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历史角度“元勘”“科学文本”（scientific text），从而表明科学文本不是默顿主义者所认为的“装载科学事实的中空容器”，而是“掩盖科学之真实内情的形式化表象”，科学家的“话语”也是因境而变的。
话语分析纲领（the programme of discourse 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分析。”(11)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12)
所谓“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13)。科学文本所承载的是专门的科学问题而展开的调查所作的工作报告，论文中的语言是中性的，理论命题和实验结果用没有个人色彩的被动语态表述，以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无偏见性。但事实上，这掩盖了科学文本背后的网络建构和维持活动。研究科学文本时可以很直观地发现：科学论文都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们都遵循一些固定的规范，如用词简洁、准确，信息部分和解释部分分隔开来，叙述的直截了当，等等。这些策略和规范是一个成熟学科的内在要求，而这些惯例的形成更多地体现了权威的意见。但是，正如诺尔—塞蒂纳指出的，这种客观性的修辞策略“更多地表达了关于科学论文写作的惯例而不是科学论文作者的意图”(14)。科学研究是在目标和利益的指导下完成的，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科学研究的评价，都必须理解为含有利益的活动。因此，语言类似于实验室中的物质仪器，是用来服务于建构一篇令人信服的论文的，科学论文的这种社会性策略，不可避免地指涉了实验室所发现的东西与科学论文中所记述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种不对称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科学文本往往掩饰了文学意图，掩饰了作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商谈，掩饰了权力的干预经过其他人多次修改，最后确定的终稿已经与初稿内容相去甚远（在诺尔—塞蒂纳的例子中，作为初稿的论文因为不符合领导的意图或利益，则需要修改，如该研究中心“严格地”规定：手稿必须先由中心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审阅评论后，方可提交杂志社发表）。为了能够得到发表、获得科学界的认同，有意地进行有利于发表的技术处理，为了获得科技资源，以及对各种刊物和评审人兴趣的窥探，论文作者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不仅常常被带入一个联盟之中，而且常常附注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源，这样，这一文本就变得更技术化了，“一个文献越是技术化和专业化，它就越是变成‘社会的’，原因在于，大量的联盟必然会驱使读者脱离他们原有的立场，迫使他们接受一个作为事实的断言”。埃雷哈夫特与密立根在关于电子电荷问题争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其实验本身的缺陷，而在于埃里哈夫特的发现“不适合进入构造理论和发展现行理论框架的行列”，从而使人们对它失去了兴趣，“人们甚至不准备听他讲些什么，例如，学术会议组织者拒绝给他一个讲台”(15)等等。夏平通过研究对发生在17世纪的波义耳—霍布斯伦的文本和话语研究，也得出了科学表述的也是社会建构的结论。拉托尔称这一社会化过程为“以狡猾手段牟取利益（captation）的论证”(16)。
传统一般都认为科学与修饰无关，科学朴实而不张扬，科学的力量在于它求真的本质，“即使是一千个德摩斯泰尼和一千个亚里士多德也会被任何一个碰巧靠着自己发现真理的普通人击败”(17)，因为科学是真理，权威战胜不了它！社会建构主义者从社会—历史角度“元勘”“科学文本和话语”得出的结论却是：科学家关于自然界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在他们看来，科学已成为一种新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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