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深圳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_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深圳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毛少莹

内容提要：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文化资源是两个既有重叠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都囊括了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但看待城市文化的出发点、眼光、角度与目的不同。本文以深圳为研究对象，从这两方面研究其城市文化。文化资源方面，深圳的传统文化资源不断积累，具有不小的开发潜力，公共文化资源也实现了快速积累。文化资本方面，深圳在城市实力增强、改革开放、移民人口等因素的促进下实现了文化资本大幅提升。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文化资本运营增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开掘城市文化资源，运营城市文化资本，是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文化资源；城市文化资本；深圳

城市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城市文化资本，是基于现代文化资本、城市营销等理念对城市文化发展“资本”的重新审视。清醒地认识城市文化资源状况、适当地评估城市文化资本，并加以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是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深圳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城市，能否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状况，显得尤其重要。

一、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对城市文化资源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通常，一个城市的历史、建筑、典章制度、文化艺术成果在广义上都可以看做是文化资源。但从狭义上看，特定的地方文化传统、民间文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常被视为文化资源。此外，教育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所以，很多学者在论及文化资源时，往往将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资源也列入其中。当然，就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常说的文化资源，有时甚至仅仅专门指政府对文化投入的资金。考虑到我国现行文化建设与管理格局，本文将城市文化资源限定在一般的城市精神（观念）、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物博物等“小文化”或“精神文化”的范围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文化建设所指涉的主要方面。

从时间上看，城市文化资源又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两大方面。由于地域及历史传承不同，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历史人文景观、一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共同的心理特征、精神气质，各城市在社会风尚、居民的道德水准、行为方式等方面会形成不同风格的文化形态。如北京的京派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广州的岭南文化等。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先天”环境和基本的“底色”。不同的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也往往是城市声誉与形象的基础，被评选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往往引来大批的游客，历史文化显然是重要的城市资源。

现代文化资源主要指精神观念资源、公共文化资源、艺术资源和现代媒体、舆论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主要指为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机构，以及政府对其的投入，如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基层文化馆站网络、社区文化设施等。城市公共文化资源是否充足，影响着城市文化生活的基本水平以及市民一些最基本的文化权利能否满足，所以是城市基础性的文化资源。艺术资源⁽¹⁾主要指一个城市所拥有的文艺机构、院团、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等的种类、数量、从业人员以及所能生产的文化产品的丰富程度。艺术资源的丰富与否、特色如何，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艺术氛围、审美取向和文化品位，而艺术家的活跃程度则是城市文化活力、创造力的重要表征。艺术资源是城市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此外，我们所处的21世纪，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传播学所描绘的传媒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短信等新媒介是城市文化资源非常核心的组成，因为利用这些资源，城市对外可以宣传，树立城市形象；对内可以控制舆论，引导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各种媒体、舆论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资源，媒体和舆论资源的多少主要可以从媒体的种类、总量、从业人员、影响力等指标来衡量。

“文化资本”这个目前已经被很多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的术语，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来的。布迪厄认为，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可称作文化资本，拥有文化资本的人或群体可以对其他群体行使一定的权力，获得想要的职业和地位。简言之，文化资本即表现为知识或思想等文化形式的财富。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文化物品之中（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如教育资格的认定等）。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扩展了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传统的经济学家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而布迪厄之后，文化资本成为了第四种资本。根据资本在不同场所所起的作用，布迪厄提出可将其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布迪厄又提出“象征资本”的概念，用以指个人在信用、名望和认可上有用的资源。上述四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这四种资本并不是相互分割和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转换的。资本可以从一种类型转换到另一种类型，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而某些商品和服务却只有把经济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本后才能获得。相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也可以通过转换成经济资本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和回报。布迪厄特别强调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越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²⁾

文化资本的概念提出以后，和很多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概念一样，获得广泛接受并迅速得到传播、使用和发展。当然，有的人是严格在布迪厄界定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资本一词，有的则不然。事实上，文化资本概念启发了人们重新看待文化、文化的产品、符号等所可能具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价值。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理解与使用，已经不仅限于社会学，或限于学术研究领域，今天，文化资本已是一个获得广泛运用的概念。应用最多的，是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发掘、表述、命名文化所具有的包括经济价值等价值在内的“综合”的“活”的价值。如2003年2月，伦敦市长就提出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并在《2010年伦敦文化战略草案》中再次重申以文化资本推动并维持“伦敦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首都”地位的战略。⁽³⁾

城市文化资本的说法，是对文化资本概念的一个借用。我国学者张鸿雁对城市文化资本有较深厚的研究。在他所著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就是一个城市已经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资本价值，换言之，即城市自身的文化积累、文化遗存、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生产方式、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所具有的“资本”属性与意义。或者说，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资本的集中地，并对人类的文化资本有巨大的吸纳和保存能力。⁽⁴⁾张鸿雁认为，包括了历史文化遗迹、传统习俗、建筑，制度、文化艺术、传媒等城市文化资源的众多方面，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文化资本。其中，尤以城市精神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核心组成，而城市形象则是城市文化资本的外在表达，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发挥与运营。

可见，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文化资源是两个既有重叠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都囊括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其看待城市文化的出发点、眼光、角度与目的不一样。说城市文化资源，往往以历史的、静态的、纯文化的眼光看待城市文化，而说城市文化资本，则是更多地以现代的、动态的，或许更重经济的眼光看待、选择、运营城市文化，隐含着一种对文化资源的“运作”意识。无疑，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大潮中，在后工业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崛起的大背景中，在城市正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节点”的今天，以“文化资本”来看城市文化，意味着城市可以借文化来进行“城市营销”与“推广”并达到“增殖”的目的。在“提升城市软实力”、“营销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文化是最好的资本、广告和产品，可以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在消费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实现城市文化资本的新的积累。

二、深圳的历史文化资源

1979年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成立深圳市。⁽⁵⁾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史只有30年，但却曾经有着6 700多年的人类活动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1 700多年的郡县史，600多年的南头城、大鹏城史和300多年的客家人移民史。深圳1979年建市前人口不足30万，为边陲宝安县的一个小镇而已。1980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开始了特殊的城市发展历程，并迅速以短短30年时间成长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因此，一般认为深圳历史积淀薄弱，传统文化资源不多。不过，这种看法也许不够全面，经过建市后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深圳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正被揭示出来。考古和历史研究发现深圳有不少先秦时代文化遗址，拥有以西部的广府文化和东部客家文化为主组成的岭南文化资源。明清以来，深圳作为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前沿阵地，作为自古以来的海防之地、移民之城，还留下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文化古迹。此外，深圳还形成了广泛接纳各种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的包容开放的心态，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民间文化和风俗民情。

截至2009年，深圳已查明的文物古迹共有1 694处，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1个。深圳地下文物考古发现先秦文化遗址157处，这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都是十分罕见的，⁽⁶⁾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有的填补了岭南考古编年史的空白，是深圳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

深圳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有南头古城、大鹏所城和大批的民居古建筑。现存南头古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大鹏古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均为抗击海盗、番夷和倭寇建于明洪武年间。其中南头古城作为古代深圳（含今香港）的政治中心，历史悠久。⁽⁷⁾南头古城不仅是位于祖国海防前哨的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城，而且是现代两颗东方明珠——香港和深圳的“根”。保护南头古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南头古城现存古郡城壕沟和明清时的东、南城门和部分城墙，并有信国公文氏祠、东莞会馆等古建筑和县署、海防公署、汪刘二公祠、凤岗书院等遗址，及六纵三横的“九街”和39处古民居，具有相当可观的文化开发价值。

大鹏古城原为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兴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将军率水军英勇抗击来犯英军，取得了“九龙海战”的胜利，揭开了对中国近代史有重大影响的鸦片战争的序幕。大鹏所城获“沿海所城，大鹏为最”的美名。⁽⁸⁾深圳亦称“鹏城”，来历即此。大鹏城城墙、东门、南门，以及城内古民居保存相当完整，大鹏城内文物古迹丰富。⁽⁹⁾大鹏所城和大鹏村分别于2001年6月和2003年11月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深圳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深圳处于岭南文化中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位置。其本土居民大致为东部客家人、西部广府人，中间有些村镇为广府人与客家人互相杂居的过渡地带，⁽¹⁰⁾再加上原畲、瑶等少数民族和沿海的蛋家互相杂处和融合，使深圳的岭南文化显得更丰富多彩，其中客家民居建筑就是一大特色。“聚族而居”的客家围屋或围楼，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¹¹⁾而龙岗客家围屋的建筑形式可谓集各地客家之大成，可称为“城堡式围楼”，这种客家围屋形成了自己有别于其他地区客家围屋的特征。⁽¹²⁾其建筑技术和形式，屋内的堂联、壁画、灰塑和雕刻等，保存着以反映儒家思想为主的丰富的中原传统文化，是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和客家社会历史与民俗风情的宝库，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深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岗地区现存较大型的客家城堡式围楼有100多座，规模十分壮观。其中规模最大的有罗氏“鹤湖新居”⁽¹³⁾及同等规模的曾氏“大万世居”（两处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建于嘉庆和乾隆年间，可称为赣、闽、粤客家围之冠，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此外，深圳也保留了大量广府式民居，具有一定的文化开发价值。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岭南名贤何真的“元勋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¹⁴⁾福永镇文氏凤凰村，集中居住着文天祥的后裔。全村保存明清建筑60余座，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深圳现存很少的比较完整的岭南明清风格的建筑群，保护开发十分不够。敬祖睦宗是深圳广府民系与客家民系共同的传统。深圳还留存了以曾氏宗祠⁽¹⁵⁾为代表的各式宗祠30多个。以绮云书室⁽¹⁶⁾为代表的私塾书院若干。由于深圳特殊的地理、历史、社会和人文环境，形成深圳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有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海洋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身的特点。其中代表佛教信仰的建筑主要有凤凰古庙⁽¹⁷⁾和长丰古庵⁽¹⁸⁾。道教建筑主要有祥溪禅院⁽¹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民间天后信仰的南山区赤湾村天后宫。天后宫始建年代不详，明天顺八年（1464年）曾重修。据历史记载，天后宫一度规模宏伟，是广东东南最大的一座天后祀，为深圳、东莞、香港等地集中敬拜天后之所，列为新安八景之首“赤湾胜概”记载的就是当初如潮水般的人流到天后宫敬拜妈祖的情形，是海洋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声誉远播海外。⁽²⁰⁾但目前对这一宝贵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显然不够。此外，作为沿海开放地区，深圳还留下李朗教堂⁽²¹⁾、传道书院⁽²²⁾等10多座基督教堂、神学院等。

近现代以来，深圳也留下了许多人文景观，亦是可资开发利用的城市文化资源。比较重要的有三洲田庚子首义遗址⁽²³⁾、一街两制的“中英街”⁽²⁴⁾、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等，广为人知。此外，深圳还有以粤剧、客家山歌、鱼灯舞、迎亲舞等，以及舞龙、醒狮武术等组成的本土民间文艺，散发浓郁的岭南文化芳香。其中，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还被列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起源地沙栏吓村也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由广府、客家为主组成的深圳“土著”，秉承岭南文化传统，有重商务实的民风。

综上可见，深圳传统文化资源虽然比不上广州、太原、泉州等历史文化名城，但还是有相当积累的，具有不小的开发潜力，应视为深圳城市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

三、深圳现代文化资源的“超常规”积累

以传统的文化资源眼光来看，建市之初的深圳，是一个十分缺乏现代文化资源的城市。当时深圳仅有1家电影院，1家戏院和1个展览馆，⁽²⁵⁾总建筑面积0．2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60万元人民币，许多区镇原有的乡村剧场、文化室等都被“三来一补”工厂占据，文物古迹缺乏管护，文化系统18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3名大学生。1979年3月成立了深圳市文化局，但仅内设艺术处及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及管理机构都付诸阙如。⁽²⁶⁾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也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沙漠”。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大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率先改革开放，在创造种种观念、制度优势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文化行政管理架构，并不断提高文化行政管理效率，推动文化发展，随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深圳城市文化资源获得了跨越式的积累。

作为新兴城市，深圳发挥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从1989年起，深圳市政府率先实行了集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事业四位一体的大文化管理架构。2009年8月，深圳推行大部制改革，又将文化局与旅游局、体育局合并，形成今日集传统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物、文化产业、旅游、体育管理为一体的“文体旅游局”，⁽²⁷⁾大大提高了“大文化”范围的综合行政效率。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内设15处1室，行政编制145名，雇员编制25名。直属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1个，代管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1个，直属事业单位19个。文体旅游局及其下属事业单位，是深圳文化政策制定、文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关，也承担了满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

在管理机构健全、文化机构基本完备的基础上，深圳发挥体制和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优势，推动了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的快速积累。总的来看，深圳的公共文化资源的积累表现出公共设施种类齐全、基础设施发达、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度较大、发展速度较快等特点。下面从深圳市文体旅游部门的网站选取了一些主要的文化统计数据，以展示30年来深圳文化资源积累的大致面貌（由于行业管理的划分，深圳市文联所“管理”的各文艺家协会等未计入统计）。

表1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文化）市级大中型文化设施项目基本情况⁽²⁸⁾

表2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文化事业）发展概况⁽²⁹⁾

续表

表3　深圳各大剧场情况

表4　深圳美术行业情况

表5　深圳各公办文艺院团情况

表6　深圳已注册民间文艺团体情况

此外，深圳形成了以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市委党校、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机构为骨干的研究网络，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日趋活跃。

四、深圳城市文化资本的大幅提升

以文化资本的眼光来看，深圳积累城市文化资源、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其积累文化资本、运作文化资本的过程。如前所述，城市文化资本的核心是城市精神，其外在表现为城市形象，其具体组成包括城市的文化观念、文化产品与文化的生产及组织方式以及以文化象征、符号等为代表的城市形象。回顾深圳30年来的发展，从一个普通的边陲小镇，到一个现代都市，某种意义上，一夜冒出的深圳几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中国现代化的代表性城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深圳城市文化资本的大幅提升。

（一）城市实力的迅速发展与城市地位的急剧上升无形中提升着深圳的文化资本

深圳建市前后城市实力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地位的急剧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建市前，深圳在全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建市30年来，深圳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步，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2009年深圳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8 201．23亿元，比1979年增长979倍，年平均递增25．8%，创造了世界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奇迹。这期间，深圳花了18年时间使生产总值达到1 000亿元，用了13年时间实现经济总量从2 000亿到8 000亿元的跨越，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居第四位。2009年深圳人均GDP达1．36万美元，达到国际公认中等发达水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与此同时，深圳建成了大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交通、通讯、能源、市政设施工程以及带动全市经济增长的工业项目，城市建设呈现出崭新风貌，社会生产能力、配套能力及文教卫等功能得到提高和增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此外，由于率先改革开放，深圳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加之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深圳常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成长最快的城市”，“中国城市规模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中国最富裕的城市”等。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实力是竞争的根本，城市经济实力，是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增长的重要条件。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才、企业、资金集聚深圳，总之，25年来深圳城市地位的急剧上升，大幅提升了深圳的城市文化资本。

（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排头兵”的城市形象使深圳城市文化资本获得不可磨灭的鲜明标志和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

确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无疑是深圳城市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历史使命和城市定位，使深圳文化资本的积累站在了一个中国任何别的城市都不具备的崭新起点。稍稍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自晚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在屡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积弱已久的中华民族一直在苦苦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努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几代民族领袖和众多的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艰辛悲壮的代价。遗憾的是，命运多舛，历经无数曲折，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现代化之路。今天，30年的改革历程，深圳以其“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实践，历史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一个具体起点。可以说，深圳30年的实践，浓缩了整个中国的一个现代化梦想。深圳是中国100多年来现代化追求在一个城市史无前例的成功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绝不仅仅是深圳的，更是中国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深圳，见证中国改革开放风风雨雨的深圳，成功地树立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城市形象。这一形象也被频频在各种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深南中路上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画像，被著名的《拓荒牛》、《闯》等雕塑，《升》等摄影作品所强调、固化，这样的城市形象，无疑具有丰富的政治价值、极大的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深圳最大的城市文化资本。

（三）观念优势与“深圳精神”的逐步形成，成就深圳城市文化资本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表现，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人们认识、向往一座城市，往往是因为这座城市某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气质。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中国改革的“排头兵”、“实验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成为了中国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新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实践地。深圳的许多观念、口号、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如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深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其观念优势是相当明显的，这些观念的核心被表述为“开拓、创新”，其实质，则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古老中国，突破种种传统束缚，追求现代化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集中表现。开拓、创新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在推进深圳各项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也辐射影响全国，并成为深圳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成为深圳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所在。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推进，深圳的观念优势还体现为一系列以“求真务实、理性高效”为代表的现代理念。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现代科技基础之上的。深圳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严格按市场规则办事，尊重科学，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了务实求真的理性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进行过三次关于“深圳精神”的大讨论。⁽³⁰⁾作为在全国率先进行城市精神讨论的城市，政府主导的“深圳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市民的热烈参与。1995年第一次大讨论，深圳精神被概括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2002年第二次大讨论，总结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新“深圳精神”。2010年8月，深圳报业集团组织开展全市“深圳最有影响的十大观念”评选活动，该活动经市民投票结合专家评选至11月中旬结束，评选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等十大观念，可视为对“深圳精神”的又一次大讨论。⁽³¹⁾上述多次讨论及其结论，或许可能仍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城市精神的成长本来就有一个漫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深圳人在注重时间、效率、务实、开放、包容、理性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现代素质；“同在一片热土，共创美好明天”的宽阔胸襟，大量的义工、义务献血者的涌现；“建筑无限生活，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等创业意识，已逐渐沉淀为深圳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深圳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也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深圳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文化竞争力第一”的城市。⁽³²⁾城市观念与城市精神的逐步形成，以其渗透在城市生活方式、市民日常行为、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的长远影响，日益成就着深圳的城市文化资本。

（四）移民人口促成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

人口构成是深圳城市文化资本提升的重大影响因素。深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³³⁾至2009年末，深圳常住人口891．2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41．45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27．1%；非户籍人口649．78万人，占比重72．9%。深圳超过95%的人口，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移民，其中，常年有70%甚至更多的常住人口并没有深圳户籍，⁽³⁴⁾可见，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所特有的文化是影响深圳城市文化资本非常重要的因素，移民人口富有创业激情、文化兼容与创新优势。深圳的城市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各地移民的创业史。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的移民文化价值观成为深圳人价值取向的最基本特征。“英雄莫问出处”，成就深圳人最基本的包容心态。加之开放的区位也使深圳文化得风气之先，深圳城市文化“天然”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移民是深圳人口的主要组成，移民是深圳文化的创造主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移民带来了文化的融合、移民带来了城市的包容。⁽³⁵⁾深圳，是我国南方唯一一个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城市；深圳也被认为是中国最不排外的大城市。深圳的移民们带来多样化的生活习俗，东西南北的菜式、五花八门的习俗，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面孔、别样的故事，汇集成深圳，成就着深圳与生俱来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

（五）年轻人群造就深圳朝气蓬勃、青春时尚的城市特色

深圳常被看作是一个浮躁的城市，究其原因，城市历史太短，人口构成年轻是重要的因素。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深圳全市人口年龄平均25．37岁，且20岁—3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6．38%，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独一无二。⁽³⁶⁾确实，在深圳街头最常见到的，是步履匆匆的年轻人，这是很多到深圳旅游者一再谈到的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最大的城市特色或许就是年轻。年轻的人口构成带来深圳扑鼻的青春气息，不迷恋旧事物，不拘泥老框框，渴望新生活，乐于走新路，充满青春活力，追求开放与时尚等，成为深圳文化的基本元素。在深圳城市的白领阶层，集聚了一批高素质有激情的中青年创业者，特别是数以百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博士硕士，海归人员，是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层次。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观念现代，引领都市时尚，成为深圳都市流行文化最主要的追求者和创造者、消费者，深圳因此获得了青春时尚的城市形象。深圳的浮躁与活力正是来源于深圳的年轻，以青春之名在深圳举办的活动因而也特别受人欢迎，如大型集体婚礼、“青春之星大奖赛”等。而深圳，也成为年轻人创业、拼搏的向往之地。不少影视作品中年轻人出走，去哪？到深圳去；最新潮的服装穿出来，哪儿买的？深圳！总之，青春深圳，如何通过文化符号、话语等进一步包装、突出、营销这一城市文化形象，将是深圳进行文化资本运营的重要内容。

（六）资本与制度的优势促成深圳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与文化资本的迅速扩张

深圳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投资环境改善，除了借助于城市整体的资本与制度优势，当然还有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廉价的劳动力、高科技发展优势等因素，深圳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深圳制造”的文化产品日益增多，包括印刷业、文化制造业、广告、设计、动漫等各行业在内的深圳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2005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文化产业工作会议，提出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深圳的第四大支柱产业。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如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资助文化产业重点门类、项目和企业的发展；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文化产业促进条例》；制定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等三个配套文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政策支持。其次，深圳还在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自2004年成功举办以来，至今已举办了五届，展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和增强。此外，由于深圳较早积极推动高科技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企业与高新技术的紧密结合，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了出版印刷发行业、广播影视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促进动画设计、网络游戏、数字视听、网络音乐等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目前，深圳本土企业腾讯QQ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即时通讯商，并被批准为互联网出版单位，技术和实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华强科技集团成为国内唯一具有成套设计、成套制造、成套出口大型文化主题公园的企业。此外，深圳的新闻出版产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市现有报社14家，期刊38家，图书出版单位2家，2008年出版报纸4．27亿份、期刊2 100万册。深圳印刷行业更是优势明显，全市现有印刷企业2 140家，从业人数达18．2万，年产值达308亿元人民币，2008年深圳共有17家企业入选全国印刷企业百强，深圳已经成为全国高端印刷重镇。就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看，深圳顺利通过国家有线数字电视试点验收，被授予“全国数字电视示范城市”称号，全市开通有线电视用户达216．5万户；电影放映市场日趋繁荣，电影放映单位达456家，2008年全市电影票房收入超过2．4亿元，比上年猛增56．4%。此外，深圳新兴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不断涌现。深圳积极利用旧工业区改造，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提供增值服务为主要赢利模式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观澜版画产业基地、水贝珠宝项链街区、田面设计之都、宝安的F518创意产业园等吸引了大批入驻企业，成为文化产业的孵化器；华侨城集团公司、大芬油画村、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30年来，深圳文化产业呈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50亿元，由2004年占全市GDP的4．7%上升为约占7%。近5年来，深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略高于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文化产业集聚辐射功能显著增强，深圳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大大增加了深圳的城市竞争力，改善了深圳的城市文化形象。

通常，文化资源的增加和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时间、人群和其他资源的漫长过程。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深圳，深圳城市经济与人口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深圳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积累，实际上调动、整合着全国包括香港的各种资源，这个地处南方的“北方城市”，从空间意义上，更多地进行跨地域的文化资源借用与重组；从时间意义上，更多地挖掘现代而非传统的文化资源；从“性质”意义上，更多地利用政治、经济、制度等形成的资源优势，将多种非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源或城市文化资本，进行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

五、进一步开发城市文化资源，运营城市文化资本的思路

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文化资本运营增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面向未来，如何以新的文化资源观和文化资本理念，来进一步开掘城市文化资源，运营城市文化资本，是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关键。针对深圳在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资本运营上的不足，这里尝试提出未来深圳进一步开掘城市文化资源，运营城市文化资本的思路：

1．对改革开放中的文化问题研究不够，对城市的文化地位认识不足，严重影响深圳文化的发展

应大力加强城市文化理论研究，促成“新的传统”，建设“活的文化”。⁽³⁷⁾最终，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贡献深圳应有的力量，从而寻找到深圳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如前所述，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深圳文化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烈冲突的产物，以深圳观念为核心的深圳文化，其实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折，正如有学者早已指出的，深圳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寻求富强的缩影，它在文化上的位置和有可能做出的贡献应当是重拾“五四”的“科学”、“民主”的旗帜，继续中国思想文化的启蒙。换言之，凝聚一代改革开放者心血的深圳，本来具有贡献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潜在的重要地位和职责，遗憾的是，虽然这种影响也在以别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发生，但是由于研究力量不足等多种原因，深圳对自己城市的精神成长历程的研究总结是不够的，与深圳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更是十分落后，这是深圳不能推出自己有分量的关于深圳的经典文化理论著作或经典文艺作品的原因，以致今天深圳学术文化的落后已经成为深圳文化发展的“瓶颈”。毋庸讳言，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给予深圳的文化资源，也影响了深圳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扩张。

深圳应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对于深圳的文化意义，充分挖掘、整理深圳改革开放史。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总结深圳历史，也就是更好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根本目的，促进对“新的传统”、“活的文化”的深度认识、命名，乃至理论体系的建构。改革开放的历史，本身就是值得开发的文化资源。前几年有人提出的收集改革开放文物，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的建议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但至今仅建成专题性的“深圳改革开放成就展”。此外，应全面反思学术理论、文化研究的资源不足、成果不丰的现状，大力加强城市文化理论研究，增设研究机构，加大投入，引进人才，组织雄厚的研究力量，重点开展中国现代化问题、文化启蒙问题、社会学、经济伦理学、政策学等领域的研究，全面反思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文化意义，改变深圳学术研究的滞后状况。

2．对城市文化精神的融合提炼不够，影响深圳人对城市身份的认同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使深圳文化的“养分”复杂，带有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风俗习惯不同，城市人员流动快，文化整合难度大。移民也使得城市人与人之间缺少共同的历史，难以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加之建市时间短，原有的城市文化资源有限，暂住人口多，30年来，深圳虽然开始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性，作出了不少融合城市文化，提炼城市精神的努力，但总的来看，深圳人对自身的城市身份认同尚未完全建立，对“深圳精神”的理解也还存在争议，深圳依然不时被认为是一个“别人的城市”、“暂居的城市”、“欲望的城市”。现代城市文化研究表明，城市识别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城市文化形成与否的核心要素。家园感、归属感的营造乃至特有方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深圳主流文化的形成。深圳如何在特殊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促进文化认同和城市凝聚力的形成，是深圳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和提升城市文化资本不容忽视的问题。

深圳应通过总结改革开放历史，固化城市精神，形成城市传统。深圳还应进一步加强共同价值观教育、城市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对深圳精神的认同；建立社会公平预警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不同层次市民的文化权利；以社区为“抓手”，大力营造家园意识，促进城市身份认同早日形成。

3．对城市形象的整体包装与推介不够

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资本的外在显现，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运营与发挥。如前所述，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窗口”等城市形象固然深入人心，但是，这一形象因为缺乏明显的符号性标志物而显得抽象、不易把握。此外，这一形象强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色彩，也一定程度“模糊”着深圳的文化形象。此外，深圳固然有地王大厦、市民中心等堪称标志性的建筑，但作为城市标志的公认的建筑物、著名文化品牌、文化名人、名著等还比较缺乏，人们在选择深圳识别标志时，更多地还是倾向于用深南路上的邓小平画像。深圳虽一直十分重视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但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过快等原因，城市布局，特别是文化设施的布局、文化空间的营造等方面，还没有真正从城市形象的整体来进行全面的考虑。总的来看，深圳主动地对城市整体形象“包装”与“运营”意识是不强的，在世界普遍城市化，城市纷纷开展形象、品牌营销的今天，深圳市城市识别系统不够明显，城市标志不够清晰，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的运营。

深圳应组织专门力量，专门规划城市文化空间，设计城市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城市品牌。以鲜明的城市标识、响亮的城市口号、专业的营销网络，推广城市形象，不断提高深圳的“国际能见度”。

4．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

由于建市前，深圳长期仅为边城宝安县的一小镇，处在大部分国人的视野之外（很多人很长时间不知“圳”字如何念），建立经济特区后，又被赋予了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实验地”的使命，整个城市“望前看”多过“往后看”；向外接受香港等地的带有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文明的文化影响多于向内接受地域传统的岭南文化影响，深圳经济特区由多达95%的外来移民组成城市人口，说普通话的深圳人，并不了解（也多少不屑于了解）一个岭南的老深圳，遂形成了深圳“没有历史文化”的片面认识，也导致深圳成立特区后长时间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更多发展现代文化，甚至以广泛的“拿来主义”态度，进行跨地域的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类型移植。这也正是深圳文化形成南北融合、中西杂糅之势，青春活泼、娱乐性强但也缺乏鲜明地方特色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深圳考古发现的增多和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这些的深圳学者本身也大多是移民），才引来了深圳很多历史研究者的呼吁，一再提醒广大市民重新认识深圳，甚至有提出要为深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不难预料的是，建议一出，引来舆论哗然，反对声一片（这也反映出深圳人对深圳的文化认同，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深圳而非古代深圳上），最后不了了之。显然，深圳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多多少少存在“文脉”不通的问题，如何打通文脉，即所谓“接地气”，是深圳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圳学者中比较常见的观点是：虽然深圳文化尚在成长之中，但深圳是一块岭南文化的“飞地”，传统的岭南文化是（现代）深圳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持深圳文化不属于岭南文化观点的学者已不在少数。⁽³⁸⁾

深圳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某种“隔阂”，但是，这并不说明传统文化资源对于深圳没有开发价值。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深圳文化尚处于成长期的青春年代，深圳更应当重视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并与深圳现代文化资源有机结合，“打通文脉”，促进有深圳个性和特色的城市文化的形成。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Shenzhen

Mao Shaoying

Abstract：Urban cultural capital and urban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wo overlapping but different concepts．They both cover every aspect of urban culture，but have different origins，insights，angles and purposes on urban culture．This paper takes Shenzhen as a study case，studying its cultural capi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On cultural resources，Shenzhen’s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accumulated constantly and revealed developing potential；meanwhile its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a rapid accumulation process．On cultural capital，a great advancement has come true with Shenzhen’s strength enhancement，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and immigration．Whereas，being a newly developing city，Shenzhen still has a lot of problem on cultural resources’explora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s operation and pro‐liferation．How to exploit urba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how to run the cultural capital concerns a lot Shenzhen’s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urban cultural resources；urban cultureal capital；Shenzhen

【注释】

(1)这里主要指文学、音乐、诗歌、戏剧、舞蹈、绘画等所谓的高雅艺术。

(2)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澳］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4期。另参见李全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见http：／／www．docin．com／p‐849693．html。

(3)参见：http：／／www．london．gov．uk／who‐runs‐london／mayor／publications／culture／draft‐cul‐tural‐strategy。

(4)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5)“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1410年（明永乐八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6)其中，以咸头岭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距今6 700年左右）；以屋背岭墓葬区为代表的相当于中原商时期文化（约前16—前11世纪）；以大梅沙遗址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文化（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以叠石山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晚期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有的填补了岭南考古编年的空白，有的被国内专家命名为考古学新文化类型。参见《深圳文物志》。

(7)早在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建立东官郡（领县六——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深圳、惠州、河源、梅州、潮州、汕头到福建的诏安、漳浦等大片土地）时，其郡、县治就同设于南头城。距今1 670多年，被认为是深圳城市史的开端。后唐代屯门军镇亦建于南头城地区，宝安县治也设在这里。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至冲（今东莞），但乃为屯门军镇署所在地。明万历元年（1573年）分东莞县建新安县，县治仍设在这里（含今深圳和香港地区）。1840年鸦片战争后，新安县的香港、九龙、新界逐步被英国割占，但新安县治仍保留。民国后恢复宝安县名（1958年将惠阳今龙岗客家地区划入宝安县）。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按察副使汪鋐（后官至兵、吏两部尚书）率东莞守御千户军民，取得了驱逐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屯门海战”（在今南山区蛇口后海一带）大捷，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序幕（事隔31年后葡萄牙抢占了澳门）。鸦片战争后，作为新安县治的南头城人民，又长期抵抗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8)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改为“大鹏所防守营”，是珠江外洋东部的海防重镇。后又改为“大鹏水师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二十七日，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水军英勇抗击英军在九龙炮台前海面的挑衅，取得了“九龙海战”的胜利，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大鹏城在抗击倭寇和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功勋卓著的英雄城堡。“九龙海战”后将大鹏营改为协。赖恩爵在海战中累立战功，逐步晋升为广东水师提督，道光皇帝敕赐“振武将军”，在大鹏城内建“振威将军第”。赖氏前后“三代五将军”，威名远扬，大长民族英雄气概。

(9)大鹏所城内现保存有东门街、南门街和正街及一些小巷，保留明朝建筑风貌。还有县丞署、参将府、左营署、守备署、军装局、火药局、关帝庙、华光庙、天后庙、晏公庙、赵公祠等建筑或遗址。其中赖恩爵的“将军第”和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的“将军第”规模宏伟，保存完好，具广府和客家混合建筑的风格。大鹏城的居民为来自各地戍边军人的后代，融合成介于广府话、客家话和官话之间的“军话”，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方言岛”，还有在语言、服饰、婚嫁和山歌等习俗上，具有特色的民间文化。

(10)以广九铁路线为界，东部龙岗区、盐田区主要是客家人，是清代康熙年间“迁海复界”后逐渐从梅州等地区客家沿东江迁徙过来的。西部宝安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主要是广府人，是原岭南土著古越族与中原南迁的汉族，历史上互相融合于唐宋以后形成的早于客家的深圳本土居民。

(11)客家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客家围继承了中原的夯筑技术，以及殿堂式和带碉楼（坞楼）的城堡式建筑的传统。在赣、闽、粤客家地区形成圆楼、方楼、四角楼和围龙屋等规模宏大的防御性很强的建筑形式。

(12)主要特征是前有月池（半圆形池塘）和禾坪（晒谷场），围楼前开有一大门、两小门，大门两侧为二层的倒座，其后是长条形的前天街，中轴线上置上、中、下“三堂”，其中上堂为宗祠，“三堂”两侧附两横或四横层，其后为长条形的后天街和后围楼（原型为半月形围龙屋），一圈围楼的四角建有碉楼即角楼，有的在后围楼中间还建有高大的望楼（龙厅顶），有的四周围楼屋顶或屋内连成通道，称“四角走马楼”，而其内部给、排水设施齐全。这种带月池、禾坪、围屋、碉楼且宗祠与住宅合一的城堡式客家围楼，给人以气势雄伟、森严壁垒的感觉。客家围强调“天圆地方”、“阴阳合一”及与自然和谐，讲究风水和龙脉的走向。

(13)占地面积达25 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5 000平方米，号称“九厅十八井，十阁走马楼”。

(14)始建于明初，位于深圳市内罗湖区笋岗村。

(15)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扩建于嘉庆三年（1798年）的新桥曾氏宗祠，不仅规模大且建筑水平最高。为五开间三进布局，面宽20米，进深50米，占地1 014平方米，中堂前天井上用雕琢细腻的花岗岩建成石碑坊，坊柱前后用抱鼓石相护，坊上横额楷书“大学家风”，为深圳广府祠堂所仅有。祠内墙壁有人物故事彩绘，砖木石用料高档，结构精致。旁边还有书院、天后古庙等配置，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堪称深圳广府祠堂之冠。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位于宝安县西乡镇乐群村。由爱国港胞郑姚创建于清光绪十年（1885年）。占地3 000平方米，建筑群包括门厅、中厅、后厅、东船厅、西书楼、花园、厨房、水井等。各处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特别是梁、柱和所有木构件均用红木制作，质地上乘，为岭南古建筑所罕见，被省里权威专家誉为“深圳陈家祠”。惜现为工厂，急需保护维修。

(17)位于宝安区福永镇凤凰村凤凰山。

(18)位于公明镇长圳村大眼山北麓。

(19)位于宝安区松岗镇燕川村。

(20)明天顺八年（1464年）的碑记，《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记载，明成祖朱棣遣郑和下西洋时，在珠江口遇险，得天后救助，便奉旨遣副师张源整修赤湾天后庙。规模宏伟，有月池、石桥、殿、楼、亭、廊、房等建筑20余处及99座门，占地面积99余亩，是广东东南最大的一座天后祀，为深圳、东莞、香港、内地人民所敬拜，列为新安八景之首，是海洋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声誉远播海外。惜于20世纪50年代被毁，1992年南山区文物部门在原址上复建正殿、山门、日月池、钟鼓楼等，虽蔚然可观，但远不及昔日辉煌。

(21)咸丰二年（1852年）瑞士巴色会韩山明牧师进深圳传道，1855年3月龙岗区布吉镇李朗教堂落成开幕，占地220多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式，有礼堂、钟楼和牧师楼。

(22)韩山明牧师接着于1856年建洋楼办女校，1864年建广府式房屋存真书院（1876年改为传道书院），为我国第一座基督教神学院。

(23)1895年10月，孙中山、郑士良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4月他们策划以梧桐山上的惠州三洲田村（今深圳市盐田区）为新的反清武装起义地点。招兵买马，设拳馆训练，集合六七百人，以深圳人为主力。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闰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黄福、郑士良等指挥在三洲田举行祭旗起义。首捷沙湾兰花庙，势如破竹，22日直捣惠阳三多祝，队伍壮大到2万余人。因后援不继，起义军于11月7日宣布解散。血与火的战斗，唤醒了群众，积累了经验，打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枪，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24)位于今盐田区沙头角镇。1898年8月，强占了香港、九龙的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并约定1898年7月1日生效，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包括大屿山等230多个岛屿在内的原属宝安县的广大土地，总面积达971．4平方公里，即所谓“新界”，为期99年。1899年3月18日，英国接管“新界”后，于原称“鸬鹚径”的边界上，树立了木界标（后改为石界碑），把沙头角村一分为二，东侧为华界沙头角，西侧为英界沙头角，“中英街”由此而来。现存3至7号界碑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中国遭受侵略和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和“一街两制”，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见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25)分别是建于1949年的人民电影院、1958年的深圳戏院和1975年的深圳展览馆。

(26)参见《深圳文化志》。

(27)深圳市版权局于2003年合并入知识产权局。适应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的管理需要，深圳曾于2006年成立独立的正局级管理部门：“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后于2009年大部制改革时并入文体旅游局，为“文产处”。

(28)参见：http：／／www．szwtl．gov．cn／engine／gettemplate．jsp？temp＿Id＝22＆querystring＝IN‐FO．GUID＝′｛BFA815C5‐0000‐0000‐60B6‐FCB300000003｝′＆pid＝47＆show＿id＝null。

(29)参见：http：／／www．szwtl．gov．cn／engine／gettemplate．jsp？temp＿Id＝22＆querystring＝IN‐FO．GUID＝′｛BFA815C5‐0000‐0000‐60B8‐BA2800000005｝′＆pid＝47＆show＿id＝null。

(30)第一次深圳精神大讨论为1995年，总结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第二次大讨论为2002年，深圳精神再次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审视。

(31)参见“深圳新闻网”相关报道。

(32)中国科学院倪鹏飞主持：《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33)1979年3月，深圳的总人口只有31．41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35．19万人，大部分还都是本地的客家人；但到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时，深圳的人口已暴增至166．74万人；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700．88万人，比“四普”增加了534．14万人，增长3．2倍，平均年递增14．96%。

(34)深圳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倒挂全国最严重，2000年至2001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暂住人口占普查登记人口的83．45%，比“四普”时上升了22．11个百分点。

(35)王京生、尹昌龙：《移民主体与深港文化》，《学术研究》1998年第10期。

(36)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gn＿detail．asp？id＝4960．

(37)深圳市委宣传部王京生部长语。

(38)深圳学者吴忠、乐正、尹昌龙等都持此观点。当然，这里也涉及一个对“岭南文化”本身的界定问题，存在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当把岭南文化看作是一种相对固化的传统文化时，这种观点是成立的。而岭南文化也往往被看作是岭南地区承继传统之后一种正在创新发展之中的文化，这样，也可以说深圳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