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民主》编前语介绍

编　前　语

郭定平

文化与民主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在他们讨论和分析民主政治时，无不关注民主政体的精神问题、公民教育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基础问题。在当代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论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政治学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尽管政治文化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人们对它的理解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相关研究精彩纷呈，但是自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大规模的跨国政治文化调查研究并出版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首部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以来，文化与民主的关系就成为了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迅猛增长；与此同时，民主的质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因为一些新兴的民主体制不能良好和有效运转，甚至出现了不少民主崩溃的现象。如果说民主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战略和精英博弈的问题，那么民主体制的巩固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民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这一现象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并推动了民主政治转型研究中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甚至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新高潮。一方面，很多研究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各个新兴民主国家的文化问题和公民的价值观念问题，研究人们的民主态度和民主信念，分析它们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及其与民主质量的关系。在8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就成为新的热点，甚至出现了关于儒家民主和亚洲价值观的著名讨论。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把研究焦点投向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研究西方民主的文化基础和大众支持问题。罗伯特·帕特南跟踪研究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改革并于1993年出版研究成果《使民主运转起来》，在比较分析意大利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明显差异的同时，深入剖析了这种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全面阐述了著名的社会资本理论，有力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各种规模和不同层次的社会调查普遍展开，调查数据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深入分析，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这是由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英格尔哈特等人发起组织的大型跨国调查项目。该调查开始于1990年，并在1995—1997年、1999—2001年、2005—2006年实施了调查。目前该调查覆盖世界80多个国家，全球70%以上的人口。其次是2000年的亚欧价值观调查，覆盖亚欧18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欧洲9个国家，亚洲7个国家、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由于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没有实施，因此数据缺失，研究者们只能对1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第三是世界各大洲的学者们联合实施的晴雨表调查，例如，欧洲晴雨表（EuroEarometer）、非洲晴雨表（AfroEarometer）、拉美晴雨表（LatinoEarometer）和亚洲晴雨表（AsiaEarometer）。其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有两个，一个由台湾大学的朱云汉主持，另一个由东京大学的猪口孝主持，它们覆盖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有差别，问卷内容各有特色。猪口孝主持的“亚洲晴雨表”项目自2003年启动之后，每年在亚洲的不同国家实施调查，当时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基本上在每年的调查范围之内。

在此背景下，我们编辑了本辑《复旦政治学评论》，试图结合当代民主政治转型研究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沿理论，利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资料，从比较的视野分析和探讨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跨国比较研究，包括全球范围的综合比较研究，东亚与欧洲、拉丁美洲的比较研究，东亚内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二是东亚部分国家的个案研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研究。郭定平的文章《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转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在努力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从内源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变迁三个角度分析和解释了东亚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内源性发展论强调东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赋予东亚民主政治以地域特色；创造性转化论注重吸纳外国发达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互动与有机结合，保证东亚民主具备先进政治文明的特质；适应性变迁论主张政治文化可以学习和塑造，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培养民主政治文化，体现东亚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东亚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和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该文力图为东亚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辛道辙长期研究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在《民主化：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中他通过考察发生在非洲、东亚、拉丁美洲和新欧洲（New Europe）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和公民大众领域内的民主变革，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全景描述。在回顾了先前关于制度民主与文化民主深度和广度层面上的研究成果之后，辛道辙运用实证数据和民意调查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四个地区的指标调查分析显示，其中三个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民众对民主需求不高的问题。基于这个发现，作者认为信奉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是通往大众民主化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

蒲岛郁夫的文章《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新论：亚欧十七国（地区）的比较分析》主要比较分析了亚洲与欧洲的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内涵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然而不平等的政治参与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且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对民主政治的稳定形成威胁。蒲岛郁夫运用亚欧调查的数据比较分析了亚欧17国中政治参与的状况，试图探讨平等的政治参与同民主政治稳定的关系。与先前认为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政治参与会对民主政治稳定产生负面效应的看法不同，作者在此项研究中发现，完全可以在降低政治参与差异水平的同时保持着政治稳定。

恒川惠市和鷲田任邦的文章《东亚与拉美民主信念的比较分析》则着重比较了东亚与拉美的民主信念问题。一个民主国家要想稳定持续就必须使得那些高度不满的公民能够信守民主制度。没有这种民主信念，民主制度将是不稳定的。即便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新兴民主体制也会因为公民的失望和动摇而陷入险境。该文首先根据“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Earometer）数据来测量几个亚洲国家的民主信念水平，然后通过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阐明亚洲各国民主信念的特征。随后，作者再次通过与拉丁美洲的比较，分析了那些与亚洲民主信念相关联的因素。

王正绪的论文《东亚儒家社会的后现代价值观及其政治意义》研究了东亚的后现代价值观及其政治意义。他娴熟地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分析亚洲晴雨表调查的相关数据，证明经济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正在改变东亚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们从强调勤奋工作、取得成就等向强调生活质量（享受）、自我表达以及更加充实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种观念变化的影响下，人们变得更加支持平等，对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也更加宽容。这些社会现代化后出现的价值观被称为“后现代”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较强的人们在政治上更加活跃，表现在他们更加积极地争取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加倾向于民主政府。同时，他们也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廉洁、奉行平等和包容的公共政策、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这些都意味着，随着中国等东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后现代价值观的加强，这一地区的人们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要求政治向更加民主、政府更加廉洁有效、社会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方面，虽然研究者们的视角各不相同，研究的具体对象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均关注文化变迁和民主政治发展，为我们展示了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化的生动画面。刘建军的长篇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中国知识群体的“当代特质”及其“介入机制”作为研究视角》研究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变迁问题，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既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统的一种内在契合性，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思潮既是中国近现代悬而未决的一些重大命题的遗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导致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日益高涨的世俗化运动在消解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距离的同时，也为不同政治思潮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在告别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思维惯性之后，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共荣空间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演进的基本逻辑蕴涵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对它所产生的规定性之中。作者认为政治思潮的多元并存与市场化导致的知识群体的分化密切相关。正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群体逐渐拥有了一份不同于传统和西方社会之知识分子传统的“当代特质”。总之，政治思潮的本质特征在于介入，因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指向不同，政治思潮的介入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文章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为三重面向：作为颠覆力量的政治思潮，作为重构力量的政治思潮以及作为治疗力量的政治思潮。

香港大学林蔚文的论文《香港的政治价值观与民主发展》结合民主信念和亚洲价值观考察香港政治价值观的特征，重点关注民众对民主的态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政治多元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程度。研究发现，香港人的民主信念是矛盾的。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民主化、经济发展与政府效率之间的矛盾时，人们并不总是认为民主是最合适的优先选择。因此，作者提出，解决在香港人中普遍盛行的关于民主、经济发展和效率之间内在关系上的矛盾心理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人们被赋予更多的权利，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深对民主内在价值的理解，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也能施加实际的影响力，那么香港人的民主信念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日本著名政治学家猪口孝的论文《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通过论述长达五个世纪的文化变迁来对日本民主发展进行反思。作者认为，当能够鉴别外来因素对日本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鉴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形成背后所潜在的文化因素，并将其与五个世纪里日本政治民主的发展相联系，那么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就变得相当清楚。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家朴赞郁的论文《韩国国会的信任危机：民主巩固的阻力还是动力？》通过研究韩国国会的信任危机问题揭示了韩国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自1987年6月开始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以来，韩国的民主已经持续发展了二十余年，韩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但是，21世纪初期韩国国会陷入了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很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的公民还对国会抱有信心。公众信心的下降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对政党之间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家在议会政治中缺乏和解的能力感到悲观失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巩固不可能离开公民对代议机构的信任得以实现。为此，国会议员必须改变行为方式，以赢得民众对他们行为的赞赏。他们应当努力将政党转型为政策导向的、负责任的、内聚型的政党。同样，政党也应该调整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建立跨党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李文的论文《儒家文化与新加坡民主政治》论述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儒家文化根源。他认为，新加坡社群主义民主强调群体、政府与国家的重要性，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出发，奉行好政府主义，实施精英政治，限制结社与言论自由，强调互助与和谐。新加坡的民主政治与儒学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观念，“行仁政”学说，重视家庭关系的伦理观以及强调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的“天下观”之间具有内在传承关系。马来西亚的两位著名政治学家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u）、罗国华（Francis Loh Kok Wah）的论文《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多种族社会的竞争性发展主义》基于亚欧价值观调查项目对马来西亚人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状况，认为“发展主义”取向可以用来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研究发现，马来西亚人十分相信和信任国家能力，这在文化上必然导致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型国家。只有“发展主义”能够解释马来西亚人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进程。在政治行为方面，马来西亚人普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玩忽职守提出严厉批评。或许，这正暗示着“新政治”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根发芽。马来西亚人是强烈的国家主义者，但同时也显示出浓厚的种族和宗教特征。从调查来看，马来西亚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参与性特征，但仍带有浓厚的发展主义和种族色彩。

本辑《复旦政治学评论》的编辑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当然首先是因为各位作者能够把他们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惠赐给我们，使得本辑内容能够较好演绎主题和深化主题。其次，在编辑的过程中，葛传红、赵晶、朱佳峰、朱哲莹、陈薇、汤波、赵银亮、臧璐杰、施丽丽等为我们提供了英文论文的翻译初稿，郇雷协助进行了校订。出版社编辑、学院评论编辑部的同仁对编辑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鼓励和宽容。在此特致衷心的谢意，并欢迎各位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201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