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期对社会的忽视：这种现象在中国更为突出
“人天生是个社会动物”，社会与我们每个人密不可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熟视无睹，甚至刻意压制社会的觉醒。这源于人们理解的社会很容易等同于自发群居的社群或代表高度隐秘性的私人空间，直到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才逐渐凸显自主性，强调社会与国家二分，突出社会的公共性，彰显其批判和监督国家的功能。从对社会的历史考察看：在传统社会，国家往往取代社会或挤压社会，社会被消融于国家之中，所指称的社会也往往是自由、散漫的私人社会，社会无组织化特点比较突出，即使有组织也仅代表的是宗族或地区的利益。从政治思想史溯源看，把社会等同于国家，社会消融于国家之中的思想也源远流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论述中，国家总揽一切，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私人生活与国家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甚至没有私人生活，诸如有共产共妻、公共育婴室等制度设计。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有关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著名论断，离开了城邦的生活，人就非神即兽，并且只有成为城邦的公民，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人，奴隶不被看作是人。因此，公民社会即城邦国家，这延续到“公元14世纪，一些为国王辩护的思想家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坚持认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公民社会是指政治社会或城邦国家，其内容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赋予此词的含义。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洛克、卢梭、康德等人认为，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乃是同义词，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1]可见，即使在启蒙运动以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影响的思想家们依然突出国家的政治整体化社会整合功能，到黑格尔那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黑格尔的国家观以更加理论化的言语表达了对国家的崇拜：国家已不仅是中心，而且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本质与意义之所在。黑格尔的这种普遍主义国家观将国家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在，而社会则完全被国家化了，这也才有马克思要把这种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扭转过来的努力。
从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来看，在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的内外夹击下中国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处在崩溃的边缘，国家也是主权难保，积贫积弱。一方面传统社会作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遭到沉重的批判和摧毁；另一方面具有批判和自主性的社会又难以产生，作为后发国家，国家向社会植入制度的特征比较鲜明，国家主导政治，急需要把社会组织起来。尤其在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构建进程中移植现象尤为明显，从20世纪初移植日本的法律、到后来移植德国的法律、再到20世纪50年代移植苏联法律与司法体系，这些国家都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也深深影响中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的建设，“尽管其间有所变化，但有一个政治取向始终保持一致：政府不承认社会的自主性，甚至致力于替代和消灭社会。具体在法律领域的表现就是，法律全盘地国家化，司法全盘地国家化。政府大规模移植国外法典，而没有容纳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规则体系。同时，政府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国家法院系统，挤压传统的社会自主性解决纠纷的机制”[2]。当然，导致出现这种社会缺失的原因也源于当时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源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不是从社会内生的，而是为了救亡图存回应外部冲击，社会的生长发育畸形。尽管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社会阶层结构长期保持传统封建社会格局不变，既难以从臣民转变为公民，也难以产生革新的自主性阶级，这种松散的依附性社会也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吸纳整合能力都比较孱弱，难以抵御当时代表新兴生产方式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攻击，傲慢的清帝国迅即坍塌。其二，在长期的战乱状态下，传统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宣告解体，到处充斥着弱肉强食的强者生存逻辑，社会的无组织化、个人的单原子化、对权威和规则的意识极其淡漠，这样导致公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载体或社会环境长期缺失。尽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社会坍塌可能导致巨大的危害，诸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极力推进乡村社会重建的社会实践，期望把打碎的传统民间社会重建起来，并加以现代改造，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其三，国外成功走上富强的民族国家的经验激励着中国向其学习，强国家是其显著特征，如何把社会有效地培育和动员起来显得尤为重要。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为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很容易走向效仿日本、德国和苏联等国的强国模式，因而积极引荐和植入这些国家的制度。因为这些国家也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变革或革命，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增强民族的整体凝聚力，他们也都存在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从而跻身强大民族国家之林。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移植强国家的做法比较容易对接，也经历了全能主义国家的阶段，而怎么培育民间社会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却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二、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市民社会：具有较强的批判功能
（一）其批判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社会内部权力转移促进从封建君主国家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转变。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壮大催生了政治变革的激烈诉求，“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中，中世纪后期出现的市民社会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国家的到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充当了王权（中央集权王朝国家）压制诸侯分散化的同盟军（因为集权代表了市民和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其后在与专制王权的抗衡中又充当了把王朝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传统国家的重新组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动用自己在封建专制母腹中日趋壮大的组织力量对国家进行甄别、调整、规范、扬弃和重建的过程” [3]。在市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性阶级，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和改变了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力量均势，并由经济权利诉求政治权利，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巨大变化促进了封建专制体制的解体，在政权内部实现了向资产阶级政权的转换。
（二）从具体的阶级力量的博弈看，直到资产阶级完全掌握国家政权之前，代表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一直在监督和规范君主的权力，代表新兴力量批判和革新政治秩序。资产阶级通过一点一滴的权力积累，不断增加与君主和贵族旧势力相抗衡的能力，也导致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君主不得不与公民和资产阶级结盟，这也是君主的明智选择，诸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够获得新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阶层和工业资本家）以及公民通过以税收的形式向君主提供发动战争和维护政治秩序所需的财力支撑，他们也渴望国家能够提供法人团体的合法资格和保证工商业经营安全等。作为回报，君主通过建立绝对主义的国家，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统一法律，也通过国家来推行海外扩张和打击外国竞争者的重商主义的政策，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从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了维系双方之间的长久合作关系，“有势力的个人和团体通过个人或其代表频繁地聚合成各种以合法形式设立的代表制会议并与统治者或他的代表打交道，发表他们的声明，重申他们的权利，系统地陈述他们的利益，确定他们与统治者合作的条件，并分担他们分享的统治责任” [4]。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逐渐从谋求私权向染指公权转变，认识到只有谋求和分享政治权力才能更好地保护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喊出“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口号，通过参与到议会活动中来，更加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等级会议和世俗君主之间属于不同的权力中心，彼此相互制约和监督，等级会议不同于封建男爵的聚会那样随意和效力微小，而是一种更加规范和制度化的政治渠道。在等级制国家下，世俗君主的行为也不像过去那样敷衍塞责，而是更加有文化教养和更加遵守法规，在处理众多政治事务中逐渐培养起积极地向有利害关系的党派、权威人士进行咨询的习惯。” [5]正是资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谈判筹码也迫使世俗君主比较开明，建立起经过系统劳动分工规划而精心建构的常备军、警察、官僚、牧师和审判员等复杂行政官僚网络，并且实现了法律的普遍意志化和财政的理性统一，取消封建制下的各种形式的豁免权。这样，在力量博弈的过程中形成权力分享和制衡的制度设计，构成一种“新型的能反思性地得以监控的国家体系”，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体系也得以形成，代表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在其进步时期对此功不可没，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君主的权力越来越示弱，更多建立起虚君共和的体制，君主权力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国家权力。
三、资本和市场全盛时期的市民社会：社会退缩到私人领域
当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就不再是自身政权的反对者，而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者或完善者，市民社会的政治诉求也逐渐被经济利益诉求所掩盖，人们也很容易卷入私欲的市场纷争之中，市民社会的公共批判功能也就减退。原因之一在于：市民社会内部充斥的市场化演化使得市民社会的私人性逐渐取代其公共性。社会的各个领域越来越被庸俗化的市场化原则所充斥，金钱和交易也在一次次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公共领域的衰落警惕着人们需要重塑公民社会。“在建立了现代国家并完成其国内政治规划之后，资产阶级公民社会身上的革命灵魂就日益流失了。由于在整个社会中奠定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在本质上沦落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具体表现为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以改变政策的游说政治活动和在野党对执政党政府进行的各种类型的批判和监督活动。”[6]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要么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要么直接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沦为党魁来操纵政党，从原来作为抗争对象的公民社会代表置换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操盘手，自我批判和监督变得很困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和批判也是基于此，他把市民社会完全化约为经济关系和交往关系，交换原则是对市民社会的本质规定，确立了社会中的市场经济系统作为市民社会核心部分的地位。好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启蒙了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市民社会也提供了人们意见自由表达的平台，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功能。市民社会批判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二在于：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代表意见表达的公共舆论空间也被绑架了。伴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私人在缺少公共舆论表达平台前提下，容易盲目跟风或被利诱交易放弃批判功能，最终导致所谓的公共舆论是被有能力操纵媒体的利益集团包装加工、制造或塑造出来的舆论，与其说是公众通过自由表达形成公共舆论，不如说是精英或利益集团在塑造舆论。因此，“今天的公共舆论已经不再是公众在批判公共权力机关的斗争过程中经过讨论和辩论形成的，而是依赖利益集团的秘密、在政治幕后达成的，公共舆论已经‘脱离了早期的批判功能，成为资产阶级赚钱的工具’，而且还成为权势集团角逐政治的重要工具。” [7]市民社会批判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三在于：随着福利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国家走上全能国家、社会被国家化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成熟阶段，普遍走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制，政客靠福利来收买和诱惑民众的政治支持，国家为了获得持久的财力，又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资产阶级原来具有的理性批判也就被策略操纵所取代，公共性也越来越被私利性所侵蚀。福利国家本身让人吊诡的地方在于：本来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确保公平正义，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福利国家越来越难以承载财政的压力，而使其所代表的公共性被利益集团的私利性所替代，而且由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重，导致公民社会“从一个立场相对独立、具有批判精神的‘自治公域’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婢女，完全受制于现代国家的意志，几乎完全丧失了公民社会的批判精神” [8]。总之，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内部矛盾已演化为总体性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有学者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四、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三分：社会公共性回归的必要性
国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国家也因为其代表公共利益而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在人类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国家大包大揽，把各种权力集于一身，然而，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与国家权威的无限性之间不能同步，国家权力行使的向恶性和其所代表国家利益的向善性之间的张力也撕裂着国家。这也是为什么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开始重点反思如何监督和规范国家的原因所在，国家只有学会分权，让各种权力主体适得其所，也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体现国家利益。人们把眼光投向社会，发现社会是反映民意的晴雨表和培养公民的训练场，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缓冲剂，还是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滥用的平衡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有助于还原社会的自主性，也使社会被有效组织起来。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公共性的一面导致社会曾经完全等同于国家，而在市民社会的批判功能逐渐减弱之后，好不容易被释放出来的社会又沦落为仅代表个人利益的市场社会，彰显社会的私人性这一面。随着社会中的经济利益主体逐渐壮大起来，按照经济理性（最大化个人收益）和市场原则（等价交换），按照市场逻辑运作起来的私人社会也日益成长起来，为了避免社会被市场主体的完全蚕食，就要求从社会中分离出完全代表私人领域的市场领域，以便把能够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事物都交由市场来行使，遵循市场运作的逻辑，最大化地解放出个人的自主性，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效落实。即划清市场与社会的界限，既有利于发挥市场的最大化优势，也有利于制约市场无限地向社会的任何领域蚕食，销蚀社会的公共领地和社会批判功能。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衰落已经构成社会问题，引起许多社会思想家的警觉和告诫，要求提供社会组织发展与壮大的社会空间，培育公共精神，保留和增强社会的批判功能。这样，就形成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的多中心格局，也有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因为三者运行的逻辑具有鲜明的不同，国家代表的政治理性具有官方的强制性，其核心是“官本”；社会代表的社会理性具有民间的制约性，其核心是“民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理性具有个人的利益性，其核心是“资本”，这就要求充分挖掘国家、社会和市场三种机制的各自积极功能，相互汲取，通过把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吸纳到国家的治理机制中来，构建综合治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与国家不断实现了组织网络和组织意图的延伸与渗透，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也承载了较多的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不仅弥补了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而且通过组织渗透和国家意志的传输，不断拓展了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空间。” [9]通过对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重视、培育和挖掘，权力分享、责任共担，弥补仅由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的不足，构建现代治理机制。杨雪冬也指出：“国家治理机制通过与日益壮大的市场机制、新兴的公民社会机制的不断互动，形成一个结构严密、环节众多、相互间能进行‘反思性监控’的现代治理形态。” [10]在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日渐成熟的现代社会，国家构建起“反思性监控”的自我平衡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即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监管，学会分权与制衡，并给予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主空间，社会和市场不是被动的监管对象，而是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合作的对象，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更有利于社会的成长和市场的培育，更好地发挥社会和市场的功效。国家监管的手段，也要从过去暴力强制的手段走向更多利用法律、财政、金融和信息通讯等手段实施柔性监管，从而不仅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规模扩大、流动加速和社会群体多元表达的要求，而且顺应了市场化生产结构的复杂化、公民社会的民主化等更高的要求。这基于这样一个共识的达成：现代国家意识到社会管理的实质就是公共治理，它不能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包揽，还需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媒体、民众的合作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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