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资源

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资源

学术即学识与道术,兼有内容和方法两重意义。三千年来,中国的学术经历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六大阶段的流变,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是“中国学者探索自然与社会之奥秘的研究史,它既包括过程、组织、活动等历史形态的东西,也包括结论、成果、思想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分析的,具体如传统学术类的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它又是综合的,涵纳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学术思想等”。^[1]

从先秦诸子百家开始,中国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经世致用”,内容主要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对治学者来说“立德”、“立功”、“立言”是其追求的理想,治学过程中对学问的关注和旨趣也在于此,读书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知识的探索和积累,更有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对儒家思想经典文本,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所谓六经的阐释,长期以来影响和规范了后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形成学问之道的两个方面：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以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传统。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的传统学术开始转型,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等大家,一方面饱受传统的熏陶而“旧学遂密”,同时,又置身过西海沐浴而“新知深沉”,开一代风气,成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启蒙者和奠基者。他们在中国开启了现代意义的哲学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如梁启超在《新史学》(1902 年)中指出旧史学病源有四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2]结果把历史弄成了帝王的家谱,主张《新史学》必须写出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法则。这些与之前考据史学在研究领域、论证方式、资料范围等不同,堪称史学研究的范式变革。严复翻译介绍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知识,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在学科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学问不能称其为“学”,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学问不是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他推崇培根提出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中国的学术研究、学科分类完成了一次变革。

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指出：“文化异,斯学术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认为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文化的不同源于农业和商业的不同,“中国人重农,日与生命接触,故中国人观念亦富有共通性、生发性。西方人重商,售货牟利,货品多属无生物,故其观念乃多倾向分别性与创造性”。^[4]对中西方学术的不同特点,钱穆先生认为：“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亦若为求通天人,西方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则若为求通古今之变,但岂能囊括而无遗。”而在中国司马迁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一人兼通的集大成之学。^[5]

以上简要回顾了中国的学术演变及特点,经过几千年的孕育孵化,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作为遗传基因,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绵延不绝,影响到每一个人。新闻学完全是现代意义的一门学科,此外,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报业的发展而被人们所关注,逐步成为学科研究的对象。然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国人的研究必然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场”中进行,从中获得可资借鉴的养分,并对研究产生某种潜在性的影响。在思维方式、论证方法、表达习惯、问题关注、成果形式等方面,都烙上中国传统学术的深深印记,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

(一)综合模糊性

中国传统文化从思维方式上讲,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去不断地综合领悟,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从解析和部分出发,对事物分门别类,进行明晰化的认识追求,这是由于中西哲学观差异形成的。“西方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存在(Being)和实体(Substance)的世界……,而中国哲学所面对的世界却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虚空’世界,气聚的实体”。^[6]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将事物分割开,作各部分分类考察,思维方式表现为直观综合的特点,强调感觉,富有通变性,同时也存在分解分析不够,许多方面难以深入和清晰地表达。

前人对于研究学问的方法不太考究,概念迷离恍惚,观点笼统,强调悟性。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通志》中提出,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只标个说法,没有解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补充“史德”一篇,虽然在论述史学研究者知识结构和素养方面有所补充,但也是点到为止,不甚圆周。对此,既受中国传统文化沐浴,又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梁启超发现其不足,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专辟“史家的四长”一章,对这四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此时的梁启超已从热心政治鼓吹变法转入潜心学问的阶段,如他认为“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7]并进一步从剪裁、排列的组织和简洁、飞动的文才等不同方面来论述这种文章的技术。通过梁启超的逻辑论证,建立起概念、推理、判断,“史家的四长”形成了今天人们对史学家主体基本素质要求的较为稳定的认知。

与综合模糊性相关是论述的简洁化,往往简洁地给出结论而不赘言论述过程,并被视为“要言不凡”,千百年来中国人论述男女情爱,以“关关雎鸠”四个字一语道尽。传统学术方法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常常表现为三言两语,少有将问题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以及全面影响比较分析,一些思想精髓被简练的几笔勾勒得非常精当。如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代魏征的将百姓与帝王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缺乏系统的分析和制度上的联系,这些显现出具有民本思想的火花也就仅限于格言警句,难以与现代民主制度和宪政体制建立起联系,在当代的舆论学研究,它们只是作为对舆论影响力认识的一个说明。比较西方学者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如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论法的精神》(1748 年),全书共六卷31章,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有着缜密的、逻辑的论述,注重资料收集和法理阐释,^[8]其有关学术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等都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术。从反思的角度检视中国传统学术,更多的是突出强调个人的悟性,不注重概念的明确性和内容的系统性,有时显得零散、杂呈、过于简单,零零碎碎的东西做得一点,无不可成为学问,对具体问题的评价常常表现为凭个人直观感受,带有不受拘束的随意性成分。

中国学问将经学(儒家经典)定于一尊,为一切学问的核心与目的,没有分科的观念。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只有通儒,并没有分科别目的专家,梁启超与徐宝璜之间的身份区别在于,一个是“通才”,一个是“专家”。

在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毛泽东关于报纸批评“开、好、管”的论述,体现的是一种原则、政策,至于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把握它们,常常又是因人而异,时空条件的不同又有种种变化。比较西方“调查性报道”,属于揭露问题、揭示被遮蔽的真相的报道,与我们的批评性报道相类似。如何把握好这类报道,西方的新闻学者也有研究。内容包括：“1.调查性报道的工作过程。2.怎样找到和驾驭采访对象和书面材料。3.从事调查性报道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最为关键的是“调查性报道是否发表都要同报社的律师商议后才能决定……律师将在你从事调查报道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律师将就哪些事你可以发表而不会出问题,哪些事你不能发表等等,提出意见”。^[9]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过程中,因涉及政府部门、高级人员直至总统,与报纸的法律顾问密切合作,对可能产生的问题有对策、有预案,包括措辞的拿捏、记者的署名等都进行细致的考虑,寻找和建立起种种依据,由于有学理的支撑,加上有一整套可操控的程序保障,使该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载入世界新闻史的报道。

(二)致用为本

中国学术一贯主张“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李泽厚用“实践(用)理性”来概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丰富而成熟,“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10]

中国传统的、主导的学术思想是“经世致用”,对治学者来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是其追求的理想,少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因此,也难以产生像西方学者那样去创立一套概念、符号体系的可能性。比较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往往只凭著书立说发挥其对于政治上的理论和抱负,而在中国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从王安石变法到孙中山革命都是如此。诚如国学大师钱穆论述,“中国的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11]

新闻学研究中的“学”和“术”的问题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大多数在于学科性质是基础还是应用方面的讨论,其实更深层的影响是“致用性”的学术传统导致大量的对策性研究,记者和新闻作品研究等。如萧乾曾对广播节目有个分析：“在收听中间,我个人觉得有些节目在表现方式上还可以搞得更活泼些。譬如,医药常识这个节目,它可以用一本术语连篇的‘医学小论文’表现,可以是一个绷了面孔,心里尽管很关心病人,说话却充满职业味道的大夫。但是这里还同样存在另一个可能：它可以是声调温和,心情上对大家的健康十分体贴,一个行医多年,保有经验的老医生,用日常的语言,从日常的生活的角度给大人孩子们讲说他们都感兴趣而又认为十分必要的知识。在空中跟千千万万群众建立起威信和友谊来——这是一件值得下功夫的工作。稿子不妨由许多专家来写,无论是写稿人直接广播,或是广播员广播,都应当用平易的语言和亲切的口吻广播出来。”^[12]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传播与接受的差异分析,而作者的论述兴趣不在学理层面,而是功用层面。

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有大量的新闻学课题需要人们去研究。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舆论监督问题,媒介的集团化、媒介经济等等,一方面话题在不断地变化,研究中突出致用性,不尚空谈联系实际；另一方面,致用性又容易导致实用性的就事论事。学术研究在同一层次屡屡重复,也就是新的问题源源不断而来,原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就在于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撑,研究仅在“用”的层面作来回运动。由于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即学术本身体系与逻辑的力量,当人们要寻求某种共同点和规律性时,无奈的是,但见枝叶而无从得其根干,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仅仅是说说而已,流于表面。

比较西方学术研究因其思维方式的不同,具有特别关注本体论方面的兴趣。如新闻传播的受众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枪弹说”,认为受众是个靶子,他们是被动的、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媒介的信息。传播实践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受众对信息的解读能力各有不同,其中那些对信息处理加工能力较强的人,对其周围人的影响力超过媒体,于是拉扎斯菲尔德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舆论领袖”(1948年)。事情并没有结束,受众是如何处理媒介的信息的呢?霍尔提出了“制码解码”的模式(1973年),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解读方式：1.顺从性2.协商性3.颠覆性。可以看到有关受众的研究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通过不同阶段的研究,不断地递进、创新,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具有了方法论意义,即掌握了这套理论能解决有关问题,得出某种观点和看法可以被验证。

(三)注经式阐释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学术史是以孔子及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为骨干,由儒家经典构成的经学是正统、主流,并形成带有某种官方色彩的学术,而对其思想及学问的研究只是对经书的注解、诠释,采用的方式为“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般理解为两种阐释方式,即文本还原和文本为我所用,它们是中国人治学的两大原则,用现代学术标准,是中国式的阐释学,或者是现代阐释学原则的中式表达。

学者葛兆光对此有过分析：“一种是追寻知识的正确,强调经典的研究应该从文字、音韵、训诂出发,理解经典的本来涵义,进行注释、解说,这种立场是‘我注六经’,它必然小心翼翼地避免主观,而注重历史性,使阅读者在他的著作中知道(know)经典；一种是确立真理的绝对,它强调体验与感悟,通过一些不需言说的预设,他们对经典加以阐发,并常常超出经典文本的范围,这种立场是‘六经注我’,它往往有主观性,因为它并不注意阅读者对文本的知识,而是在引发阅读者信仰(believe)真理。用清人的话说,前一种是所谓‘汉学’,后一种是所谓‘宋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前一种是学术家的立场,后一种是思想家的立场,虽然他们都来自一个儒学传统,但在处理经典时,却成为两种不同的思路”。^[13]

学术活动成了经学的附庸,自然少了独立的客观研究与探索精神。研究学问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求真上,先圣先师的权威又特别大,既不能跳出他们的圈子又无法实现进步,学术研究变成了在已经有了结论的基础上,其任务不过是再补充几个例证,代圣人立言。

新闻学研究这种经学式影响也很明显,研究常常成为学习来自上面的、权威的讲话、报告、文件等的体会,其中难免出现教条、误读等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实际上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而删掉马克思主义重要的论述,兜售自己的新闻观。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仅仅看做党的喉舌而抛弃其他观点,让马克思在天堂里汗颜。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极为片面,又缺乏活生生的、与时俱进的理论锐气,不能不误读马克思主义”。^[14]这种注经式研究的聚焦,也容易虚化或遮蔽了对学术真问题的探讨。

(四)印象式批评

中国传统学术批评重主观感受体验,融研究对象于主观体验之中,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印象主义批评不太注重批评的客观性,运用相应的客观标准,去揭示对象客观存在的属性和特征,并作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印象主义的批评非常注重批评的主观性,批评家面对批评对象,总要调集自己的思想感情、知识、经验,渗透于对象的考察。一般而言,它既不注重揭示对象的客观本质特征,也不做出明确判断,只是阐述对象所引起的主观感受、印象和体验,印象和感觉由于个体的差异显得飘忽不定,若把握到位的话,似乎能在瞬间就完成对一个复杂命题的探讨,对其研究评价看重的是情理俱胜,才气纵横。

研究者往往通过直觉思维的方式感知对象,其论证方式多采用点悟式、直觉判断或譬如等手法说理,不屑于作纯客观分析和抽象的理性思辨。而曾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傅斯年先生,则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指出：“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他认为“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之故也。”^[15]通过设喻的形式把两者联系起来,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客观的联系,缺乏周密细致的分析、综合和归纳、演绎等逻辑的方法。操觚之士,任意牵合,作得学问“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16]这位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当年扛着大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性情豪爽,锋芒毕露,在指出传统学术局限时也痛快淋漓,毫不留情。

在不少新闻学研究中,缺乏严谨的扎实的资料和逻辑性,行文不求实证而师心自用,带有随笔性质。如对主持人的研究有这样的表述：“从播音员到主持人,我们前面的电视产业也完成了从指导性到商业性的蜕变。主持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借此开始拓展自己的更多用途,出书、唱歌、演戏、拍广告、出写真。很有趣,明星主持人是电视制造出来的,之后却反过来‘主宰’着电视的收视率。每个当红的主持人都各有自己的拥趸,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互不相涉。如老年女知识分子都喜欢赵忠祥,老年男知识分子都喜欢倪萍,中年下岗男工非常爱看曹颖,初中女学生喜欢白岩松,高中男同学热爱李湘……而我觉得鲁豫就是那种唯一可以让一家三代各色人等坐在一起观赏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陈鲁豫是电视主持人当道的时代普度众生的观音娘娘”。^[17]全篇不是建立在事实的考证基础上,而是只停留在主观的臆测和感受上,表面上看起来文采飞扬,但实际上作者能证实,别人更能证伪,问题也就无法说得清楚,这类的研究于学术进步的推动意义无法衡量,因而显得价值不大。

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和旨趣与中国学术的精神有关,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18]所以,西方学术研究中,那种与现代科学精神联系密切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探讨、实证研究、本体研究以及逻辑思辨等内容,和中国传统学术批评那种强调个人悟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两者之间有风格上的不同。

较之哲学研究、史学研究、美学研究等学术渊源深厚,精纯度高,现代新闻学研究似乎处在一种更为开放的状态,不同职业、学科、经历等背景的人都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文体形式有随笔、杂谈、总结、体会等多种形式。而中国传统学问带有浓厚的人生体验意味,不是非得经过严格研究训练的学者的专利,有时显得随意、杂陈、简单,零零碎碎的东西做得一点,无不可成为学问,似乎又非常适合新闻领域从业人员知识结构、生存状态的现实和所进行的研究。因此,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中这种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其效果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有时个人直观感受非常敏锐、富有灵性,三言两语即可收“点穴”之效,把握到事物的本质和精髓。如苏轼评王维的诗称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以一种极概括话语方式,道出了论述对象的独特性,而从研究文本考察,它既是论述的过程,又是论述的结论。像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关于报纸批评的“开、好、管”之说,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论述与表达方式颇具有中国传统的点评式学术研究的大家风范。报纸批评种种现象与问题的解决一言以蔽之：“开、好、管”三个关键字,语言极其精练,道理简明透彻,不搞叠床架屋,动辄概念推演,体系建构；另一方面,需要反思传统学术研究的逻辑性、客观性、科学性等环节的不足,少有思辨基础上的归纳综合,这些方面还是需要强化和提高。

本书所涉及的对传统学术研究特点的反思,更多地是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视角,对其隐约地含有质疑和批判的意味,传统的内容是精华和糟粕并存,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传播理念,毫无疑问与现代民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此的反思是对传统学术向现代性转化的思考和期盼。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新闻学研究的学理性和研究方法有所突破,现代新闻学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才能科学地构建其学科体系,总体的研究水平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