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自传入日本之后,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普遍践行的唯一准则。受当时日本社会结构的限制,儒家文化与同样外来的佛教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外来的儒、佛思想更多地被日本上层社会所接受,在日本下层社会则是固有的神道思想占主导地位。“就是在上层、中央,儒佛思想也没有取代神道思想,神道思想仍作为吸收外来思想的基础起着根本的作用,儒佛思想只不过被借来强调、加强固有神道中的一个侧面,即上对下的支配关系。”[42]日本的宪政经历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的,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受辱的状况。日本的统治上层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质疑,逐步地在社会各个领域接近先进的西方。从幕府时期、维新时期到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家福冈孝弟(藤次)曾向政府提出:要改变以往模仿中国官僚体制的状况,转而模仿西方以公议机关为核心的政府模式。日本政府接受了福冈孝弟(藤次)建议,并委托其起草政府改革方案。同时,日本明治初期发生的历时10余年的以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为主旨的政治运动,也推动了日本国民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在这些政治变革和民主运动中,“三权分立”思想、新闻自由等西方宪政文化的基本要素逐步得到日本社会大众的接受与认同。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观念,也推动了日本社会积极传播和宣传西化思想和文化,对促成日本的立宪政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脱亚入欧”的思想仍对日本国民具有重要影响。2005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3%的日本人不认为日本属于亚洲。[43]1947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教育基本法》,这部法律是日本政府参照了由美国教育界人士提供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方案而制定的。它贯彻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全面发展个性,力求培养身心健康的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尊重劳动,具有高度责任感,富有独立精神,成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并且,以法的形式将民主主义道德价值观确定为主要的教育内容。[44]据日本政府1980年的一次民意测验统计,在年轻人中,渴望“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者占71%以上,而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益的人仅占9%稍多一点。[45]
日本与德国一样,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依靠占领军的外力推动转变为自由宪政体制国家的。这种转变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在于,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依靠强制力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而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有时需要借助正式规则的贯彻,以增进非正式规则的有效性。而新的正式规则可能会对修正或代替旧的非正式规则产生作用。近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变革和在战后实施的和平宪法为日本输入现代宪政文化的理念奠定了基础,“二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激发了日本社会民主力量的壮大。在野党和民众通过宪法诉讼、和平反战运动、反对公害运动等形式有力地维护了宪法,使一部分力图修宪的政治力量始终没有获得成功[46]。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和平宪法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已经被很多日本国民接受。执政的日本自民党2005年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推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舆论哗然,声讨之声铺天盖地。不仅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在野党提出尖锐批评,大江健三郎等作家、市民也纷纷成立“保护宪法九条之会”,坚决捍卫1947年生效的和平宪法。“保护宪法九条之会”遍布全国各地,共有3 000个。《朝日新闻》在2005年5月份的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修改“和平宪法九条”的人为51%；《每日新闻》2005年10月份的调查得出,反对修宪的人高达62%。日本国民半数以上反对日本放弃和平宪法。[47]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到1952年美国占领军从日本撤军的时候,日本的宪政文化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日本社会对和平宪法的阻力已经大大减小,新宪法在国民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广泛支持,日本国民成功地实行了宪政转型并建立了民主政府。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在于,新制度的实施使得曾经被军国主义摧毁的宪政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广大国民成为与新制度适应的文化载体,并带来大众政治文化的变迁。”[48]当然,也有中国学者从当前日本主要政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日本政治文化的转型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说在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更多地体现着民族性、发展主义和在较低层次上的民主性的话(尽管有的政党高扬自由民主的旗帜,但其实现程度是有限的),那么日本政党的意识形态则较多地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它是在较高程度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上体现着全民的利益和要求,尽管在这方面它与欧美国家的政党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或者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或者是由于其政治发展和政党发展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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