和对于最终结果个人见解的表达，随着选手的步步晋级而越加紧凑，也使气氛更加热烈。开放的短信支持平台，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让观众自己做主，成为多元文化下最为有效的参与方式。

同时，娱乐节目本身也在朝着多元化扩展，目前，国内的娱乐节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唱歌表演选秀类：《星光大道》、《超级女声》系列、《我爱记歌词》、《声动亚洲》、《舞动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等；

（2）明星模仿类：《百变大咖秀》、《超级模王大道》、《王者归来》等等；

（3）访谈类：《鲁豫有约》、《非常静距离》、《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可凡倾听》等等；

（4）脱口秀类：《壹周立波秀》、《实话实说》、《锵锵三人行》、《80后脱口秀》、《中国范儿》等等；

（5）益智类：《开心辞典》、《智勇大冲关》、《谁能百里挑一》、《梦想成真》、《非常了得》等等；

（6）婚恋交友类：《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百里挑一》、《爱情连连看》、《幸福来敲门》、《全城热恋》等等；

（7）求职招聘类：《非你莫属》、《职来职往》、《步步为赢》、《脱颖而出》、《绝对挑战》等等；

（8）综合类：《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越策越开心》等等；

（9）其他类：数不胜数。

（四）这是一个通俗化的时代

通俗化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可以是“祛魅”。祛魅就是去神圣化、神秘化。

通俗歌曲和KTV就是祛魅的一大体现，让人人得以登台，人人得以表现。我们看到近年所有的娱乐选秀节目，从“明星脸”到《超级女声》到《星光大道》，在本质上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台更大、观众更多的KTV罢了。

通俗化是舞台向大众的一种敞开，同时也更容易让受众参与进来。曲高和寡，曲低自然是和者众了。因此通俗化是目前所有娱乐节目的共同特征，因为通俗才意味着参与性、娱乐性、轻松性。娱乐节目组织者不能在一个开放性的舞台上探讨高等数学或者深刻的社会结构问题，尽管有些社会话题的讨论是开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