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与学术发展

三、学术共同体与学术发展

按照我的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化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又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总体化的趋势，这种总体化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明显，在全球化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在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地看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方向，这是世界越来越走向总体联系的发展方向。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分工也越来越细，这才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化的历史动力。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却越来越一体化，只不过这种一体化是以庞大的中介为联系纽带的，学术的专业化更多是在这些中介层面完成的。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已经日益明显。比如在对消费社会的讨论中，哲学、经济学、符号学、媒介理论、社会学等学科就已经融合在一起，消费本身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新一轮的社会整合作用。这种总体化的关联，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卡斯特在讨论全球化时，从信息的视角指出：“构成新而令人困惑的世界的所有主要变迁趋势，都彼此关联，而且我们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0]面对后现代文化所强调的理性的终结与碎片化，卡斯特的《信息社会三部曲》旨在重申理性原则，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揭示全球化时代社会碎片化中的总体性关联，这种新的技术革命他称之为“信息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反而应该重申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21]

这种总体性，我将之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总体性，这是强调学科专业化分工情况下的相互联系，没有这种联系，就无法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理解。二是作为从总体上超越当下社会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意义上的总体性是未完成的，指向社会生活的未来向度，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意义。在本文中，总体性主要指的是前一种含义。由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要想重新贯通所有的学科，就像黑格尔那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这个社会也很难培养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方法就无法达到，在个人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来实现，所以在今天，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对学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作为一个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共同的研究纲领。法兰克福学派自成立时就有一定的自觉意识，而在霍克海默接任研究所所长后，就更为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前身是韦尔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作周”，1922年韦尔提出的研究方针是：总体地认识和理解从经济基础到制度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强调研究工作独立于任何政党与政治的考虑。在方法上，强调多学科之间的交融。1923年在德国教育部的支持下，社会研究所成立，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所长，提出了以“批判理论”为研究纲领的主张。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相对立：一方面针对当时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方法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反对正统的研究，从而达到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一主张下，强调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的思考与反省，从而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富有理论想象力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才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第二，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不仅是各专业领域的专家，而且相互之间在研究方法上能够相互沟通，相互支持，从而能够超越专业界限，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透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中，有经济学家波洛克，有哲学家阿多诺，有精神分析学者赖希、弗洛姆，有政治哲学家纽曼，还有大众文化研究的开拓者本雅明等，这些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专攻，但又有着相互的理论了解和支持，这才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从总体上能够纳入整个研究计划的理论成果。在现代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学术群体的相互支持是实现总体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条件。

真正的学术不是对事实的简单记录，而是对事实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学术本身就是思想。这些年来，国内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学术与思想分离开来，一旦这一点得以实施的时候，实证的方法就必然流行，总体性的研究思路也就必然作为虚幻的宏大叙事而被抛弃，学者也就越来越成为事实的附庸。重申总体性的研究方法，这是打破现代专业界限，达到对社会生活总体透视，恢复理论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

[1]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6]在拙著《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我曾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跨学科特征。

[7]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8]胡塞尔著，倪梁康选编：《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载《胡塞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页。

[9]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1页。

[10]韦伯著，韩水法等译：《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载《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1]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页。

[12]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页。

[13]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9页。

[14]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15]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4页。

[16]韦伯著，韩水法等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7]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18]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19]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20]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21]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拙文：《后现代语境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概念的再思考》，《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