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文化与学术

三、 璀璨的文化与学术

六朝时的金陵聚会了许多文人墨客，其中不少从中原南下的学者在此讲学授徒，宣传学术思想，或著书立说，传播文化，或钻营政治，完成大业。

在佛教盛行的六朝时期，一些思想家不断起来进行反佛教的理论斗争。南朝初期，天文学家何承天就在建康进行了三次反佛教的斗争，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宋梁时期的范缜（约450—约515）以落花为喻，驳斥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他还写了《神灭论》，否定神的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佛教存在的意义。

南朝时，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建康学者云集，因而不少史学名著相继问世。史学界对刘宋时范晔（398—445）所撰的《后汉书》评价最高。南朝宋文帝时，中书郎裴松之（372—451）为晋陈寿撰的《三国志》作注，受到史学界重视。南京最早的地方志书，也是南朝刘宋时山谦所撰的《丹阳记》与《南徐州记》。

在移居镇江的科学家中，沈括（1031—1095）撰的《梦溪笔谈》被誉为“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苏颂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明清两代，南京和镇江两地出现了一批学术名人和书籍。在南京，倪灿撰的《宋史艺文志补》，周在浚撰的《南唐书注》，汪士铎撰的《水经图注》、《南北史补注》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张玉书等在镇江主持编修了《大清一统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

近代的南京学术思想也比较活跃。如谭嗣同于戊戌维新运动前，在南京候补知府期间，写成了《仁学》一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阐述了他设计的救世方案，虽然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但在主张维新的人物中流传甚广。在史学方面，民国吴廷燮的《历代方镇年表》，缪筌孙的《江苏省通志稿》，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都是在南京成书的，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1907年8月，江南图书馆阅览室在南京创办，由著名学者缪筌孙任馆长，这是江苏省第一所近代图书馆，也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之一。1936年，中央图书馆在南京成立。

语言研究方面，在金陵这片沃土上孕育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孙吴时期的韦昭，东晋时著有《方言注》、《尔雅注》的郭璞，南朝末年著有《音辞篇》的颜之推等。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锴兄弟专治《说文》，徐锴以《说文解字系传》名垂中国语言学史。明代，南京人李登（著有《书义音义便考私编》）、江宁人焦竑（著有《焦氏笔乘》）、镇江人茅溱（著有《韵谱本义》）在语音学方面作出了贡献。清代，丹徒人张玉书（1642—1711）奉诏主编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镇江人刘鹗（1857— 1909）所撰《铁云藏龟》，对甲骨文研究功劳颇大。南京人胡垣（1840—1904）所撰《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影响较大。现代语言学史上，金陵出现了一批大语言学家。马建忠（1845—1900），丹徒人，所著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吕叔湘（1904—1998），丹阳人，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当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型工具书。徐复（1912—2006），当代著名的训诂学家、古文献专家，著有《秦会要订补》、《后读书杂志》、《〈訄书〉详注》等，主编有《传世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