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权力

三、话语与权力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理解深受福柯思想的影响。福柯认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福柯不仅关注话语内部的秩序，还考察了语言外部诸多控制话语的因素。他敏锐地观察到话语生产的被控制性和话语的物质性，“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立刻受到一定数量的程序(procedures)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是防止它的权力和危险，获得对它的偶然事件的支配，躲避它的沉重的可怕的物质性”。^[31]福柯所考察的程序指的是对说什么、由谁说、在什么场合下说的限制。他尤其重视权力斗争和话语实践控制之间的关系，“话语不仅仅是改变统治斗争或系统的东西，它还是这样的——斗争因为它、借助于它而存在，话语就是要被夺取的权力。”^[32]并且，这种权力关系以隐含的方式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权力不是从“上面”施加的，而是从“下面”用福柯称为“显微技术”(microtechniques)的方式发展而来的，其威力与掩藏其自身的机制成正比。换言之，权力关系表现地越隐蔽、越自然，其威力就越大。这样，福柯就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而将之提升到更为宏观的、更为抽象的社会网络中进行考察。

批评性话语分析将文本(语言学)取向的话语分析与福柯的社会取向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认为权力关系通过话语得以协商和实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话语里的权力(power in discourse)和话语背后的权力(power behind discourse)。

话语里的权力是指在话语交往过程中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对弱势地位参与者交往作用的控制和限制。这些控制和限制包括:(1)内容(说/做什么);(2)关系(交往参与者的社会关系);(3)主体(交往参与者所占据的“主体位置”)。

下面，通过警察局里一位警察(Police)对一位武装抢劫目击者(Witness)的询问为例，来说明话语里的控制和限制:^[33]

(1)P:Did you get a look at the one in the car?

(2)W:I saw his face，yeah.

(3)P:What sort of age was he?

(4)W:About 45.He was wearing a□

(5)P:And how tall?

(6)W:Six foot one.

(7)P:Six foot one.Hair?

(8)W:Dark and curly.Is this going to take long?I've got to collect the kids fromschool.

(9)P:Notmuch long，no.What about his clothes?

(10)W:He was a bit scruffy-looking，blue trousers，black□

(11)P:Jeans?

(12)W:Yeah.

译文:

(1)警察:你看到小汽车里的那个人了吗?

(2)目击者:是的，我看见他的脸了。

(3)警察:他大约多大年龄?

(4)目击者:大约45岁。他穿着一件……

(5)警察:多高?

(6)目击者:六英尺一。

(7)警察:六英尺一。头发?

(8)目击者:黑色，卷曲。这要花很长时间吗?我得到学校去接孩子。

(9)警察:不会太长时间，不会。他的衣着怎样?

(10)目击者:他有点邋遢，蓝色裤子，黑色……

(11)警察:牛仔裤?

(12)目击者:是的。

在这个对话中，警察与目击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通过警察对谈话内容、相互关系以及主体位置的控制而得以实施。目击者被警察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信息，并随时被后者打断(内容);目击者与警察之间是一种不平等、从属的关系;目击者占据着一个有义务配合警察调查的公民的主体位置。

再以媒介话语为例，首先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控制着什么可以报道以及如何报道;由于媒介话语的受众的不确定性，它们往往建构出一个理想的主体(ideal subject)，赋予其一个理想的主体位置，并通过大众媒介生产大量的同质性话语对消费者实施强大的影响力，试图将其定位在理想的主体位置上。媒介话语不仅建构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在媒介实践中隐含地表达和再生产了统治阶级和集团的权力，使现存的社会权力分配显得“自然”和“正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受众是通过与理想主体的协商而建立起一种关系的，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媒介指派的理想的主体位置，他们可以与之保持距离，甚至与之展开斗争。因此，话语里不仅体现着权力关系，还是权力斗争的场所。

权力关系可以通过权力优势者控制和限制内容、关系和主体而直接、具体地体现在话语里，但是话语里的权力关系往往又是话语背后权力斗争的结果。费尔克拉夫认为，任何一则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都有可能同时是情景斗争(situational struggle)、机构斗争(institutional struggle)和社会斗争(societal struggle)的一部分。情景斗争体现在对话语里权力的争夺，而机构斗争和社会斗争则是话语背后权力的博弈。话语背后的权力对话语的制约和控制是长久的、结构性的，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下面我们通过一位涉嫌某起犯罪的青年(Y)与他所在学校的校长(H)之间的对话来说明:^[34]

(1)H:Why didn't you go straight down Queen Street?

(2)Y:I'mnot walking down there with a load of coons from St.Hilda's coming out of school.

(3)H:Why's that?

(4)Y:That's obvious，isn't it?I don't want to get belted.

(5)H:Well，there isn't usually any bother in Queen Street，is there?

(6)Y:No.None of us white kids usually go down there，do we?What about that bust-up in the Ode on carpark at Christmas?

(7)H:That was nearly a year ago，and I'm not convinced you lot were as innocent as you made out.So when you got to the square，why did you wait around for quarter of an hour instead of going straight home?

(8)Y:I thought my mate might come down that way after work.Anyway，weal ways go down the square after school.

译文:

(1)校长:你为什么不沿着皇后街一直走下去呢?

(2)青年:我不从那儿走是因为那儿有很多来自St.Hilda的从学校出来的流氓。

(3)校长:为什么是那样呢?

(4)青年:原因难道不清楚吗?我不想挨揍。

(5)校长:嗯，皇后街通常没有什么麻烦，是吗?

(6)青年:是的。我们白人孩子通常不去那里，是吧?圣诞节发生在Odeon停车场里的争吵是怎么回事?

(7)校长:那几乎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并且，我不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像你们声称的那样清白。当你到达广场时，你为什么要在那里逗留一刻多钟而不是直接回家呢?

(8)青年:我想我的朋友下班后会途经那里。我们总是在放学后去广场。

这则对话与上一则对话有很大的不同，青年所具有的话语权明显超过了常规。从谈话的内容上看，青年不再完全受校长的控制了，甚至发出挑衅和反诘(如(4)和(6));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例如，青年使用了一些只能在同辈人或朋友间使用的非正式词汇(belted，kids，bust-up，coon);青年所占据的主体位置也不完全是一个“学生”，因为他没有尽到做学生的义务(obligation)。从表面上看，对话表现的是某个具体情景(situational level)下的权力之争，但是由于该青年具有代表性，校长处理该事件的策略也非常符合学校常规，所以，两者之争还反映了机构性(institutional level)的斗争，即学生和学校“当局”(authority)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顺此再深入下去，两者之争其实还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societal level)上反映了青年人群体与各种社会权力持有者之间的权力斗争。

话语背后的权力可以通过跨文化翻译来揭示。跨文化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际转换过程，其流量、流向和翻译方法要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中国学者He Xianbin通过回顾汉语与英语、日语之间互译的历史，验证了权力差异影响翻译流量、流向和接受的设想。^[35]研究发现，中国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书籍数量要远远超过英美从中文中的翻译数量。中日之间的翻译流量和流向以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日本从中文中翻译的书籍比中国从日语中翻译的书籍要多得多;但之后，双方则颠倒过来。He还对海尔布伦(Heilbron)所提出的，按每种语言中的书籍被翻译的数量份额将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三个层次的观点:即中心语言(英、法、德、俄语)、半边缘语言(西班牙、意大利、丹麦、瑞典、波兰和捷克语)和边缘语言(汉、日、阿拉伯、葡萄牙语)，提出了质疑。^[36]他认为，还应注意到绝对语言权力与相对语言权力之间的差异。比如，英、汉语之间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称的中心-边缘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是日语和汉语虽然都是边缘语言，两者之间的翻译也是不对称的。所以，区分强势和弱势语言，不仅要考虑语言在全世界和某个区域的地位，还要注意到互译语言背后相对实力的差异。此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还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在中国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中，英语无论是作为译入语还是译出语，都受到尊重。有些学者主张英汉翻译以异化(foreignization)为主，汉英翻译则尽量归化(domestication)。在英汉翻译中，译者不太考虑读者的感受，由于害怕不“忠实”原文，译者很少改动英语句子的结构。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却倾向重新组织中文的习惯表达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由此可见，无论是具体文本的翻译策略层面，还是某一学科领域里的翻译，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军事、媒体等权力博弈的结果。

我们分别考察了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如前文所述，语言不是反映客观世界“透明”的媒介，语言的使用总是充盈着意识形态意义，而意识形态又为权力提供服务，正如费尔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那些能够用来建立、维持和改变社会权力、控制和剥削关系的世界某方面的呈现。”^[37]这样，语言和意识形态就相互勾连在一起，帮助建构、维护或瓦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反过来又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性力量。于是，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成为各阶级、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符号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