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假设分析介绍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假设

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在于调动了全民族的积极性力量，将一个主权上不独立，政权上遭分割的处于离散状态的中国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团结的、具有新生生命力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动员团结和凝聚作用。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一经诞生，就着眼于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局面，在把握全国抗战主导权以及领导权的基础上为凝聚人心团结多数而发挥作用。此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凡是在经济社会多样化、社会多种利益主体、利益群体同时存在、社会矛盾交织协调的时候，统一战线就直接处于中心工作的前沿，始终服务于大局。以致于有学者指出，统战体系本身亦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有效体系。^[1]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从社会整合的视角考察统一战线的功能，研究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有助于社会团结和整合的能力，试图为统一战线的实践领域和研究视角提供一个拓展性的、创新性的思维和思路，进一步深化人们对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宝的认识和研究，并期望在一个大统战格局下，不同统一战线组织及制度协调一致，发挥各自功能以形成社会一体化的目标。

一、多维度视角中的统一战线

（一）法宝作用的透视：不同历史阶段的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表现为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面动员、凝聚革命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而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体现为：凝聚社会建设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团结、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整个社会凝聚在党的周围，形成一体，促进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以此看，统一战线具有稳定、团结社会，巩固执政基础的整合作用。而且，实践中的统一战线在促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统一战线能够敏锐地把握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有效动员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资源，保证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平稳转型，有利于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整合功能，除了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外，重要的一点是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赋予统一战线不同的时代意义，使统一战线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既承传了伦理特性的历史传统，又与现实对接，与时俱进，担负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比如，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及社会管理任务，都赋予统一战线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任务和使命。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统一战线从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出发，凝聚政党、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促进团结、创造合力。科学发展观要求统一战线坚持“以人为本”，在把统一战线的工作空间拓展到国家与社会的空间的同时，也把统一战线从阶级、阶层的联合与团结拓展到大众的关怀和民意民心的关切方面。社会管理要求统一战线发挥整合、协调、辐射、融通作用，着力化解和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统一战线整合社会的内在品性及社会发展需求所赋予的时代意义，科学认识和定位统一战线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际地位和工作方向，研究统一战线的动员、团结、协调的社会整合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新时期统一战线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

自从统一战线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域拓展至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域，并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以来，已频繁地出现在执政党的各种阶段性、战略性的政策部署和战略规划中，成为非常强势的政策规划议题和理论研究话题，几乎关涉到执政党执政兴国的所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战略规划和阶段性任务，如推进和平统一、发展人民民主，巩固执政基础、促进多党合作制度完善、建设和谐社会、完善社会管理等等，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运用统一战线、发展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可见，处于法宝地位的统一战线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是经济发展助手，也是政治团结助手，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在现实的统战工作中，“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就成为统战工作经常强调的一点。其目的：一是通过统一战线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有效整合和领导；二是最大限度地把一切可能的力量汇聚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全力推进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因此，统一战线是新时期国家建设的根本，在国家建设中处于战略性地位，而且，这种战略性地位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提升。从历史看，随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重视由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并作出了一系列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针和指示，从内容到形式都对统战理论、民主党派建设理论进行了富于创新的探索。其中有毛泽东“法宝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邓小平的“两个不是”、“两个应该”：“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3]江泽民的“四个离不开”的论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离不开统一战线。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对三个“法宝论”赋予新的内涵：“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可见，统一战线已经处于国家建设的战略方位中。在国家建设的战略方位中，统一战线的整合团结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协调处理国家发展中的“五大关系”，使各政党、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力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周围，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第二个层面是促进社会层面的和谐和团结。社会建设一方面取决于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各种组织和力量参与和承担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社会自身的发育是社会建设的前提，而在发育的社会基础上确立民主参与、协调有序、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则是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中国，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是建立这一治理结构的关键。而在日益个体化、多样化、自主化的社会，这种领导最有效的组织基础，就是党的基层组织，最有效的政治基础就是统一战线。^[4]可以说，统一战线已全方位地处于国家建设的战略方位中，成为执政党社会整合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战略性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策略性技术的运用。统一战线不但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而且具有微观操作性，这两方面促成了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

（三）新时期统战工作社会化趋势的启示

统战工作的社会化，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下总体性社会而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所有组织、所有资源均被纳入到中共的调控体系中，统一战线的对象也集中于体制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化和发展，社会出现了许多体制外的力量，统一战线所团结和联合的对象和领域由此从体制内扩张至体制外，面向民间组织、新的社会阶层等等力量。统战工作越来越显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构成更加多样，统一战线的领域拓展将更加广泛，从大陆到海外，从上层延伸到基层，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同时，承担统战工作的各种社会团体和部门日益增多，这就使得统战工作越来越显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现实中统战工作的很大部分是围绕社会关系开展工作，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本身就是社会一体化的必要内容。如何使社会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朝着有利于社会团结的方向演进，是统一战线社会化工作所要把握的。因此，以整合的视角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创统一战线格局，开发统一战线功能，提升统战整合资源、协调关系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不失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及实践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撇开统战工作社会化的趋势不讲，就新中国的社会整合体系而言，统战体系本身亦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有效体系。林尚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整合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推行了两大战略：一是领导战略；二是统战战略。通过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形成强大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优势，全面动员和整合了中国四分五裂的社会，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5]如何进一步适应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发挥统战战略的整合作用，开辟统一战线的新的工作机制，是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内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启示我们：将社会整合概念带回统一战线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二、社会整合需要拓宽新的渠道和思路

（一）协商民主的启示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要解决社会何以成为社会的问题，只有将社会的自治活力激发出来，让社会和政府在良性互动中解决社会的一体化问题。当前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不同于政府控制的一种新的整合视角，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整合带来了新的启示。

关于协商民主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有关协商民主的理论阐述和政治实践中均得到了体现。在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中，协商民主被视为解决多元社会分裂问题的一种理论。因为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以选举为重要形式的自由主义往往成为分裂社会、破坏团结的罪魁祸首。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反思并寻找重新团结社会的新方法，协商民主就应运而生，有关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例如利普哈特提出共识型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理论，他认为在多元社会，共识民主更具有包容性、妥协性、协商性的特征，比例代表制、多党制、联合内阁、合作主义的利益集团等制度安排，借助其包容性、妥协性、协商性的温和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社会的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更好的社会治理，体现出更好的民主品质，和更出色的政府绩效。^[6]因而，更有利于对多元社会异质性因素的整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James Fishkin教授通过政治实验发现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互信，扩大共识，从而有助于解决和控制社会冲突。^[7]协商民主应对多元社会分裂，整合多元社会的品质，为我国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协商民主在中国首先开启了实践之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整合品质，也进一步论证了协商民主的整合功能。如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协商所制定的政策符合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和意志；协商注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注重公平与公正、社会和谐，等等，这些品质都具有促进社会沟通、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团结的整合功能。

统一战线为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协商资源，包括协商制度、多元协调主体、协商平台等，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场域之一。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协商资源，使其具有了社会整合这一功能。因此，社会整合需要依托统一战线发挥协商整合功能。但是，统一战线的协商资源尚未能充分调动起来，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如何使统一战线工作与社会交往方式融合，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就需要更好地培育协商资本，完善协商制度。将统一战线与整合相联系，研究其整合功能，以期抛砖引玉，使社会更多地关注协商民主的整合功能，也是研究本课题的原因。

（二）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的警示

社会整合探讨的是“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而“社会何以可能”追问的反面，是社会原子化的理论命题。任何社会，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面临或遭遇“社会原子化”问题，它是社会整合的危机之一。所谓社会原子化，是指个体脱离组织或社会。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即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表现出精神上的孤独无助和思想行为上的混乱，以及个体之间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8]社会原子化成为中国社会整合的问题，最早是在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曾被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即是一种典型的原子化社会。广大的中国人觉悟普遍偏低，呈现出“有家无国”的社会意识，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脆弱得不堪一击。虽然在谋求国家救亡、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民族自救方案，但却根本上不能改变分散的、无组织的或组织不力的事实，无法整体性地抵抗西方霸权的侵略，回应其文明的挑战。统一战线以“联合团结起来”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了起来”这一民族自立目标。

在新中国社会整合的进程中，单位制较好地克服了原子化社会的弊端，城市通过单位制度、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塑造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基础秩序，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对社会总体性危机的超越，建立起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基础秩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释放了更多的社会力量，个人从传统的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体，个人与集体、社群、共同体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为明显的是“单位制”对个人的控制和整合力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单位管制走向社会，催生了许多体制外的、组织化程度很差的原子化个体。有学者将中国单位制松懈后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总结为三点：一是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初级社会群体开始走向衰落；二是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三是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9]同时，在市场经济力量的驱动下，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为社会主体提供了与单位制一样安身立命、谋求发展的机会和领域，催生了体制外的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社会精英，如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主等。有学者将这两种现象归结为社会的个体化、分层化和多样化发展^[10]（原子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组织起来”而言的，而个体化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下社会权利和自由的增长而言的，个体开始从国家和集体的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了权界意识^[11]，二者都是社会整合的问题）。这些社会力量日益壮大，使得原有社会基础秩序发生变化，社会的复杂性增加，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加剧了社会的一体化风险。这一问题的揭示，意味着新时期的社会整合必须回应社会基础秩序新一轮重构的问题。面对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及个体化，执政党将会基于治理目的而力图在社会组织化的基础上推行行政控制。但治理与行政控制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而且多元化的社会预示着行政控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局限性，这将不利于社会整合。如何寻求一种缩小二者张力的整合体系，是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的整合任务。为此，我们在社会整合命题中引入统一战线整合体系。统战整合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通过微观的统战方法和宏观的统战战略开创的整合体系，它与执政党的其他整合体系一起协调发挥整合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

统一战线不同于其他的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功能部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延伸和扩展的结果。但是统一战线又不同于单纯的单位制，统一战线组织“涉官”、“涉民”、“涉企”，是除单位制外联系社会、组织团结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取向的社会化，使统一战线不仅要面对体制内的代表性人物和精英分子，而且要面对社会中的精英与大众，关注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力量成长兴起的新的社会阶层及工农大众群体本身。不仅要关注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和联合，而且要关注社会的协调和谐。因此，统一战线组织是应对原子化社会的一个有效的组织，而且统一战线应对原子化、个体化社会的途径丰富灵活，既可以创造直接的路径，也可以开辟间接的路径，既可以动员制度和组织的资源，也可以动用各类社会社会资源。不求同一，但求认同；不求依付，但求联合^[12]。通过统一战线机制吸纳、整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各种新兴组织要素，以统一战线的亲和性，以统一战线的民主性来加强社会和团结，可有效均衡这种张力。这无疑是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重要资源。

为此，在整合领域内引入统一战线，研究统一战线重构社会秩序的作用，既是当前社会整合的需要，也是统一战线社会化工作的需要。

（三）一致性、差异性的社会与统一战线相联系的启示

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征。而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多样性基础之上的统一。正是社会的差异多样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要创新，要有活力，就必须尊重多样化和多元化，容纳多样性。这就意味着要对多样性和差异性进行整合，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社会中建立协调性和均衡性，使其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不同”、“多样”、“差异”的基础上，经过交往互动和共同发展以求得事物的差异共存、多样和谐在一致性基础上的发展创新；这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配合，需要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个体与组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与相互理解。

统一战线本身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这意味着，统一战线是整合多样性、差异性社会的有力法宝。统一战线是联系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的桥梁，是加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团体各行各业之间交流、沟通与互动的平台。从理论上讲，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和大联合”，能在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社会领域，创造出多元互动、多方互助、多层合作的社会发展格局，整合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增强社会联合与团结的基础。从实践层面看，统一战线能凝聚民智、表达民意、协调民心，拓宽社会各层次接触，有助于各阶层相互联系，促进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行各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加强社会整合。而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讲，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要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统一和多样性社会的有机统一，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整合，以保证社会对国家形成统一的认同和国家对社会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国家的统一、社会的整合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挥还取决于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程度。

正是得益于统一战线的整合特性和优势，本文将统一战线与社会整合相联系，研究统一战线领域内的社会整合因素，以期探讨和挖掘统一战线尚未能进一步开发的整合功能。

此外，以社会整合为视角，对“统一战线”进行深层次诠释，可以引导“统一战线”更进一步地拓展其作用领域、开发其功能，更好地协助执政党实现其整合目标，使其真正成为党既执政又兴国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